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厂女工生下乌黑婴儿（图）

　　镉毒员工

　　广东电池厂上百工人体内镉超标有人超标几十倍

　　2006年11月中下旬，惠州市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镉超标女工诉著名电池品牌超霸电池厂商的案子。这已经是女工们在两年内第三次走上法庭要说法。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早在2004年8月，惠州市政府曾经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政府与厂家已达成四条协议，今后不论多少年，哪怕是30年，镉超标和镉中毒的工人们的权益都会得到保护。然而大部分女工却认为这只是厂方的一个骗局。

　　电池厂青年女工

　　仨女工今年相继死亡

　　2006年1月，打工妹付洪琴死在了自己的四川老家。临死前，她给妈妈的遗言就是：我真不该进那个厂，我进那个厂好苦啊，苦得没法说。

　　19岁那年，付洪琴带着美好的梦想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惠州先进电池厂，当了一名女工。此时的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在给工厂领导的一封信里，她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幸运儿，幸运地进入贵厂成为其中的一员。希望厂领导给我一个发挥我特长的机会。我能尽力做好每件事情。

　　付洪琴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她经常加班加点却毫无怨言，而且为了感谢给她工作机会的这个城市，年轻的付洪琴还曾经悄悄地去过惠州人人乐商场献过血。

　　2004年5月份，付洪琴的双腿肿了起来。当地医院说是急性肾炎。付洪琴请假回到了四川老家，检查结果是肾功能不全，慢性肾早衰。付洪琴慢慢变得行走困难，还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排泄不出去的毒素开始侵蚀她的皮肤和其他器官。

　　像付洪琴一样腿肿的女工，这家先进电池厂的刘红妹见过好多个。刘红妹在这家电池厂干了将近10年，她记得她们的腿好肿，从脚开始到大腿上全部是很肿的。

　　今年1月份，付洪琴死亡的消息传到广州，然后接着到2006年8月份之前，又有两名女工也相继死亡，这让刘红妹和其他工友感到非常惊慌，时常会抱到一起失声痛哭。刘红妹告诉记者：“现在死了三个人。对我们打击很大……有种感觉，好像很快就轮到我们了……”

　　电池厂女工生下全身乌黑的婴儿

　　女工生下全身乌黑女婴

　　就在先进电池厂的电池女工们感到不安的时候，惠州另一家著名的电池厂——超霸电池厂工作的谭玲，也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被查出肾有问题。谭玲告诉记者：“尿里面蛋白尿和血尿太高，医生说再不治疗就没命了。”谭玲被告知，她的肾小球开始硬化，而这正是尿毒症的先兆。谭玲在超霸电池厂工作也将近10年，这个消息很快传开。电池女工们担心，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付洪琴。

　　究竟谁会是下一个肾病的受害者，现在很难说。但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女工出现了异常症状。记者遇到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超霸电池厂女工，她刚到医院去做过检查，她的尿里面出现了红血球。

　　周华琼也是电池厂的女工，就在付洪琴等工友相继患病的时候，她正好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女儿柔柔一落地，她就吃惊地发现孩子跟其他婴儿完全不一样，孩子全身乌黑，脸部还有血管瘤。周华琼告诉记者：“刚开始生下来是乌黑乌黑的，她只有肚子上是白的，其他全都是像这样子的黑。”记者看到柔柔的皮肤呈现一种类似淤青的黑色。柔柔已经两岁了，她带着孩子去了很多家医院，但医生都不知道这个小女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岁的柔柔现在就已经不喜欢别人看她，或者讨论漂亮不漂亮的话题。

　　有人体内镉超标几十倍

　　付洪琴、谭玲、周华琼，她们来自不同的乡村，她们都来到惠州的电池厂里打工。由于她们所在的工厂都生产一种镍镉电池，所以在她们工作的这些年里，她们一直都与一种粉红色的粉末——镉粉接触，但女工们并不知道镉粉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

　　刘红妹告诉记者：“新工人进厂，大概在半个月内，才会慢慢习惯那种味道，非常的臭。机器压下来，砰的一声，非常响，粉尘就马上可以呼吸得到。正常人如果进到我们车间，他是没法呼吸的。”当时女工们的确戴口罩，但下班一取下那个口罩，鼻孔里面都有红红的粉。女工们在工作中不仅常年直接吸进镉粉，而且连吃饭喝水都是在封闭的车间里进行。

　　镉是一种重金属，它通过呼吸道和食道进入人体后，主要伤害肾脏和骨头，而且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

　　2004年的夏天，经过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诊断，177名电池厂工人体内镉超标，有的人超标几十倍，2名工人达到了镉中毒的程度。这个数字后来还有增加。由于目前对镉还没有特效药，女工们很多都出现了腰痛、骨痛和早衰的情况。很多女工进厂的时候都是18到25岁之间，她们说：“整个青春都奉献给这个公司。什么也没得到，只得到了一身病。”

　　在一张镉超标工人的名单上，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些女工们的青春。她们在电池厂工作了10年、12年、15年……

　　一时间，电池厂女工与电池厂家矛盾尖锐起来了。

　　一次性补偿未超两万元

　　惠州的超霸电池有限公司、先进电池有限公司以及深圳的捷霸电池有限公司都先后爆发了镉伤害职业纠纷事件。

　　这三家电池厂原来都是香港公司在内地投资的，法人都是许永新。在其中一家电池厂的营业执照上，写着镍镉电池基本上全部销往国外。镍镉电池由于造价便宜，在中国大陆产量一直很大。

　　超霸电池是一个著名品牌，在惠州市，它还是当地电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纳税大户。这次纠纷惊动了惠州市政府，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其间，有记者问时任惠州市副市长的许光：“如果真有工人排镉需要很长时间，会管他30年吗？”许光副市长表示：“会，不管是多少年限，我们政府将督促企业要永远地把它搞下去。”三家电池厂的法人许永新也表示：“法律的责任我们是全部承担的。”

　　最后超霸电池厂、先进电池厂跟惠州市政府达成四点协议，看到有政府撑腰，付洪琴的爸爸觉得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付洪琴的爸爸说：“他把我们安抚了。领导要出面，让卫生局把我们领到医院去。”付洪琴在市卫生局局长亲自过问下，被送进惠州市中医院治疗。

　　新闻发布会后，先进电池厂很快关闭了。超霸电池厂关停了镍镉电池生产线。如今的车间比较通风，还补充了多项职业保护的规章制度。转产后的电池厂又开始大量招收女工，一群群像付洪琴当年那样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们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成为一名女工。所有人都以为这场职业伤害纠纷已经平息了。

　　然而新闻发布会后，女工们和厂家的矛盾却反而一再升级。

　　刘红妹告诉记者：“这是一个骗局，就是骗了我们工人离厂之后就什么都不负责了。”

　　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协议之一是，镉超标者的指标没降下来之前，厂方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但工人有权和厂方解除劳动合同并索取适当赔偿。包括刘红妹在内的大部分女工都选择解除劳动合同。

　　刘红妹告诉记者：“当时我们再回那个工种去上班，我们真的非常害怕。那时候我们听到这个镉的消息之后真的全部人在哭，以为几百个人会马上死掉。因为医生说没有药。”

　　女工们惊魂未定，而电池厂方要求必须在3到15天内作出决定。大部分女工最后选择和电池厂解除合同，她们得到了3000、8000、2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偿金。女工们认为电池厂商当时利用了女工们的恐惧心理。周华琼拿到了8000元，解除合同。

　　周华琼告诉记者：“就是赔这一点，这样子，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补偿。如果根据我们以后病情的发展，那8000元又算什么呢？进了医院，你那8000元又能做得了什么？”

　　数百女工三次状告电池厂

　　从惊慌中缓过神来的女工们，很快意识到，仓促解除合同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2005年65名女工第一次联合起来向法院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但法院没有立案，女工们失败了。

　　惠州市政府与电池厂商达成的另一条协议是要严格按照《劳动法》处理，保护镉超标和镉中毒的员工。超霸电池厂的谭玲本来可以在这条协议下高枕无忧，可事态发展急转直下。

　　谭玲本来就是镉超标，又加上手臂工伤六级，本来按《劳动法》规定，就不应该解除劳动合同。为了放心起见，谭玲还特意单独跟超霸电池厂签了协议，协议是这样写的：“手伤没好之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

　　可以说谭玲是上了劳动法、政府协议、个人协议三重保险。今年5月谭玲出现了肾小球硬化的严重问题，超霸电池厂得知此事后，以无故旷工为由，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

　　谭玲告诉记者：“我没有跟超霸解除合同，是超霸这样强行把我赶走，我本来就是你厂里的员工，你想一想我的手这个样子，我怎么生存，我生病成这个样子。”

　　谭玲立刻申请了劳动仲裁，但仲裁庭却判解除劳动合同有效。

　　谭玲告诉记者，她的感受是，只要一听是超霸厂的，法律援助人员的态度立刻就变了。虽然单方面解除了谭玲的劳动关系，但厂方给谭玲的存折上一次性打入了5万元。对这笔没有任何解释的款项，谭玲表示自己不能动用，工伤加上肾病，自己的问题不是5万元就可以解决的。

　　电池厂女工们并没有放弃，既然不能恢复劳动关系，女工们决定为自己要一笔公道的健康赔偿金，2006年上半年，224名女工联合起来，再次把电池厂商送上法庭，要求每个员工补偿25万元。法庭认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对可能出现的疾病进行赔偿，判女工败诉。但刘红妹告诉记者，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她们还要打第三次官司。刘红妹说：“因为我们不服气，所以很多工人说我们死都要死得明明白白的，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欠缺一点证据，但我们走下去，肯定会有证据的。”

　　2006年11月，146名女工们第三次跟电池厂商对簿公堂。这一回她们找到了法律援助专家——中山大学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的鲁英教授。

　　律师说法

　　这场官司并不必要

　　律师鲁英在调查中发现，劳资双方之间剑拔弩张的症结之一竟然是因为镉检测。

　　厂商一直牢牢地把检测的权利抓到自己手上，只认自己指定的检测机构的检测结果。比如说付洪琴，在厂方的安排下，付洪琴做了检测，结果她体内的镉指标竟然比健康人还要好。可付洪琴的爸爸觉得，检测里面有蹊跷。因为女儿得的就是肾病，怎么可能跟镉没关系呢？付爸爸想带女儿自己去做检测，却发现厂方不接受非厂方安排的检测。

　　在厂方认定付洪琴不是镉超标女工后，付洪琴住在惠州市中医院，就没有再进一步得到实质性治疗。付爸爸把女儿带出医院，四处求医，结果一年后，付洪琴还是死在了老家。

　　厂方却认为自己绝不会在检测上做手脚。根据与政府的协议，厂方每年要安排一次复查，记者看到厂方的确做了大量的安排。但2005年复查的时候，绝大多数女工拒绝参加这次复检，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女工参加了复查。

　　2006年11月，62岁的鲁英代表146名女工们，走上法庭要求厂方履行协议。但鲁英却觉得这场官司本来并不必要。

　　鲁英说：本来法律就规定女工们有这样的权利，但她们却是通过这样的诉讼程序才取得。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