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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组织讨一缕阳光”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14日15:23 新民晚报

  12月4日,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被评选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他向媒体讲述了他眼中的贪官。

  王怀忠说,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

  2000年年底,我被调去查办慕绥新案件。和慕绥新谈话之前,我先找了他的秘书,
秘书说:“你让我说谁给慕绥新送钱了,我说不出来,但是让我说谁没给他送钱,我能说出来。”

  沈阳“慕马”案中,有100余名局级干部向他们行贿。很多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忠,要饭的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

  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的贪欲高度膨胀。王怀忠在任阜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成克杰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

  贪官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肖,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

  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宫。

  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串门的了,慕绥新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一遇到麻烦,不去找法律,先翻电话本

  2002年年底,我参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赴德国的培训班,负责接待我们的是黑森州维斯巴登市的一位老检察长,他在维斯巴登市当检察官、检察长前后20年,是国际检察官协会的会员。我问他,做了20年检察官,有没有遇到说情的和送礼的。他想了想说,说情的似乎遇到过两次,送礼的从来没遇到过。由此我想,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中国的封建文化有很多糟粕。我从小听的故事,就是灌输读书——升官——发财,讲故事都是这么讲的。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由此更加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谬言。看一看我们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的思想、升官发财的思想、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还有一点,“来而不往非礼也”、“官不打送礼的”等处世理念在很多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礼尚往来”就演变成了严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赖。故而有的学者称中国是个关系社会,什么事都找关系,一遇到麻烦,他不找法律,先翻电话本,看能找到谁,然后就是找存折。有些事觉得不花钱心里不踏实,有时候也知道花钱是白花,但花完钱了,他就觉得心理上有了安慰:“我努力了。”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中,我们管点儿事的,做清官很难,时刻在经受着考验。

  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

  工作几十年,我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总结出一条,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儿。有些同志手里有了一点权力,别人一忽悠就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实都是奔你这个凳子来的,跟你交朋友,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本事,就是个傻子坐在那里他也跟他交朋友。因为你这个职位有权力,并不是对你人格的尊重和折服。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干部,工作非常踏实,突然出事了,办案人员让我签字,我很难过,觉得不可思议。办案人员介绍,这个基层上来的干部在县里当副书记时交上了一个坏朋友,把他领到饭店,酒过三巡,给他找了个“小姐”。后来,他调到市里当局长,这个“小姐”就跟到市里。他在办公室和女同志谈话的时候,这个“小姐”就能进来打女同志一个嘴巴。不管开任何会,她打个电话让他去他立即就得去,没法正常工作。后来逼他搞钱,结果是既挪用又受贿,搞了几十万元钱让她拿去做生意,最后东窗事发。就是一念之差。道德防线崩溃了,结果是万劫不复。

  贪官们多有法律意识淡薄问题

  我审讯成克杰的时候说:“你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你还是一位为国家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我们尽量满足。”他提出3条:第一是监舍的灯太亮,晚上不适应,睡不好觉;第二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有3个武警战士跟进去,方便的时候也不太适应;第三是在一个上边没有盖的小斗室放风时得到的阳光太少。他说:“4个武警战士,算我5个人,阳光瞬间就从我脸上移走,跑到别人脸上去了。”我跟监狱长商量,把灯给他调暗一点儿,能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要保证他睡眠,配合审讯。其他两条不行。一个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因为一缕阳光,也要向组织提出请求。

  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都跟我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老百姓行不行?”我告诉他们:“不行,你已经犯罪了,你必须为你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

  贪官们多有法律意识淡薄问题。慕绥新非要把给他送了钱的沈阳客运公司原经理夏任凡提拔为交通局局长,交通局副局长们听说常委会要讨论了,集体到市里辞职,市委班子讨论3次通不过。慕绥新就利用市长职权把客运公司提格,提成正局级。成克杰对法律几乎一无所知,对他的权钱交易犯罪不以为然,案发后还很困惑,他说:“不就是帮助别人批点工程给点好处费吗?大家都这么做,怎么就找上我了呢?”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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