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枚金牌背后的艰难承担 □ 毕诗成

　　多哈亚运会上，国旗一次次升起，国歌一次次奏响，国人感受着无限荣光。而下面这则消息，则不免令人尴尬：12月9日，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联手雅鹿集团推出退役奥运选手和优秀运动员保障工程。据了解，在30万退役运动员中，有近80%的退役运动员正面临失业、伤病、贫困的困扰，急需社会的援助。

　　记得当媒体报道“冠军搓澡工”邹春兰的时候，举国一片哗然，而“30万×80%”意

味着要有24万个活生生的人，从鲜花与奖牌中，跌入生存的困境。还记得女足名将孙雯曾说：“其实她（邹春兰）还算幸运的，起码被媒体曝光了，引起了关注并得到了帮助。这些其实都算不了什么，比她更惨的多得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事体育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话听来充满着苦涩。

　　一边是体育健儿为国人挣来无限光荣，另一边是大量要靠社会救援才能维持生计的退役运动员。这让人想起某国亚运代表团官员意味深长的感慨：中国在体育上的付出实在太大了。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失衡的“成就”？

　　放宽到更大的视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的高增长，却不愿正视资源滥用、污染加剧的代价；当大学城一座座拔地而起之时，很多老百姓却要为了孩子读书“卖了房子卖黄牛”……失衡的繁荣，其实并不是体育领域的孤立现象。在这些失衡的背后，都有着相似的弊病：在发展中，我们很难保持“全面均衡”，出现了片面追逐成绩、把包袱甩给民众的现象。援助、慈善、救援……虽然做了大量努力，但无法治本，根本的途径还是应该寻求发展过程中对代价的同步承担。

　　成绩与问题本是一体出现，也应该一体解决。但不少管理者显然过于热心追逐成绩，无视、漠视化解问题的责任。向上级、人大、社会汇报的多是单纯成绩，即便谈到问题，也总是蜻蜓点水。而在考核干部时，对于化解现有矛盾方面的责任也显得重视不够。

　　问责制给我们的启示是：责任政府不是首先问政绩，而是首先说问题。比如，体育管理对退役运动员遗留问题，作了多少反思，采取了多少化解措施？教育管理为什么造成老百姓上不起学的现象？……俗话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只有做这样貌似矫枉过正的问责引导，才可能促使各级官员“成绩问题两手抓”。否则，都倾力求成绩，包袱推给下一任，一任推一任的话，最后还是老百姓来承担。

　　如果容忍失衡繁荣的大面积存在，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意味着成绩越大，累积下来的矛盾也越多，未来解决起来也越困难。侥幸与回避都将贻害无穷。迷途知返，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