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接待公开的边界止于何处

　　武汉市从2005年11月就开始进行了规范公款接待的试点改革，在今年10月12日，又在全市统一推行公款接待公示制度——在单位内部公示满足单位群众的知情权——成为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的先行者。据介绍，2006年的1月到5月，武汉市各区及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用餐费用，与去年同比下降38.27%(详见今日本报A33版)。

　　在全国公款吃喝一年高达3700亿元的背景下，武汉市推行公示制度的积极意义无疑

值得肯定。

　　不过，这种单位内部公示制度实在还是值得商榷的。武汉市工商局监察处吴处长所称的“接待费是党政机关内部事情，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向社会公示”，透出的更是地地道道的无知。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官员是被雇用来为纳税人服务的，公众对于政府的施政(自然也包括如何进行公款接待)有知情的权利，也有监督的权利，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是对多数人知情权的漠视，而知情权既失，则监督也就会无从下手。

　　只有内部监督当然并不可靠。道理并不复杂。这不仅仅是因为同一单位中人有可能同为既得利益者，大家共同歆享公款吃喝的盛宴，从而缺乏互相监督的动力，即便不是同为既得利益者，因为人数少，内部监督者也极有可能会为被监督者所俘获。要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只能是以尽可能多的众来监督寡，而不是相反。还应该看到的是，在上命下从的行政体系内，在上级可随意决定下级命运的语境中，又会有多少人敢于对顶头上司大吃大喝进行监督？所以，单位内部公示，其实是一种划定范围的公示，是一种有限的公开。无数的事实已然证明，这样的公开不过是伪公开，作用是有限的，有时甚至只起到相反的作用——成为乱作为的掩体。

　　之所以只是进行单位内部公示而不是面向社会公示，武汉市监察局有关官员表示，是因为“考虑到公示内容比较敏感”。敏感不应成为不公开的理由，恰恰相反，敏感说明了公众的高度关切，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向社会公开。而事实上，许多时候正是因为不公开才让某些事情变得敏感起来。

　　毫无疑问，遏制公款吃喝只能寄望于彻底的公开，也就是说公开是没有边界的。这种公开不仅体现为吃喝之后的公示，还体现为将公款接待费纳入财政预算，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作为公众代议者的人大代表对其进行严格的审议和严密的监督，甚至还应该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让公众广泛参与，由预算涉及的政府各有关部门列出以往接待费支出的明细，以判断哪些花费是合理必要的，哪些是胡吃海喝必须削减的，从而科学确定接待费的数额，并通过有效的监督保证预算得到严格执行。这才是公共财政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当前而言，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退而求之于公款接待之后向社会完全公开吃喝的事由、人数、款项等，应不是苛求吧。

　　武汉作为除弊的先行者却成了被打的出头鸟，委屈或许是免不了的。但理不辩不明，理不辩则无以达成共识，武汉市有关部门也算是抛砖引玉了。更加彻底的公开，大约还有赖于制度的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