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长谈贪官丑态:原中行高官给宠物报销药费(4)

　　姜德志在国际反贪污学术会议上

　　侥幸心理作祟

　　贪官们为什么要贪？钱不应该你得，钱的来路不合法，都是明知的。为什么还要得呢？就是侥幸心理在作怪，总觉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觉得有保护伞保护，自己行为隐蔽就没问题。贪官的经历证明，这种侥幸要不得。贪官本来想寻求一种高质量的生活，但事与愿违，他的生命质量大打折扣。因为人的存在是自然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位一体的。如果说你真的贪了，那么你的精神生命必然要受到创伤。因为道德谴责感、对法律的恐惧感同时伴随而生。有些贪官，一有人出事，就寝食不安，到处打听，这个人交代了没有，都交代了谁，深恐把他也说出来。警车一叫心惊肉跳，半夜有人敲门，后半宿就睡不着了。西方一个司法精神病学家搞了个贪官健康状况调查，发现贪官健康状况都不好，寿命都短，突出特点是心脑血管病比较普遍。经常心惊肉跳，怎么能健康呢？所以侥幸要不得，侥幸的结果是不幸。

　　4 针对腐败三个要素 清除腐败滋生土壤

　　在认真总结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最近，党中央提出了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思路，并制定了实施纲要。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我们党正由运动反腐、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着力治标转向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腐。这一纲要如果能够在全党达成共识并得到切实施行，对于遏制腐败发展蔓延，直至最后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贪污腐败有三个要素，那就是腐败的动机、腐败的条件和公共资源。教育就是解决动机的问题，通过教育强化公职人员的自律意识、廉洁意识，坚守道德防线，把握纪律底线，远离法律的高压线。

　　教育是反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当前我们在反腐败教育中要把握三个关键：一是教育的实效性，不能搞形式主义。教育就是要解惑释疑，要讲清道理、情理和哲理，不能靠训导和威吓。二是领导表率的示范性。古人云：“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广西、沈阳、黑龙江为什么成批的干部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要领导的带头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由此可见，领导的表率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三是用人的导向性。提拔任用一个干部就是立起一面旗帜，反映了一个党组织的用人标准和取向。这种导向的示范作用是巨大的，马向东、马德都是贪官，都花钱买到了官，这就激发了一些干部的买官欲望，阻塞了德才兼备、清正廉洁干部的成长之路，而且他们在买到官之后，在更高的位置上更加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产生了腐败的辐射甚至是裂变效应。这一教训极其深刻。

　　制度建设是预防腐败的保障

　　香港廉政公署有一句口号：“有健全的管理就会减少贪污的机会。”从已经暴露出来的案件中，也反映出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还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一是加强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我国现行的法规和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有些法律制度之间不配套，冲突较多，有的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只规定了实体，没有规定程序，特别是行政行为，要有严格的程序，违反了程序就要受到质询甚至弹劾。有很多贪污腐败行为都是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滥用职权或不按程序办事而达到了敛财目的。二是强化制度的刚性。严格按法律制度办事，不管是谁，都不能有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权。比如“小金库”，会计法和相关的财务制度都是禁止的，因此“小金库”可以说是贪污腐败产生的渊源，很多贪污贿赂的资金都来源于此。这一腐败的重要源头不解决，贪污腐败又如何禁得住？仅此一例，即可看出制度建设与反腐败的关系，也说明制度在反腐败中的保障作用。

　　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

　　有效的监督是对制度执行的保障和制度“无效”情况下的救济和矫正。从成克杰、慕绥新等腐败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些人作案跨度大，持续时间长，而且日趋严重，往往是边腐败边提拔，这就应该引起深刻反思，我们的监督机制为什么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我想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一是客观认识同体监督的局限性，要解决监督主体依法独立监督的制度保障；二是强化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同时，加重所在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责任，要追究失察之责；三是各监督主体要各负其责，同时形成合力，监督重心要前移，要重视公职人员的道德监督和党纪政纪监督，不要等到发展为严重犯罪才来算总账，这对党的事业和对干部个人都是很大的损失，成本太大；四是依法依纪监督，这样才能建立健全发现机制和惩戒机制，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法外开恩。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对策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他们的经验是：加强教育不想贪，制度严密不能贪，法纪严明不敢贪，待遇公平不必贪。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彻底遏制和清除贪污腐败将为期不远。 （检察日报作者: 董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