精神病人刺杀里根事件(下)

　　欣克利给福斯特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诀别信：“亲爱的茱迪，当我行刺里根时，我本人极有可能已当场身亡。”“我 之所以铤而走险，实因迫不及待地要感动你的芳心……以牺牲我个人自由，甚至可能生命的方式，希望能够改变我在你心目中 的形象。”这封信后来成为辩方律师证明被告精神错乱的重要证据。

　　□本报特约撰稿人陈伟

　　根据医生诊断，欣克利父母与儿子开诚相谈，希望他确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目标。欣克利当即表示，自己的人生理想 是当作家，听说名校耶鲁正在开办一个“作家训练班”，希望能够入学深造。父母闻之大喜，当即慷慨解囊。实际上，欣克利 对父母耍了个心眼儿。他当时已通过媒体报导，得知福斯特入学的新闻。

　　1980年初秋，欣克利来到耶鲁，整天在校园里瞎逛，寻觅意中人的芳踪。虽然曾多次与福斯特迎面相遇，他却临 阵怯场，害羞脸红，欲说还休。没胆量正面强攻，欣克利只好侧面迂回，多次给福斯特打电话、写情诗、送鲜花，情深意切， 爱意绵绵，结果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追星不成，欣克利极度沮丧。他给父母打电话，抑怨耶鲁之行令人失望，要求回家养病。实际上，此时他已暗下决心 ，要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赢得意中人的爱慕。于是，他尾随正在全国各地竞选连任的卡特总统，企 图行刺。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得手。回到科罗拉多州家中后，欣克利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他的父母再次请来心理医生。这次 ，欣克利谈吐谨慎，守口如瓶，对医生隐瞒了追星失败、购买枪枝、谋图行刺总统等内心隐秘。医生检查后得出同样结论，欣 克利一切正常。

　　1980年12月，摇滚巨星列侬在纽约遇刺身亡。噩耗传来，欣克利悲痛欲绝，专程前往纽约，参加了纪念列农的 烛光晚会。回家后，他仍然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欣克利父母深感不安。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一个25岁的大老爷们儿，一 天到晚赖在父母家中，好吃懒作，花钱似水，不务正业，一事无成，实在令人耻笑。相比之下，欣克利的哥哥勤奋上进，学有 所成，已成为父亲公司的副总裁。1981年3月下旬，根据心理医生的建议，欣克利父亲痛下决心，把不成器的儿子扫地出 门，让他独立闯荡，自食其力。

　　被扫地出门后，欣克利前往首都华盛顿，住进距白宫只有两街之遥的一家旅馆。根据白宫提前公布的总统日程安排， 他开始谋划行刺里根。行刺前两小时，他模仿《出租车司机》中的情节，给福斯特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诀别信：“亲爱的茱迪 ，当我行刺里根时，我本人极有可能已当场身亡。所以我现在给你写这封信。”“向你承认，我之所以铤而走险，实因迫不及 待地要感动你的芳心……以牺牲我个人自由，甚至可能生命的方式，希望能够改变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在欣克利行刺案中 ，这封意乱神迷的诀别信至关重要，后来成为辩方律师证明被告精神错乱的重要证据。

　　欣克利被捕入狱后，联邦政府起诉他犯有非法购买、拥有、使用枪支和谋杀总统、重伤4人等13项重罪。欣克利虽 然“罪大恶极”，但是，在正当程序的保护之下，他仍然受到了公正的处置。白宫特警、联邦特工、刑警、监狱官等不厌其烦 ，先后4次向他宣读了“米兰达警告”，谨慎耐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唯恐出现程序性失误，影响最终审判结果。每次听完 警告后，欣克利清醒冷静，表示要尽快与父亲的律师取得联系。这样，“米兰达规则”给警方造成了很大困难，审讯被迫中断 。律师出场后，立刻宣布欣克利是“精神病患者”。于是，控辩双方都派出精神病专家，察其言，观其色，进行了长达3个月 之久的心理诊断和分析。他们还对与欣克利打过交道的各界人士，诸如心理医生、机场警卫、旅馆服务员、案发现场的特工警 察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取证。

　　1982年4月27日，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欣克利案。控方律师和医学专家认为，欣克利虽然精神怪异，行为乖 张，不可理喻，但是，他并非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他谋划行刺卡特总统和刺杀里根总统之举，并非精神失常，鬼迷心窍 ，而是在神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蓄谋已久，精心策划，冷血实施。因此，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刑事责任。

　　辩方反驳说，欣克利毫无政治动机，手无缚鸡之力，甘冒杀身之祸，以荒诞不经的方式追星，其想法和行为异于常人 。从医学角度而言，他是一个典型的“妄想狂”型精神病患者，把自己与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虚构角色混为一谈，异想天 开，神智错乱。因此，被告不应负任何刑事责任。

　　精神病症：

　　无法确证引争论

　　那么，欣克利究竟是精神错乱，还是“装疯卖傻”呢？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但至今仍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答案。人类 的精神病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千古之谜，既无明确统一的诊断标准，亦无疗效良好的治疗手段。进行临床诊断时，出现“公 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现象，实属正常。

　　庭审时，欣克利父亲出庭作证，言之凿凿，老泪纵横，深深地触动了陪审团。他痛苦地回忆说，儿子自幼胆怯害羞， 与人为善，若非意乱心迷，精神分裂，绝对不可能铤而走险，干出谋杀总统这种骇人听闻的暴力罪行；自己身为父亲，数十年 来忙于生意，极少过问孩子的成长教育。儿子长大成人后，又未能发现孩子的心理疾患，反而采取“休克疗法”，将他扫地出 门，以致铸成弥天大祸，如今追悔莫及。他向法庭表示，希望父代子过，换得儿子今生平安无恙。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规则主要有两条：一为“麦纳顿规则”(M'Nagh tenRule)，又称”对错规则”，即如果被告人因某种精神病影响而缺乏理智，在案发之时不知其行为的性质或对错， 则被告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另一个是著名的“德赫姆规则”(DurhamRule)，又称“结果规则”。在普通人心目中 ，只有又疯又傻、又痴又癫、满地打滚才算精神病。可是，“德赫姆规则”的定义颇为宽泛，甚至连“情绪缺陷”(Emot ionalDisability)也算精神疾病；由此，如果被告的行为系精神错乱或情绪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则不负任何 刑事责任。

　　更要命的是，依照当时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在涉及精神病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中，控方负有“举证重任”(TheBu rdenofProof)，即由控方阵营证明被告精神完全正常，应负刑事责任。可是，由于精神病鉴定并非“科学”，判 断一个人是否患病及其严重程度的标准，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致使控方很难毫无争议地证明：案发之时被告的神智百分之 百正常。仅凭欣克利留下的那封诀别信，辩方就可以提出合理挑战，断言欣克利鬼迷心窍、精神分裂。与此同时，美国法律还 规定，只有当肩负“举证重任”一方呈堂的证据确凿无疑，丝丝入扣，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时，陪审团才能将被 告定罪。这些法律和规则，实际上是为刑事案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法律和诉讼规则偏袒之下，虽然欣克利似乎只是位轻度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在法庭诉讼中却占尽先机。1982年 6月21日，陪审团裁定：欣克利无罪，理由是他作案时精神错乱。法官宣布：把欣克利送往华盛顿市一所名叫圣伊丽莎白的 精神病医院，接受监护治疗。对此判决，欣克利本人无动于衷，其父百感交集，案后辞去公司要职，捐赠巨额财富，在华盛顿 市郊成立了一个资助精神病研究和鉴定的非赢利性基金会，并出任董事长，成为小有名气的慈善家。

　　判决公布，举世皆惊！欣克利蓄谋已久，谋杀总统，重伤4人，罪大恶极。可是，法院审判的结果，却是被告精神错 乱，不负刑事责任。里根总统本人不但未对刺客进行蓄意报复，而且在得知欣克利为精神病患者后，立刻在医院病房中为他祈 祷平安。伤愈出院后，里根一度异想天开，打算邀请欣克利来白宫见上一面。因这个想法荒谬绝伦，在总统幕僚苦劝之下，里 根最终打消了这个好莱坞式的荒诞剧念头。

　　在精神病院，欣克利接受治疗，度日如年。1984年圣诞节前夕，即判决仅两年后，据医生诊断，认为欣克利病情 大有好转。经院方同意，每逢佳节假日，他可以在医务人员监护下，回家与父母团聚。从医学角度而言，与家人团聚，而非与 世隔绝，将有助于精神病人恢复心理健康。

　　20年后，2003年12月17日，联邦法院裁决，欣克利可以在没有监护的情况下，回家探望父母。南希大惊失 色，公开抱怨，她对媒体表示：“我和我的家人对这一裁决深感失望！”碰上这种法院裁决，的确易使受害者家人心理失衡。 里根总统当年岂不是白挨了一枪？

　　保护“人权”，

　　也要强调“人责”

　　走笔至此，不由得想起轰动一时的日本法律题材影片《刑法第三十九条》。该片摄于1998年，极具特色，轰动一 时，众说纷纭，毁誉相间。导演森田芳光在日本电影界颇有声望，因执导情爱作家渡边淳一的名作《失乐园》而声名大噪。影 片以有争议的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条为出发点，以冷酷的风格，忧郁的色调，离奇的情节，疯狂的犯罪，叙述了一个向现行法律 公开挑战的故事，深刻地表现了人性中的冲突挣扎、痛苦复仇和精神分裂。尽管影片因情节离奇、主题大胆而备受争议，但是 ，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法律公正性和复杂性的全新视角。

　　影片以秦田牧夫妇双双遇害的惨案开始。凶案嫌犯柴田正树是个舞台剧演员，他乖乖地招供了自己是杀人凶手。庭审 首日，法官问柴田：你对检察官宣读的供词有何意见？柴田却当场念出了莎剧中的独白。鉴于这种异常举动，辩护律师要求法 官委托精神科法医提交鉴定报告。经观察珍断，法医在鉴定报告中得出结论：柴田患有精神分裂症。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身心不正常者所犯行刑，不应受到惩处”；“身心有缺陷者所犯罪刑，应予减刑”。

　　在柴田即将逃脱法律惩罚之时，法医的助理小川却感觉到，柴田似乎不像无法控制自己的残忍杀人犯。她凭直觉判断 ，柴田的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很可能是假装的。由此看来，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明确的“科学标准”，影片中经验丰富的法医 和初生牛犊小川就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临床诊断。那么，柴田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即使小川的判断正确，柴田仍然没有明显的杀 人动机。

　　小川向检察官解释了自己的疑惑后，检察官委托她再写一份精神鉴定报告。小川备受多方压力，开始暗中调查柴田的 背景，试图找出凶杀案的幕后隐情。几经波折，她终于发现，受害人秦田牧15岁时，曾杀害一名女童。而这个女童，正是柴 田的妹妹。然而，法院却接受了秦田牧精神错乱的法医鉴定，依照刑法第三十九条，判秦田牧无罪，经6个月的监护治疗后释 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秦田牧出狱后居然过得相当不错，考上了大学，成家立业，婚姻美满，娇妻怀孕，家庭幸福，事 业成功，前途光明。相比之下，柴田的家庭却因妹妹惨死而崩溃，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伤心过度，忧郁而终；自童年时代的悲 剧开始，柴田的心理、人生和感情历程凄风苦雨，挫折失败，内心充满痛苦和挣扎。为了报复凶手，柴田不惜抛弃身份，伪装 精神分裂，残害秦田牧夫妇，报复和嘲讽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荒谬性。

　　在影片中，柴田行凶并非一时冲动，偶然起意，而是长年痛苦和压抑下的心理积累。在追寻秦田牧的过程中，柴田的 犯罪心理也不断产生微妙的变化，这正是此片的戏剧性和紧张度之所在。秦田牧的“致命毛病”在于，他免罪出狱之后，婚姻 美满，事业成功，有点儿“过分正常”、“过分幸福”了。致使柴田深受刺激，心理变态，走火入魔，最终走上了冤冤相报的 罪恶之路，不惜以凶残手段杀害被无罪开释的案犯及其无辜的妻子，报复不公正的法律和社会。

　　那么，究竟是秦田牧精神失常、行凶杀人？还是柴田心理错乱、残忍报复？还是刑法第三十九条荒诞无稽、放纵罪犯 ？还是精神病鉴定荒谬不经、漫无标准？这部影片给世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空间。

　　在保障基本人权以及“刑事责任能力”的思考下，世界很多国家的刑法都专设相关条款，减免或免罚身心不健全者所 犯罪行。如德国刑法第20条，美国刑事司法中的“麦纳顿规则”和“德赫姆规则”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精神病现象 错综复杂，诊断缺乏标准，治疗缺乏良药，精神病无罪辩护漏洞甚多，令人深感困惑。

　　人真的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吗？是否只有将案犯千刀万剐才能弥补受害者的心灵创伤？已治愈的精神病患者难道 就不能生活美满、获得宽恕？会不会有人装疯卖傻、逃避刑事责任？在极力保护“人权”的同时，是否也应注重强调“人责” ？如果没有守法负责、心态健全的公民社会相配合，自由、民主和人权皆有可能误入歧途，导致治安失序、广场暴民和社会动 乱。

　　欣克利案及其判决，凸显修改精神病无罪辩护程序和枪支管理立法的紧迫性。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精神病辩 护改革法案》，“从严控制”刑事案中的精神病无罪辩护。该法规定，今后在此类案例中，改由辩方(被告)阵营承担“举证 重任”。若辩方律师呈庭的证据稍有漏洞，不能达到“超越合理怀疑”的严格标准，则被告有罪。此款法律改变了偏袒嫌犯的 旧规则，极大地增加了辩方打赢官司的难度。与此同时，美国各州也纷纷修改法律，总的趋势是严格限制滥用精神病无罪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