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民回忆日军暴行 我在大屠杀收尸队的生活

　　【龙虎网报道】目睹难民纷纷落水

　　在重庆，许多故交总爱学着下江口音模仿我：“我姓汪，南京人!”南京使我时刻挂念，也叫我痛苦至极！汪姓在南京算不了名门望族，但我上一辈的叔伯们就为数不少；积字辈的族兄弟姊妹更多，还有我们将近20位堂兄弟姊妹。

　　我们一家，原来居住在南京城东南的大中桥一带。我家在元隆染坊，紧靠护城河，对岸是遮住视线的古城墙。到了1937年上海失守，我家大伯关照诸族人：“上海距南京太近，绝非久留之地，赶紧寻找乡下亲友去罢。”

　　可是，我爸工作在电话局，暂不能离开。到了11月下旬，我们的叔、伯、兄弟姐妹们都陆续走完了。12月3日，南京风声鹤唳，人心恐惶。我母亲拉扯着我们3个儿女，提着小包，无所适从，后来随着人的洪；流，涌向通往下关的挹江门，因为人太多了，黑衣警察、蓝衣佩章的治安，无法维持秩序，便推推搡搡地举棍敲打。叫声、骂声，撕心裂肺的哭号，一片凄惶。我母亲引着我们从清晨一直挤到下午才出了城门。可是下关码头上，失控的人群，狂挤轮渡，到处丢的都是行李、提箱、挎篮……轮船在倾斜，难民纷纷失足落水，不一会，倾斜的轮船终于沉没……

　　母亲和我们兄妹见到这恐怖的场面，不由得一齐哀号起来。怎么办?母亲决定返回家中等死。途经父亲工作的地方——鼓楼区电话局。留守人员一把拉住我，递给我500元钱，还有一封信。父亲写道，他已随局里的工作人员在上午10时撤往汉口，“上面”不准许回家。“你们设法逃命去罢。”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关紧要的—句话。

　　我被强征进收尸队

　　我们一家四口无有它法，只能逃往江北。接下来便是12月·12日，日军从复廓阵地攻入南京，南京国民党守军司令唐生智撤退，南京30多万人遭到日寇最残酷、最野蛮、最无耻的大屠杀。许多老南京人永远不会忘记日寇的屠城。

　　我当时虽只有十三岁，也在大屠杀中被强征进入‘收尸队”。

　　日寇在南京大屠杀、大奸淫、大抢劫的兽行，可谓罄竹难书。除了用万人坑掩埋我同胞尸体外，许多临江较近街道上的尸体，都要运到江边，投掷于水中。因为尸体实在太多，日寇又强征民船，令船工以篙、桨推尸于江心。最小，力气有限，许多幼小尸体便由我抢运转置于江水之中。我目睹的惨景，到今天回想起来依然禁不住发抖，许多幼儿至死不放松抓紧母亲衣襟，母亲也紧搂着自己的亲骨肉。．我很难分离开这大人小孩紧抱在一起的尸体，因此被日军踢打i直打得我头破血流，没有办法，我只得尽力分离尸体，分开投掷。日寇为了掩盖罪行，就是这样销证灭迹的。

　　我曾听人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天皇之叔朝香宫鸠彦亲王下的命令，目的是“杀掉全部俘虏”，可收尸队在江边“收(抛)尸”时，遇到的尸体几乎全是平民，有的还是老太大。

　　跑表姐为我牺牲幸福

　　至今，日本右翼分子还在编造谎言，否认大屠杀的历史，怎不令人愤慨万分!

　　我从收尸队千了几天回来，母亲—筹莫展，父亲留下的钱已用完，一家四口生活无着。我为长子，只得上街寻找活千。可是一到街上即被日寇拉当“苦力”，我挑不动，驮不起，成了日本人的“负担”，准备拉我出营“死啦死啦”的。一名良心发现的日本“司务长”，见我泪流满面，叫我别哭，于夜间塞给我一本“良民证”，我才得以逃生。

　　回到家后，看到家中的困窘情境，我又萌生找活千的想法，最后，我终于到了夫子庙“美伦”照相馆谋得学徒工位置。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名前来拍照的日本人的眼镜，被关进水牢，是年轻的表姐(中学生)以身许给一名姓郑的日语翻译才获释放。表姐以牺牲她的幸福挽救了我一条生命。

　　辗转到大西北

　　抗战胜利后，我的照相业务有了很大长进，堂兄弟们鼓励我到“外边”去闯荡世界，我报考了国民党空军摄影兵被录取。我的堂兄汪积成曾是蒋介石、宋美龄专机“美龄号”机长；另一堂兄汪积功曾在美军中任翻译，后到中央总社当编辑。1945年冬，我们有过短暂的团聚。1948年冬，堂兄汪积成携家去了台湾，堂兄汪积功留在了南京。

　　我于淮海战役中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被分配到大西北，辗转到了重庆，仍抄旧业——照正待遇，可是后来(1982年)党为我恢复名誉，作投诚起义人员看待，领取退休工资，一家仍住重庆。”

　　我们同一个祖父母的孙儿、孙女们，尽管分居各地，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总算遇到了盛世，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我们的家在南京，我经常自豪地向别人说，“我是南京人!”时常希望我仍住在南京的儿时伙伴，汪姓兄妹，抑或老街坊还记起我来，我遥祝你们幸福美满安度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