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打西安事变第一枪”

　　70年前一个冬日的凌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国家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逼蒋抗日发动了兵谏，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70周年前夕，记者专访了当年参与“捉蒋”的张学良将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的儿子王文成。

　　“是我父亲打了西安事变第一枪。”王文成说。

　　“昨晚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

　　王玉瓒生于1896年，字宝珩，辽宁省黑山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是民革成员，担任过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常委。他18岁参加了东北军。1936年春，王玉瓒奉张学良电召率部赴西安，担任张良学将军卫队第一营营长。

　　王文成向记者复述了其父的生前回忆——

　　1936年12月11日下午4时许，他正在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的头道门带领卫兵值班，力劝蒋介石抗日但遭严词拒绝的张学良从头道门出来，令其跟随回西安城里的张公馆。王玉瓒随张学良走进客厅后，张学良让他关上门，用十分严峻的眼光打量了王玉瓒一阵，然后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王玉瓒意识到要发生大事，便坚定地说：“蒋的侍卫只二三十人，华清池外的宪兵也不过几十人，我带步、骑300多人去，保证完成任务！”张学良又命令：“你营是华清池头道门守卫者，应先行动！”他还细心嘱咐：“你们要改穿蓝色军装，以便打起来能跟蒋的侍卫穿的黄军装区别开来。”随后，副官谭海告诉王玉瓒，行动时间定在次日拂晓。

　　12月12日凌晨，王玉瓒回到部队，向一营骑兵连长传达了“捉蒋”命令，并令他们包围华清池外围，逮捕所有外逃人员。然后，王玉瓒赶到灞桥镇，命令手枪排排长金万普带全排士兵迅速赶到华清池参加行动。待所有安排妥当后，王玉瓒带领连长王世民以及正在头道门值勤的排长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紧接着，趁夜色悄悄摸向二道门，同时告诉部下以自己发出的枪响为令。

　　当日凌晨4时许，王玉瓒见时机已到，便连开3枪：命令一营战士进攻，同时通知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所部从灞桥镇迅速赶来参战。紧接着，王玉瓒一枪把哨兵打倒，随即率王世民等人冲进二道门。蒋介石的卫士被惊醒爬起来出门抵抗，双方展开了激战。这时候，孙铭九带领的50多人赶到，并加入战斗。

　　王玉瓒等人冲到蒋介石的卧室，发现床上没人，掀开被子，察看床底，均不见人，只有黑斗篷还挂在衣架上，判断蒋逃跑了。心急如焚的王玉瓒急令士兵四处搜索，通过遗落在后墙脚下蒋介石的一只鞋，断定他可能已越墙逃上后面的骊山。于是，王玉瓒带一营从左侧搜山，孙铭九带二营从右侧搜山。此时，天色微亮，满山都是捉蒋官兵。躲在乱草里的蒋介石被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等发现，众人一齐跑过去，把蒋介石架下山。下山后，光头赤脚的蒋介石坐在公路上，急切地问：“张学良副司令在哪里？”

　　王文成说，“父亲完成任务后，第二天早上回到家，母亲询问：‘你昨晚到哪儿去了？’父亲幽默地回答：‘昨晚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

　　“捉蒋英雄”归隐民间40年

　　西安事变后，王玉瓒去了哪里？王文成说，他父亲生前曾告诉他：“七·七事变”后，他率部在华北战场参与对日寇的正面作战。之后到贵州，在中国红十字会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担任军事学教官兼学员大队队长。后又到昆明，担任云南省荣誉军人第23临时教养院院长。这里接收的多是从缅甸抗日战场退下来的伤兵，王玉瓒在这里带领伤员学习、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1949年冬天，由陈赓、周保中两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最高军政长官的卢汉征询各军政负责人关于起义的意见。王玉瓒作为云南荣誉军人第23教养院院长，率千余名官兵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接收云南起义的电文上签了名。1950年7月，解放军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按照父亲等人的要求，出资送云南起义人员连同眷属返回各自原籍，并派解放军代表沿途照料。王文成回忆说，他随父亲回乡途经北京时，刚好赶上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庆，满大街是喜庆的标语。回到东北后，王玉瓒见到了离别20多年的九旬老母亲。从此，王玉瓒夫妇带着6个子女，在辽宁省黑山县，开始了隐居生活。

　　面对社会上有关西安事变“捉蒋”过程的各种“版本”，1979年6月，80多岁的王玉瓒，用他那颤抖的左手扶着颤抖的右手，以每天最多300字的速度，客观而真实地写下了关于这一段历史事实的回忆。王玉瓒老人的命运，也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转变。

　　“我们起初不赞成和平解决”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关于西安事变的“捉蒋”过程，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回忆”及影视作品。王玉瓒作为当年“捉蒋”过程的亲历者，便把这一段历史，化作一封封书信，从落户的基层派出所，一直寄到叶剑英同志手中。“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年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我们这些军官起初是不赞成和平解决的。一天晚上，张学良副司令让副官处通知我们七八个军官到张公馆开会。刚刚落座，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就进来了。周副主席身着灰棉衣，面孔有点消瘦，眼眉很重，两眼特别有神，我就坐在他的斜对面；叶参谋长微胖的脸庞十分白净。我本来也是不赞成放蒋的，听了周副主席半个多钟头要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谈话，觉得句句都讲在理上，启开了我们的脑筋，我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主张。’”王文成说。

　　王玉瓒写给叶剑英的这封信，长达6000字，信的结尾这样写道：“关于从西安事变到现在的这43年中，我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捉蒋和云南起义这两件事，如果需要调查核实，请向我提出的见证人，征取书面证明，即可完全清楚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很快把王玉瓒的信批转，并责成辽宁省委“速办”。

　　1986年和1996年，北京分别举行了西安事变纪念活动。因王玉瓒老人已于1984年病逝，全国政协分别邀请王文成的大哥和大姐参加纪念活动。“今年，我将代表父亲参加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活动。”王文成说，“我们想做的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遗憾了！”

　　新华社记者李亚彪(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