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文物首次进京 再现70年前历史转折

　　70年前的12月12日，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从那时起，张学良、杨虎城的名字注定被后人时时提起。

　　2006年1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西安事变纪念馆三家共同举办的“历史的转折———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再现70年前让中国乃至世界震惊的一幕。展览将于12月29日结束。

　　展厅不大，浓缩了1931年至1937年沉甸甸的历史。参展的70余件文物及260余幅历史照片均为首次进京。

　　最“感人”的展品：一条毛毯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1936年12月12日早上5时，张学良第一次将西安事变电告毛泽东、

　　“这条打着补丁的破旧毛毯，曾伴随周恩来前往西安。”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王梅的手指着这件70年前的文物说。

　　周恩来等人离开保安赶往西安时，陕北正值天降大雪，寒冷异常。朱德总司令看到周恩来衣被单薄，就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毛毯也拿了出来，让周恩来带在身边御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为第二次合作开始了一系列的谈判。这条毛毯，又陪着周恩来，在延安、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的路上来回奔波。

　　1937年4月初，周恩来从延安出发进行谈判，途经甘泉县北的劳山时，遭到武装土匪的袭击。200多名土匪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上，居高临下向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射击。周恩来马上指挥大家退守密林深处，万分危急的时候，边区骑兵部队闻讯赶来。仓皇逃窜的土匪们将卡车上的物品大肆破坏，这条毛毯也被敌人用刺刀戳烂了。后来，邓颖超将毛毯被刺破的地方一针一针地缝补好。密密的针脚，至今清晰可辨。

　　最“沉重”的展品：一枚校徽

　　展品中有一枚小小的校徽，5分硬币大小，倒三角形，红蓝相间，衬托出“东北·竞中”的字样。这所学校的创建者车向忱先生，曾在日军占领东北后，独自跨越大兴安岭，联络东北义勇军，进行敌后抗日活动。在浩浩荡荡、拖家带口的流亡东北军到达西安以后，车向忱用身上仅有的两元钱在1936年4月创办了“东北竞存小学”。

　　校徽虽轻，却凝聚着东北爱国志士挥之不去的梦想。这个梦想从“九一八”事变之后便萦绕在他们的心间：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竞存”就是要竞争才能生存，以竞争求生存。

　　张学良将军的姐姐也曾在西安创办小学，取名“东望小学”。“东望”也是向东望家乡的意思。西安事变的最终爆发有着多种因素，但始终埋藏在张学良、东北军以及各方爱国人士心底的抗日愿望，无疑是最初的源头。

　　“竞存小学”在1937年9月又延伸出了“竞存中学”。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抗日救国的口号响彻全中国，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即将展开。“竞存中学”也成了培养抗日救亡人才和革命战士的学校。此后数年间，“竞存中学”共有5000多名学生毕业，投身到“西安事变”所促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当中。

　　最“有趣”的展品：一个干笋菜盒

　　因为西安事变事发突然，而且时间短促，历史上能保留下来的与事变直接相关的文物十分稀少。多年来，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四处奔走搜集文物和史料，这次展出的一个“干笋菜盒”就是从谷连荣家征集到的。谷连荣是张学良的西餐

　　时隔70年，这个铁盒早已锈蚀，如今就摆在明晃晃的展柜里。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谁家闲置多年的破“茶叶筒”。“仔细看，盒盖上印着好多小字。”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王梅仔细辨认，念出几句：“精致唯一干菜笋之起源：干菜笋为余姚之特，质嫩味美，尝者莫不称赞，盖余姚地属浙江东，土地肥沃，得山水之……”原来这个盒子里面曾放有余姚特产干笋菜，而蒋介石正是浙江奉化人，平时最爱吃家乡的干笋菜。

　　这盒干笋菜正是1936年12月17日，宋美龄、宋子文来西安看望蒋介石的时候，由宋美龄专门带来的“家乡特产”。干笋菜后来交给谷连荣烹制，进了蒋介石的胃。剩下个空盒子，谷连荣将它带回家，保存多年。这也是纪念馆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与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有关的文物。

　　文/侯健美

　　张学良晚年生活剪影

　　为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暨张学良将军逝世5周年，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于日前推出张学良将军遗物展，首次向世人公开了张学良将军晚年的30多件遗物，展现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鲜为人知的晚年生活。

　　陪伴晚年的轮椅

　　张学良将军最后的晚年时光几乎是在轮椅中度过的。然而，尽管张学良将军最终没能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但陪伴张学良将军晚年生活的轮椅回来了……

　　在展厅内，记者见到了一辆黑色轮椅，旁边还有一幅张学良夫妇坐轮椅的生活照片。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张力介绍说，这幅照片上张将军所坐的轮椅，就是眼前的这一辆。

　　张将军在最后的日子里，出行，上教堂，甚至在家接待客人，都是坐轮椅进行。轮椅的背面有一个挂兜，里面装着张将军备用的安全带、扇子、手纸等。

　　在夏威夷生活期间，晚年的张学良将军白天坐着轮椅到海边看海，享受海滩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过着平静的生活。此外，张学良将军每周安排两次运动，做做丢球运动，再就是打牌与聊天。

　　最喜爱的盒装小老鼠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这是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后，写下的一首抒发内心豪放情怀的打油诗。其实，晚年的少帅还有“童真”的一面。在展出的遗物中，就有一堆儿童玩具。比如乘着鹿车、身后还背着一个装有礼品的黄色大袋子的圣诞老人的电子夹、圣诞树胸针、盒装小老鼠玩具、祝寿用的蜡烛……

　　这是一个红色的小方礼品盒，一半敞开，露出3个带有灰色耳朵和白色胡须的小老鼠脑袋。如果将盒子打开，老鼠就会叫出声……少帅经常坐在地板上跟一群小孩子玩耍。

　　在张学良百岁的时候，有人问他：“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他回答：“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

　　张力介绍说，儿孙满堂的张将军，晚年身边经常有很多孩子陪伴，所以，张将军的晚年充满了至善至美的慈爱之心。

　　一套珍贵的运动服

　　在这一次公开展出的30多件遗物中，还有张将军晚年穿的睡衣，绣着蝴蝶的大花围嘴儿，米老鼠的帽子等衣物，其中一套灰白色的运动服格外引人注目。

　　据了解，这一套运动服是张学良将军的弟妹、张学思夫人谢雪萍女士，2000年送给大哥百岁诞辰的生日礼物，她希望大哥能穿着这一套运动服常开心，多运动，保健康。然而，这一件饱含浓浓亲情的运动服，只被张学良将军穿了一年多……后来，谢雪萍女士前往美国参加张将军葬礼的时候，特意将这一套运动服取回，捐赠给了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良将军最后的一份签名也在这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张略微发黄的纸上，写着黑色粗体字：张学良。从字迹看，有些歪扭。据张力介绍，这是张学良将军最后的一份签名，这张纸是当年张学良将军为儿子张闾琳的朋友所题写的签名。

　　展览中，还有一幅张学良将军长眠之地的图片，那是夏威夷的神殿谷。将军的墓志铭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杨虎城后人今何在

　　西安事变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扭转了国家处在危亡关头的紧急情势。然而，发动事变的两位将领之一———杨虎城却付出了最终失去生命的代价。

　　如今，将军的后人生活得非常平静，他们因为杨虎城经历了别样人生，对杨虎城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与理解。

　　杨家姐妹的半世悲欢

　　73岁的杨拯英，是杨虎城和第三位夫人谢葆真的二女儿。几年前，她从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眼下，她和老伴生活在西安市信义巷的一处居民楼里。

　　虽然已年过七旬，杨拯英依然思维敏捷，言谈举止带着陕西人特有的直爽和热情。

　　杨拯英告诉记者，姐姐杨拯美从甘肃省政协退休，现在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西安；妹妹杨拯汉从新疆退休，现在住在北京。

　　杨拯英说，西安事变发生时，姐妹们年纪尚小，最大的姐姐拯美才4岁。为防止意外，妈妈谢葆真特意把她们安排在西安郊区的远房亲戚家，由外婆看护。后来，外婆带着她们逃到四川，辗转于成都、三台、新都之间，躲避战火，防止

　　杨拯英已记不清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当时，由于自己的年纪太小，所以，只会拿着父母的照片看啊，看啊……一听到别人说我们是孤儿，心里就特别难受。”

　　半个多世纪已然过去，杨拯英的心情早已归于平静。“现在想想，父亲当时就抱定了牺牲家庭、牺牲十七路军的决心，对国家、对民族，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做子女的，对父亲只有崇敬。”

　　将门虎子为国奉献

　　杨虎城将军一生，曾经有过3次婚姻，育有10个子女，如今，只有杨拯英、杨拯美、杨拯汉健在。其他的，有的夭折了，有的与父母一同牺牲在监狱，有的为了国家建设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22年出生的杨拯民，是杨虎城将军的长子，也是杨将军被害后唯一在世的儿子。受父亲影响，杨拯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曾先后担任一野骑六师副师长、大荔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50年，当杨拯民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到大西北从事工业建设，全力以赴投入油矿生产的恢复中，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1998年，在北京逝世。

　　杨家的第二代中，还有一位“巾帼英雄”杨拯陆。1955年，杨拯陆大学毕业后，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很快，杨拯陆被任命为勘探队长。1958年9月底，杨拯陆和队友，因遭遇暴风雪不幸牺牲，时年仅22岁。

　　孙子为祖父作传

　　杨虎城的长孙杨协，现在已经退休。今年，西安举行了隆重的祭拜杨虎城陵墓活动，杨协作为家属代表发言。他表示：“国家和人民一直没有忘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历史贡献。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特别是陕西的父老乡亲对两位将军的深切怀念。”

　　杨虎城的次孙杨瀚，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住在西安的祖母张蕙兰身边。后来，他考取大学，到了北京。1996年，杨瀚移居加拿大。因为出国，他成了杨家后人里为数不多的与张学良老人见过面的人。

　　“1999年和2000年，我先后两次在夏威夷面见张学良老人。当他老人家听说杨虎城的后人前来探望时，表现得有些震惊，身子不禁抖了一下，但没有过多的话……”杨瀚这样形容他们的会面。

　　2004年起，杨瀚开始着手收集和考证资料，用了两年多时间完成了《杨虎城大传》的编撰工作。

　　这本书详尽记述了杨虎城不平凡的一生，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些人和事；除去对其的经历、性格、政治追求与进步思想，给予了史料翔实的述说之外，还对其家族以及后人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介绍，最后收录了杨虎城生前10多位主要部属的小传。

　　杨瀚表示：“祖父留给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为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档案揭秘

　　□这是一段沉于如烟往事的史料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讲话详录

　　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公布"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充满爱国情怀的慷慨表白：

　　"我们这次举动，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举办为期3天的“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档案文献展览”，与西安事变有关的40余卷册、200余件档案史料向市民开放。

　　展出的档案史料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其中包括：1937年3月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1936年12月至1937年6月有关西安事变史料报纸剪贴等珍贵史料。

　　陕西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这些档案史料对于了解和研究西安事变有着重要意义。

　　在陕西省档案馆编撰的馆藏资料《西安事变史料》中，尤其珍贵值得研究的是今天已存世极少且不易见到的当年东北军参谋部于1936年12月编辑发行的杂志《东望》(第6卷第6期)。

　　该期杂志不仅如数刊登了为学术界、档案界所熟知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将军通电中外的八大救国主张，张杨将军告全体将士书，以及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14日晚、杨虎城将军于1936年12月15日晚在当时的西安广播电台分别发表的题为《举行诤谏与对日抗战的决心》和《兵谏的意义》的广播讲话稿，更使人惊喜的是，该期杂志还全文刊载了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12月13日下午5时，即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时，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的讲话。

　　讲话题为《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共计3000言。张学良将军在讲话中剖心剥腹，痛陈利害，辩白自己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毅然担负起团结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和决心。这篇讲话不但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真相，而且表现出了张学良将军的伟大爱国情怀和磊落的人格魅力。

　　张学良将军在这篇讲话中言道：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此处谓之剿匪系指与当时在陕北的红军作战)！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大概的明白，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若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若不是因为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若我只身离去，同东北义勇军一起作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一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采用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七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60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所说‘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各种办法来制止，我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命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枪击，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是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地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这次事件实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这些历史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现了中国现代史具有转折意义的“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赤诚的爱国情怀。

　　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省档案馆编撰的馆藏资料《西安事变史料》，向广大读者披露了70年前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让我们更加缅怀这些爱国志士。

　　文/田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