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书法家李啸：80年代的纸片都珍藏着

　　-本报实习记者　宋燕　记者　左元

　　你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在八十年代有什么特殊的记忆？这些记忆对你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左元与你一起回望八十年代。

　　采访地点：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办公室

　　采访时间：2006年12月1日姓名：李啸性别：男年龄：39岁职业：文化管理者对80年代印象：单纯，美好，梦幻

　　人物档案：1967年，出生于江苏沭阳1983年，考入沂河中学高中1986年，考入江苏省文化学校1988年，中专毕业，分配至淮阴(今淮安)市文化系统工作，先后任文博系统资料科长、副馆长、馆长等职

　　2003年，在淮安市淮城镇挂职任党委书记

　　2004年，调入江苏省书法家协会

　　现任江苏书协副秘书长(驻会)，中国书协理事。2006年10月，获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

　　铁皮铅笔盒，四个角的漆很容易磨掉，然后是几条边的漆磨掉了。我用小刀把锈先刮干净，然后自己调点漆，刷一层，不行，干了以后再刷一层。

　　记者：请先说说80年代的第一个记忆。

　　李啸：80年代初还没什么娱乐。我家一个邻居是电影院的经理，我就跟着我哥哥经常去看电影。邻居不在，我们就等退票。一场电影能看好多遍，比如《庐山恋》、《知音》啊，《庐山恋》看了七八遍，学校组织看过，自己又去看。那可以说是“文革”后第一部爱情片，美丽的风景，美丽的主人公，让人着迷。还有《红牡丹》。当时武打片刚刚起步，刘晓庆的《神秘的大佛》，也看了很多遍，回家学着电影里的样，自己绑了沙袋，每天对着捣几拳，哈哈！

　　我记得80年代初期还有小人书摊。当时看电影还是比较奢侈的，最常见的娱乐是周六周日去书摊，花一毛钱，租六七本小人书，坐在那里看一上午，是很美的享受。书摊上的小人书都是用塑料封皮包起来的。

　　记者：一般书摊就是在地上铺一块塑料薄膜，小人书摆在上面，“高档”一点的是做几个木盒子，可以像木箱一样用铰链两两合在一起，摆摊打开，撑起来，收摊一合，拖走。

　　李啸：我是1979年9月上初中的。我母亲烙一些大饼放着，每天早上热一块，切好，放在箩里，我哥哥从中间撕一块大一点的，我从边上撕一块小一点的，边走边吃，去上学。可能也没吃饱，但感觉还好。那时候没有什么压力，父母对我们要求也不是很严，现在回忆起什么都很美好。不像现在，钱拿得不少，但是头脑里每天都有要烦的事情。那时人很单纯。

　　1980年吧，我还在上初一。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两本少儿杂志，一个《儿童文学》，一个《少年文艺》。我当时每天都被父亲逼着写毛笔字，有一次借了班里一位女同学的《少年文艺》，不小心把墨水弄到封面上了。不得了了，把人家一本书弄脏了，急啊，擦，擦不掉，越擦越大，紧张啊！没办法，就把人家的封面撕下来，自己重新弄了一个，还画了图画在上面。还书的时候，女同学说：“哎，蛮好嘛！”那时候对书籍的爱护是很重视的。还有对诚信的重视——借的时候讲好了什么时候还的，因为做封面，还迟了，一遍遍地跟人家道歉，紧张得不得了。

　　记者：那时候一般学生不在乎吃穿，就是看重书、文具。

　　李啸：是的，吃不讲究，对穿着也没有什么追求，只要干净、整齐就可以了，非常朴素。相反，那时候很在意书包。大多数同学用的都是家里买布自己缝的，能有一个黄帆布的仿军用书包，很自豪的，放假了，自己用刷子把它刷洗得干干净净。

　　记者：还有铅笔盒，大多数同学根本没有，有一个铁皮铅笔盒，就很有“面子”。

　　李啸：铁皮铅笔盒，四个角的漆很容易磨掉，然后是几条边的漆磨掉了。我记得我的铅笔盒边角的漆磨掉后，自己用小刀把锈先刮干净，然后自己调点漆，刷一层，不行，干了以后再刷一层。那时候非常在乎这些。

　　物质上的追求很淡化，相对来说，那时候还是追求精神上的东西，所以人过得很幸福。

　　记者：我觉得是这样的——过去几十年，从物质到精神都很贫穷，都受到压抑。然后放开了，温饱一下解决了，物质上暂时得到了满足；但精神上，当时放得还不够，精神产品还比较匮乏，精神生活还比较单调，人们一下子没能满足，追求就特别强烈。

　　李啸：1982年，我考高中，没考上，因为偏科，理化比较差，数学比较差。我的文科特别强，中考作文是满分。

　　没考上高中，我父亲一生气，说你这个年龄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时候，就把我放到农村去了，到我父亲的老家，住在我堂姐家里。我记得是我母亲把我送过去的，带着一袋衣服和一包大饼。

　　我堂姐是乡食品站的会计，家庭条件比较好，我记得每个星期可以吃两次肉，有时候还有排骨。

　　记者：乡镇当时应该还称“公社”。1983、1984年之后，撤公社建乡镇。当年公社食品站是“特权部门”，很红的。

　　李啸：当时我有种被遗弃的感觉，深深体会到对父母的感情。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子，离开父母，才能体谅到父母的好。所以在农村一年，我学习很用功。

　　一年后考回县城高中，读书很认真。我想高考再考不上就说不过去了。结果又没考好，语文120分的卷子，我考了108，全校第一，数学78，倒数第一。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只填了本科，专科没填，然后中专学校里有个江苏省文化学校，我看有“文化”两个字，就填了这一个学校。结果就被录取了。

　　有一个学生动情地回忆了一个细节：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了，他看到省文化学校的邢、杨二位老师在车上，杨老师在打瞌睡。

　　记者：接到文化学校通知书的时候……

　　李啸：接到文化学校通知书……我比本科线就差几分，本来指望能降下来，或者能被哪家专科学校录取。刚好前一天，在街上碰到我现在的爱人，她问我：“哎，有人接到通知书了，你的到没到啊？”我说没到。第二天就到了。一看，大失所望。我不愿意去，我母亲也不要我去。我父亲说去吧，文化学校，不很好吗，你不是喜欢文化嘛，去去去。我自己心里不想去，别人问，都说不去了，同学也说不要去了。不过后来一看同学都要走了，成绩比我差得多的都走了，还是去了。

　　报到第二天，大家在大操场排队合影，一位姓杨的老师跑过来喊，谁是李啸，我说我是，他说哎呀，你的字写得好啊，作文得了满分，你的字写得真好啊，卷面分加了2分，是我把你弄到这个学校的！这时候，我心里算有个安慰。

　　我有些特长——书法，我一直很喜欢的，写作，也还行，唱歌也不错，正式开学之后，感觉还是比较对口的，就这么安定下来了。还有，当时课程很丰富，而且师资力量很强，像教书法的季伏昆老师，教摄影的董介人老师，教文艺学和美学的顾永芝老师，教声乐的顾雪珍老师，教视唱的彭信竹老师，教美术的张连生、单德林、张承志，还有戏校的教戏剧创作、表演导演的周优锦等几位，现在大学本科生都不一定能听到他们的课。

　　文化学校是培养文化干部的，提倡一专多能，当时学得比较博，虽然很浅，但是让我们开了眼界，把我们引导到文化这条线上，引导到专业的道路上。那两年，没有荒废。

　　江苏省文化学校前身是江苏省文化干部学校，校址在徐州，属培训班性质。为解决文化馆站优秀民办人员的性质，1986年改建为正规中专学校，迁来南京。当时，文化学校一无校址，二无师资，三无经验，十分艰难。第一届学生“因祸得福”——学校借住在同一系统的江苏省戏剧学校，聘请的是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讲师，学的是吹拉弹唱琴棋书画，那两年南京所有高层次的美术展览、文艺演出，学校全部组织学生前往观摩。

　　当然，毕竟初创，百业待举。第二年，在学校举办的“我与文化学校”演讲比赛的预赛中，有学生发牢骚，说这个条件没有那个条件不足。有一个学生问：“目前学校条件是很差，但是现有的你们充分利用了吗？”他动情地回忆了一个细节。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了，他送来访的高中同学，看到前一站上车的文化学校的邢、杨二位老师在车上。“那么晚了，两位老师还在为学校的事儿奔波，杨老师在打瞌睡。看到这样的镜头，你们还有什么牢骚呢？”

　　这就是80年代的学校、老师和学生。

　　我有一本歌词歌谱剪贴本，当时在班上大家传抄，厚厚的一本，很多女同学全都抄下来了。

　　李啸：高中的时候，跟同学的感情是很纯真的。前两天来了一个同学，是我的同桌。我俩一起回忆过去的人和事。有些同学实在想不起来了，就用笨办法，拿支笔，按当年的座位，一排一排回忆，坐在第三排的是谁，跟某个女同学坐一起的是谁，哈哈！

　　高中的时候真的特别纯，认识了很多同学，包括我现在的爱人，她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这个是最大的记忆了吧？嘿嘿！

　　记者：说说这个！李啸：当时我俩都是学生会干部，接触多一点，都比较优秀，但当时大家都没谈到这方面的事情。毕业以后，老师牵线，就成了。

　　记者：说说“同桌的你”。李啸：他正好比我小一个星期，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很接近，两个人书法都比较好。我俩还喜爱音乐，在一起经常唱歌。他是男高音，唱蒋大为，我是男中音，喜欢唱校园歌曲，当年王洁实、谢莉斯的二重唱很火，我唱王洁实非常棒的。我们那时候最热衷的就是，一首新的流行歌曲，看谁最先会唱，谁最先能抄到歌词和简谱。当时的《江苏广播电视报》最被人关注的除了电视节目预告，就是流行歌谱，还有《大众电影》后面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歌谱也都是被高度关注的。我有一本歌词歌谱剪贴本，当时在班上大家传抄，厚厚的一本，很多女同学全都抄下来了。

　　记者：那时候还有照片，一毛钱一张，黑白的，翻印歌谱，也不准确，反正学生看到了就买。

　　李啸：有一次我和同桌两个人坐在长途车上，一路上唱，只要提到歌曲里的一句词，我俩接着就能唱出那首歌。当时张行的《迟到》很流行，爱情歌曲，学校不让唱，说是靡靡之音，我们就偷偷唱，放学路上，走一路唱一路。

　　当你对物质需求很淡时，必然过得很幸福。现在不是在提幸福指数吗？今年国庆长假，1到4日，我把参加兰亭奖书法比赛的作品准备一下，5到6日带儿子去皖南，刚好碰到中央电视台在那里拍一个电视片，叫《幸福在哪里》。我们看到一个镜头，画成油画绝对漂亮：一位老太太，睡在躺椅上面，头发边上有点白，但梳得非常油亮，手里拿一个收音机，没开，眼睛闭着，旁边一个小板凳，上面一只黑猫，纯黑的，打着盹，桌上泡着一杯绿茶，非常好的绿茶。我跟儿子说，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这里！她虽然物质上不是很富裕，但温饱肯定没问题，生活没有压力，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她的幸福指数肯定很高！我们整天为一个什么活动在操心，为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在应付，围着这些转。

　　70年代都是模糊的记忆，与90年代和现在相比，我更珍视80年代。几次搬家，扔的很多都是近期的东西，高中时的一张小便条、一个纸片，现在都好好地收着，好好地珍藏着呢。80年代是我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时期，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80年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梦幻的年代，是值得珍视的年代，是值得回味的年代。

　　链接：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的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铁凝《哦，香雪》

　　《哦，香雪》是铁凝的成名作，写于1982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小说以一个铅笔盒展开情节，老作家孙犁看过《香雪》之后，给铁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那个铅笔盒，代表了香雪对外面世界的一种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