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理论奠基人陈寿朋教授

　　文/王寅生

　　陈寿朋简历

　　1931年出生于江苏泰州。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参加渡江战役。

　　1952年上海俄语学院毕业。曾任《人民中国》杂志俄文版编辑。

　　1961年支边赴内蒙古，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包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内蒙古教育学院等高校任系主任、校(院)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两次作为访问学者赴苏联和俄罗斯。

　　出版专著《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高尔基创作论稿》、《高尔基晚节及其他》、《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译著《论高尔基的创作》、《最初的年代》、《列宁与知识分子》等20余部。

　　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八、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中国·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主席；

　　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会长。

　　古人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立德立功立言，用现代概念说，就是追求道德理想、事功成就、文章学术。我以为陈寿朋教授堪称现代人“三立”的典范。他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他丹柯式的“把自己燃烧的心托在手上，在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前进”的献身精神，他对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事业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无法遏止的激情，他的儒雅风范，他的谦逊品格，堪称仁人君子之德；他少年从军，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壮岁赴边，献身边疆教育事业40年，桑榆之年投身防治沙尘暴事业，首倡生态道德教育，创立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为筑起全民族生态保护的心灵屏障而不倦地奔走筹谋，堪称志士四海之功；他精深的富有开创性的高尔基学术研究，20余部苏联、俄罗斯文学著译作品，他的为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理论奠基的《生态道德建设浅议》，堪称独到一家之言。

　　年高长者陈寿朋教授，精神矍铄，面色红润，一派儒雅学者、谦谦君子风范。他身形挺拔，步履稳健，思路敏捷，言谈清晰且富于感情，使人根本无法相信面对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见到陈寿朋教授，总会使人不由得忆起李白吟颂孟浩然的名句：“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少年心事当拿云

　　陈寿朋1931年出生于苏中名城泰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陈启昌先生是我国现代土壤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任教于国立北平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与王云森先生合著有中国第一部土壤学专著。

　　战火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他记得，1938年家乡泰州遭到日本侵略者飞机狂轰滥炸。他亲眼看到一个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妇女倒在房屋废墟中，一个吃奶的孩子在一旁号啕大哭，声声撕人肺腑。

　　带着对光明、对革命的向往，17岁的陈寿朋离开家乡，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翌年参加渡江战役，经受了炮火连天的革命战争洗礼。

　　在渡江战役前夕，在苏中解放区的中心叶挺城(今盐城)，陈寿朋正在华中大学学习。这时，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影响他一生的事。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困兽犹斗，在南京疯狂镇压学生运动。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群热血青年召开控诉大会，学员们人人争相发言。一个来自国统区的同学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爱国青年的罪行。最后，他用喷着烈火的声音，喊出了这样的诗句：“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是的，遮不住的！……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青年陈寿朋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诗句，他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他感到满腔的热血在沸腾。会后，那位同学告诉他，诗句引自苏联大文豪高尔基的著名诗篇《海燕》，高尔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代言人，是革命导师列宁的朋友。陈寿朋记住了这个响亮的名字，并产生了想阅读这位文豪作品的强烈愿望。

　　在解放区的革命大学，在战斗气氛紧张的渡江战役前夕，要找一部外国文艺作品是十分困难的。但陈寿朋还是想方设法，从一个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萧三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这本书不知已经被多少人辗转传阅，封面用牛皮纸糊着，已难见其真面目，内页也被卷折得破烂不堪。但陈寿朋拿到书还是如获至宝，因为书中收入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他日盼夜想的《海燕》。

　　整整一夜，陈寿朋蜷曲在稻草地铺上，借着一盏昏黄油灯的亮光，一口气读完了高尔基的这部著作。他被书中洋溢的蓬勃浩荡的革命激情、无所畏惧的战斗勇气深深感染，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渴望自己像高尔基笔下的海燕那样志存高远，搏击风雨，为人民解放、为新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此时他自己也不会想到，从这一个无眠之夜开始，他将与高尔基结下毕生之缘，高尔基将像一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他的一生，更不会想到40年后，他还会和书中一幅照片里这位文豪身边的孙女成为朋友。

　　不久，陈寿朋随着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在炮火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紧张的战斗工作之余，一个愿望在他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高尔基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紧紧地吸引着他，使他产生了想进一步了解这位伟大作家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陈寿朋努力考入了上海俄语学院学习俄语。

　　1952年他从上海俄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人民中国》杂志任俄文版编辑。

　　草原上的守望者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守望草原，珍爱草原，回报草原，是我的一种追求，一项事业，一个精神支柱。”

　　——陈寿朋

　　1961年，为支援边疆教育事业，陈寿朋离开对外宣传工作岗位，从北京来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从此，他将自己的挚爱和激情献给了这片吟唱着高亢的蒙古长调和回响着马头琴声的辽阔大地。

　　陈寿朋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包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内蒙古教育学院任系主任、校(院)长，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教授，他桃李满天下，并作为一位优秀的教育管理者享誉自治区内外。

　　在内蒙古大学汉语系，他先后担任过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在这里，他开设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高尔基研究”专题课程，招收指导了我国高校第一批“高尔基研究”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内蒙古大学汉语系77级的学生曾集体写过一篇《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的文章，赞扬自己的老师陈寿朋。他们不会忘记在毕业那年，考虑到77级学生年龄普遍偏大，大部分学生入学前都参加过工作，思想比较成熟也比较复杂，毕业分配更是一个棘手工作，党组织决定由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共产党员、已是副教授的陈寿朋担任他们的班主任和学生支部的书记。陈寿朋老师以民主、细致的工作作风，与毕业班的同学打成一片，圆满地完成了毕业前发展党员和毕业分配等工作。他们不会忘记老师亲自帮他们扛行李拿东西，亲自带着生病的学生到医院看病的情景；他们不会忘记为了同学们的毕业分配、论文答辩等，陈老师竟未能与慈母做最后的告别，给自己留下了终身遗憾。

　　1987年盛夏时节，在鄂尔多斯草原、在八百里河套、在鹿城包头郊区，一位高校负责人正奔波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农村牧区的中学之间。他召开座谈会，个别征求意见，对以往毕业生进行寻访调查，目的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农村牧区到底欢迎什么样的教师。这个人就是刚上任的包头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陈寿朋。

　　经过一个暑期的调查研究，陈寿朋教授和学校领导班子确定了师专的改革措施：实行定向招生，稳定和保证学生毕业后在农村牧区中学扎根；根据农村牧区中学需要一专多能、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师的要求，在师专试行主辅科制，学文学的兼学点儿历史，学化学的兼学点儿生物，学物理的兼学点儿机械电器修理等……这些改革措施受到自治区领导的高度评价，更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

　　陈寿朋教授为改进校刊，亲自出面聘请了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做顾问，将刊名改为《阴山学刊》，刊登的重要稿件由他亲自审定、修改，使刊物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重大改进，校刊的排名从全区十几家高校末流到名列三甲。

　　1993年，在边疆教育战线工作了30多年的陈寿朋教授被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再次连任。

　　陈寿朋教授任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期间，参加了《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十多部文教法律的审议。他结合自己30多年从事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既能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又能结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知无不言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这些法律的制定倾注了大量心血。

　　陈寿朋教授以强烈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反映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真实情况，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1996年，值《教育法》颁布一周年之际，陈寿朋教授参加了全国人大对部分地区进行的教育投入情况执法检查。在检查总结会上，他向与会人员谈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成本远高于内地，仅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身无法负担。他首先分析了教育成本高于内地的原因：一是北方民族地区冬季漫长，需要几乎长达半年的冬季取暖费；二是牧区居民分散，学生需要寄宿读书，学校需要建宿舍、食堂，需要雇用炊事员、保育员的费用；三是民族地区双语教材的成本问题等。他建议国务院进一步落实《教育法》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发展教育、国务院设立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植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等规定，落实《教育法》关于国家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校办产业的规定，并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强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和管理工作。他的这一提议受到高度重视，并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被审议通过，由国务院有关部委落实施行。

　　税费改革，是我国农村工作的一件大事。它规范了农村的征收行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稳定了农村的社会秩序。但陈寿朋教授敏感地发现，伴随着税费改革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税费改革后，乡镇综合财力减幅较大，而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的正常机制还没有建立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面临较大困难，尤其是那些特困县，连吃饭都难保证，教育投入就更难保证了。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再一次深入农村牧区进行调查研究。在2001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他就这个问题做了重点发言，建议制定《义务教育投入法》，明确规定从农业税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投入，以真正解决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困难问题。他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很快被纳入重点研究问题的议事日程。

　　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缺乏高素质师资力量的问题，陈寿朋教授提出了用建设远程教育来解决的建议。他认为随着我国通讯业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现在只要购置相应的设备和仪器，边疆偏远地区也能接收到高水平的授课。这一建议为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提供了新思路，被有关部门和地区广为推广。

　　陈寿朋教授三任全国人大代表，他足迹所到之处，像这样的好事实事，他不知做了多少。千里草原，茫茫林海，农村牧区，偏远基层，都是它的见证者。

　　情系高尔基

　　在我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高尔基这个名字，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团火。

　　——陈寿朋

　　高尔基像一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他一生。

　　高尔基，俄文的意思是“苦”。高尔基苦中奋争，成就了文学天地间的一座高峰。

　　陈寿朋教授的高尔基研究事业，也是从“苦”开始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段极度匮乏的日子，在研究条件相当艰苦的边疆地区，他开始了自己艰难的攀登与跋涉。

　　在此之前，尽管他对高尔基无比热爱，但那只是一个读者对自己倾心的作家的欣赏。现在开始专业研究，那就是两种境界了。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料短缺。他倾囊买书，节衣缩食，跑新书店，泡旧书摊，偶尔买到一本有价值的书刊，他便欣喜若狂；他四处借书，从学校图书馆，借到内蒙古图书馆，最后发信函借到北京图书馆。他还给苏联同行写信求援，苏联的高尔基研究者还真的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寄来了，那时中苏关系紧张，这种学术交流对双方来说都要承担相当的风险。

　　在那一间书房、卧室、厨房、餐厅兼会客室的单身教师宿舍里，在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他的第一部书稿——综合其创作实践系统阐述高尔基文艺理论思想的——《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完成了。但书稿交给出版社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等到这部书稿历经磨难正式出版，已经是20年后了。

　　《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的出版，在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界引起极大反响。戈宝权、孙绳武等学术界权威人士认为：《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是一部“具有独创见解的作品”，“是我国数十年来论述高尔基文艺思想的最详尽的一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称陈寿朋教授“从事的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同行专家称赞该书是“一部论据充分的著作，在我国30多年来的外国作家评论中是屈指可数的”。

　　近30年的孜孜以求，深求博览，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陈寿朋教授的学术研究活动进入了一个丰产期。而随着《高尔基创作研究论稿》、《高尔基晚节及其他》、《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等专著和《论高尔基的创作》等译著接连问世，陈寿朋教授在我国高尔基研究乃至苏联、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得以确立。

　　《高尔基晚节及其他》、《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完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和我国都刮起了一阵所谓重评高尔基甚至否定高尔基之风，有人甚至将这样一位“用带血的歌喉为生他养他的俄罗斯人民的壮丽事业叫喊了一生”的伟大作家称为“双头海燕”、“断了翅膀的鹰”、“斯大林的帮凶”。面对人们的情感疑虑与思想混乱，陈寿朋教授挺身而出，他以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缜密的逻辑推理，用大量详实的文献材料，以及自己两次赴苏联、俄罗斯做访问学者实地考察的事实，对高尔基晚年的思想、工作、生活做了客观全面的描述论证，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完整的高尔基。

　　他在《高尔基晚节及其他》中指出：当时已年近古稀的高尔基正面临着复杂的社会现实与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之间的矛盾，他“既不愿看到斯大林用逐渐抬头的偏执与独断给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抹黑；也不愿意看到国内外真正的敌人借以从根本上把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推翻”。这使他陷入了极其痛苦的两难境地。但不管精神负担多重，内心痛苦多深，高尔基从没有动摇自己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追求，没有停止飞翔，也没有停止呐喊。

　　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高尔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作了大量政论文章，对日益猖獗的国际法西斯主义予以强烈谴责。

　　1929年，当苏联文学界对著名作家皮里尼亚克开始残酷“围剿”时，高尔基公开发表文章予以反对。

　　1932年，高尔基断然拒绝写作《斯大林传》。

　　1934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诬陷、逮捕。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转达斯大林的意见，让他撰文谴责被捕者的“个人恐怖”。高尔基答道：“我是要谴责个人恐怖，但我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在“大清洗”的残酷日子，高尔基曾经无私无畏地救助过许多人，从作家到老布尔什维克到普通人，不少人曾因他的干预和保护而免遭监禁、流放。

　　“当然，高尔基是人，不是神。他也有过失误，甚至错误。” “这应当是一切善良的文学家至死不忘的教训。” 陈寿朋教授热爱高尔基，但他并不为贤者讳。高尔基回国后，曾为一时之需，写了些过眼烟云甚至观点错误的文章。如他写了《索洛威茨改造营》和《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本想歌颂社会主义的成就，却肯定了“左”倾政策下的劳改营与劳动改造。1930年11月他写了那篇极有争议的文章《敌人不投降，那么就要消灭他》。文章把那些对社会主义“成绩”表示怀疑的人，统统视作敌人，扩大了打击面，以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我国现代文学大师夏衍先生对陈寿朋教授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不容否认；用详实的材料去反驳对高尔基的攻讦，维护高尔基的崇高声誉，这项工作有重要意义。”

　　被陈寿朋教授视为自己高尔基研究引路人的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名翻译家、出版家孙绳武先生称赞这两部著作内容充实、丰富、凝练，对陈寿朋教授几十年的高尔基研究工作做了充分肯定，他说：“他在遥远的内蒙古，在研究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中，写了和翻译了许多部关于高尔基的思想和著作的书，在中国半个多世纪对高尔基的研究中，没有人取得这样的成绩。”

　　在《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一书出版之际，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刘云山同志亲自为该书作序，予以推荐。他写道：“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伟大奠基人的高尔基，近年来屡遭异议，他的思想与艺术光辉，也似乎被岁月蒙上了尘埃。面对人们的种种疑虑，我国高尔基研究专家陈寿朋教授推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以充沛的激情和严密的论证，为我们解疑释惑，所以特别值得称赞，值得推荐。”

　　“尽管岁月更迭，在中国，在我的感情深处，我们可以告别苏联，但不能告别高尔基。真正闪光的东西，能经得起时光的砥砺，决不会被岁月的蒙尘所长期遮蔽……”

　　这是陈寿朋教授的断言，也是他满怀深情的誓言。

　　相约无沙的春天

　　“沙尘暴天气日益狂虐，相约无沙的春天，是许多人的梦想。”

　　——陈寿朋

　　陈寿朋教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三月在北京开人代会，这时经常会有沙尘暴肆虐。别人常开玩笑说：是你们内蒙古的代表把内蒙的沙尘暴带到北京来了。

　　陈寿朋教授自己也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一个令人感慨不已的故事：一个韩国旅游团到内蒙古大草原旅游。回到北京后，旅游团成员投诉中方旅行社，说他们被骗了，说好去大草原，结果却被领到了大沙漠。

　　这些玩笑和这个故事使他的心情如此沉重。是啊，内蒙的沙化问题太严重了，全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总土地面积的60%以上，且每年还在以1000万亩的速度扩展，内蒙因荒漠化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80亿元。昔日美丽的草原正在消失！日益严重的土地沙化导致沙尘暴天气频繁发生，20世纪50年代发生沙尘暴5次，60年代发生8次，到90年代发生了220多次。而且规模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大。1993年5月5日发生的那场罕见的特大沙尘暴，曾造成380多人伤亡，37.3万公顷面积的农作物受灾，12万头牲畜死亡或丢失。

　　陈寿朋教授于1961年支持边疆教育来到内蒙古，在这个第二故乡生活了40多年，亲眼见证了美丽辽阔的内蒙草原的生态环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恶化的。这一切使他心难安、情难抑，夜深人静时，有着浓郁人文情怀和丰富历史知识的他会对着书卷，悠然记起书中载记的那一幅幅历史画卷。内蒙草原，这个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动的舞台，这个曾经由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上演过无数有声有色的历史剧的舞台，这个“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一般的世界，真的要被日益扩张的沙漠吞噬掉，成为楼兰、罗布泊那样的死寂之地？

　　他开始了思考，也开始了行动。于桑榆之年，陈寿朋教授走出书斋，走向了大漠。

　　为了调查研究荒漠化和沙尘暴的发生发展情况，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内蒙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四大沙漠和毛乌素等几大沙地。有些风沙源头他已是几进几出。他与同行专家实地考察和测量有关数据，与当地群众和各级领导座谈，风餐露宿，艰辛备尝。一次车过苏尼特草原，正巧赶上沙尘暴，汽车白天开着大灯在沙尘暴中穿行，大风吹得汽车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再看路边牧民的家，流沙已灌满庭院。

　　广泛调查的结果使他对荒漠化和沙尘暴的危害和严重性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有了更急迫的危机意识。他认为：我们本来拥有4亿公顷的草原，占了国土面积的41%，草原本该是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保护屏障。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草原退化、荒漠化日益严重可以说已经到了危急的关头。究其原因，人为破坏的因素是导致这种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很长时期，一些地方政府和牧民只考虑如何向草原索取，丝毫不考虑草原的承受能力，以牺牲草原植被为代价，来开荒种粮食。“一年开草场，两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 这几句民谣形象地说出了一些人们对草原是怎样的急功近利和造成的恶果。如今在牧区，严重的后果已经凸显：牧民生活质量已经下降，“沙进人退”现象严重，许多地区的群众已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态难民”。严重的沙化和荒漠化，造成扬沙和沙尘暴天气频繁发生。仅2001年就发生扬沙和沙尘暴天气32次，其中14次起源于内蒙古境内，占沙尘暴总次数的44%。草原植被的破坏已经让人们开始饱尝破坏生态环境的苦果，甚至开始影响到国家的生态安全。大自然已开始向人类的过失行为进行报复了。

　　为此，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大声疾呼：形势逼人，时不我待，环境生态建设任重道远。那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草原观必须纠正。他反复强调，草原是我国最大的生态屏障，我们向大草原要的首先是生态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不能本末倒置。一旦内蒙古大草原被彻底破坏了，华北、华中、东北就再无安宁之日，风沙就会铺天盖地地刮过来，没有任何天然或人工的屏障能阻挡得住。他建议，政府要立即停止对草原的开发性利用，尽快退耕还草、退耕还牧；同时还要限制草原的载畜量；在农区和半农区禁牧，改放牧为舍饲；要教育农牧民将眼前增收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通过科技创新，如畜牧“良种工程”等措施，促进养殖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实现草原畜牧业的良性循环。

　　陈寿朋教授是儒雅的学者，也是一个长于行动的战士和社会活动家。

　　2001年7月16日，由陈寿朋教授倡导，国际著名冰川学家、国家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国家西部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王志宝等共同发起的中国·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宣告成立。该会以推广生态道德为理念，以加强自然环境保护教育，示范防沙治沙成果，引进国际非政府组织相关技术、资金、设备，加强蒙古高原沙尘暴研究治理工作为宗旨。陈寿朋教授出任该促进会主席。

　　2001年8月31日，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防沙治沙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一法律是在陈寿朋教授等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和直接推动下出台的。作为来自内蒙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陈寿朋教授为《防沙治沙法》的制定出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修订付出了大量劳动，倾注了旁人难以想象的心血。

　　2002年12月18日，随着中国·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和蒙古国沙尘暴研究治理暨建设秀美山川联合会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由陈寿朋教授首倡并积极推动的沙尘暴研究治理的国际合作组织正式启动。这个区域性的非官方国际合作组织旨在以研究治理沙尘暴为纽带，联合沙尘暴起源国、波及国以及其他关注人类生态环境的国际非官方组织，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筹集沙尘暴研究治理的资金、技术和设备，组织专家制定治理方案并开展国家学术交流。

　　为了研究推广防沙治沙的技术与经验，他领导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在大兴安岭深处辟出了3000亩的示范林场，还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等地设立了生态道德教育基地。

　　为了树立人们防沙治沙的信心，他多次走进曾涌现出几位著名治沙英雄的毛乌素沙地，其中有一次的时间是正月初八，春节假期后的第一天。他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着这样一个发生在毛乌素沙地的真实故事，为的是告诉人们，肆虐的风沙在软弱的人面前是强硬的，但在坚强的人们面前是软弱的：

　　在毛乌素沙地的腹地，有一个地方叫背景塘。1985年，一位叫殷玉珍的姑娘从陕西省靖边县远嫁到这里。

　　这里寸草不生，只住着一户人家：她和她的丈夫白万祥。风沙来时，他们那半截埋在沙中的破旧小屋，在风吹沙打下摇摇晃晃，一夜风沙过后，小屋几乎被风沙埋没。清晨，小两口赶紧上房把沙子铲开。对年轻的殷玉珍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还不是这种生活上的贫困和艰难，而是沙海中那无边的孤独。殷玉珍在她出嫁来到这里后的第40天时，才看见一个人从她家的周围经过。

　　“宁肯种树治沙累死，也不能叫风沙欺负死！”为了生存，也为了排遣克服那难熬的孤独，她和丈夫开始在阒无人迹的沙海中种树种草。他们起早摸黑，与漫漫黄沙拼死搏斗，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无情的风沙将他们刚种下的树苗吞噬了，他们马上补种上，再吞噬，再补种。没有钱买树苗，他们就去为人打工，不要钱，只要树苗。18个冬去春来，他们用自己顽强的意志和生命伟力，让6万亩死寂的沙海披上了生命的绿装。

　　讲这个故事究竟感动过多少人，陈寿朋教授记不得了。但它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讲述者自己。这使他匆匆的脚步更难以停下，他和促进会有太多事情要做：

　　——开辟一块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一体的治沙基地——内蒙古国际生态恢复示范区；

　　——协同国家林业局、气象局，与APEC组织合作，创办一个“APEC生态和发展论坛”；

　　——作为全国人大中国—欧洲议会友好小组成员，在紧张的出访行程中，他与德国、奥地利、法国的环境生态专家和华人企业家广泛接触，邀请他们到内蒙古访问，为内蒙古的生态建设谋求方案，吸引资金；

　　……

　　尽管内蒙防沙治沙、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路还很艰难漫长，甚至还不断会有曲折反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陈寿朋教授还是看到了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进展。

　　谈到内蒙各族人民这些年在防沙治沙、生态建设上的壮举，陈寿朋教授难掩自己的激动。他说，从1998年起，国家在内蒙古接连启动了六大生态建设工程，投资治理规模居全国之最；自治区政府坚持以生态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建设来抓，坚持抓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等生态建设工作不放松；广大农牧民响应政府号召，正实现着从生态环境破坏者向保护者的角色转换；大批工商企业纷纷投资生态建设，全区工商企业用于治荒治沙建设项目的资金超过10亿元……内蒙，正在获得从生态重灾区到建设大区的新生。

　　寻找新文明的路标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著名环境学家曲格平在他那篇《建立人类新文明》的著名演说辞中指出：人类在一万年前走出野蛮时代后，先后经过了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和18世纪以来的工业文明时期。就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言，也可以分别称为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黄色的农业文明和黑色的工业文明意味着人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发展将是不能持久的。今天随着环境保护的绿色浪潮席卷全球，人类历史上一场“环境革命”即将到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新文明——绿色文明即将诞生。

　　作为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的首倡者，陈寿朋教授认为：走向这个绿色新文明，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仅仅靠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整个国民心灵上构筑起一道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心灵屏障，使它们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因此，在生态形势严峻，国民生态道德普遍淡漠甚至缺失的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对全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的生态道德教育。正像他所说的：“只有在国人心中构筑起心灵的生态防线，把习惯号令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人’变为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朋友，补上生态道德教育这一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陈寿朋教授坚定地相信，全民生态道德教育就是指引我们走向这个即将诞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新文明的路标。

　　陈寿朋教授对生态道德问题的思考是从十多年前开始的。

　　从1993年起，陈寿朋教授连续当选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并任八、九两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他任教科文卫委委员期间，正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我国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土地管理法》、《防沙治沙法》、《水法》、《草原法》等20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初步建立起了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框架。每一次环境与资源法律的讨论，都给陈寿朋教授提供了大量有关我国环境资源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使陈寿朋教授对我国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治理保护的复杂性有了更全面更深切的理解，并引发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开始逐渐从制定法律以保护环境的层面飞翔到另一个层面——用道德约束来保护环境，并最终作为首倡者高瞻远瞩地提出“生态道德教育”这一思想。

　　谈到其生态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陈寿朋教授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我参加了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讨论，见证了一部部法律法规的诞生和修订。总的来说，我国在生态环境立法方面成就还是很大的。尤其是中央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后，一系列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对规范人们的生态保护行为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靠法律和法规是远远不够的，还亟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构建牢固的生态屏障。对生态环境保护来说，生态环保法律建设与生态道德建设同等重要。法和德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前者是制度层面的，是强制性的；后者则是内心深处的，是基础性的。如果没有深厚的道德素养为基础，再严格完备的法律执行起来也会打折扣。这就是我倡言生态道德的动因。”

　　陈寿朋教授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两次作为访问学者赴苏联和俄罗斯，与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界关系密切。他说，表现大自然之美、关心生态环境问题是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界的一个优秀传统，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瓦·拉斯普京就是这个传统的杰出代表。拉斯普京是苏联和俄罗斯公认的20世纪的经典作家之一，著有《活着，可要记住》、《最后的期限》、《火灾》等作品，同时也是当代俄罗斯文坛一位具有深刻忧患意识和道德使命感的作家，他的创作反映出作家对于当今社会整个生态系统失衡现象深深的忧虑和不安。拉斯普京故乡的贝加尔湖是全世界最深也是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因其美丽洁净而被称为“圣湖”。后来由于湖的周围建起了造纸厂等工厂，使贝加尔湖的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当时正处于创作巅峰期的拉斯普京毅然放弃了写作，投身到了保护贝加尔湖的事业中，后来还花了极大精力组织了一个“保卫贝加尔湖”委员会。陈寿朋教授告诉我们，自己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生态道德思想的形成，受苏联和俄罗斯同行，尤其是那位与他有不少交往的拉斯普京的影响很大。

　　2001年7月，中国·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成立，在陈寿朋教授倡议下，“推广生态道德理念”、“加强自然环境保护教育”被正式写入该促进会宗旨。

　　2002年3月陈寿朋教授在人代会上正式提出：“生态道德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让我们的下一代从小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真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并建议参照国外的办法，在小学教育中加入环保与生态道德教育内容。这一提议当时就得到了与会代表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为了把生态道德教育事业落在实处，早在筹划成立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之初，陈寿朋教授就会同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材、全国人大环资委政研室主任孙佑海等同志，共同策划生态道德教育的推广实施问题，并开始协商《生态道德教育读本》的编写出版事宜。

　　2002年10月21日，由陈寿朋教授倡议并任主编的中国首部《生态道德教育读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等出席了首发式。姜春云在讲话中指出，全社会都要重视和优化生存环境，要调动一切力量为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态道德素质而努力，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他高度评价生态道德建设的意义，强调生态道德的建构是新时代人类处理环境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陈寿朋在发言中介绍说，近几年我国有些地方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尤其是北京沙尘暴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生态道德缺失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他说，生态危机呼唤生态建设，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自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一个国家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生态道德的建构则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他呼吁：“我们要通过生态道德教育的逐步普及，让‘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深入人心，让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成为全民的自觉行为，特别是要让青少年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生力军。”

　　《生态道德教育读本》首次将“生态道德”、“生态道德教育”纳入公众视野，开启了我国生态建设和保护启蒙教育的新纪元。读本一经出版，便在全国，尤其是在曾是生态重灾区的内蒙古引起强烈反响。正像一篇充满激情的报道说的：“从沟壑纵横的准格尔，到丘陵起伏的伊金霍洛……从生态多样的鄂尔多斯市，到大洋彼岸的学术交流，《生态道德教育读本》带着全新的生态价值观念，带着丰富的环保知识，在人们心中构筑着保护生态的心理防线，也传播着生态保护的科学信息。”

　　时隔不久，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个目标，其中后两项是“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对《生态道德教育读本》的最权威的验证。

　　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央10号文件)中，首次正式将“生态道德”一词写入中央文件。

　　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态建设与教育的高度重视，全民生态环保意识的普遍增强，使陈寿朋教授深受鼓舞，对自己积极倡导并实践的“绿色”事业更加充满信心，从而更加忘我地奔走在生态道德教育事业的第一线：

　　——北京，人民大会堂。由陈寿朋教授倡议，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连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团中央、国家林业局共同发起的“百年树人”杯全国生态道德教育征文活动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包头，阿尔丁大街南端的苗圃门前。在猎猎彩旗、声声鼓号中，我国第一个生态道德教育基地——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包头生态道德教育基地正式揭牌。

　　——杭锦旗，库布齐沙漠深处。陈寿朋教授带着由他捐赠的6000册《生态道德教育读本》来到这里。杭锦旗，这个全旗1.89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有70%以上被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所覆盖的地方；库布齐沙漠，这个有报道称，侵袭京津地区的沙尘暴中每四粒沙子就有一粒来自它这里的沙漠。就是在这里，陈寿朋教授把寄托着自己也寄托着当地人民改变生态环境的美好愿望的教材一本本送到孩子们手里，还亲手和孩子们一起种下一棵棵承载着希望的树苗。从孩子们充满希冀憧憬的目光中，他看到生态道德的根芽在这瀚海大漠深处的孩子们的心灵中萌发成长。

　　——呼和浩特，内蒙古沙尘暴研究治理促进会所在地新华大街。满天星斗的高原夜晚，陈寿朋教授引领着一批志同道合者，正潜心于生态道德理论研究，组织专门课题组编写《生态文明建设论》、《生态文化建设论》。

　　2005年1月，陈寿朋教授以“中国生态道德教育理论奠基人”的身份，同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等9位全国教育界杰出人士一道荣获“十大教育英才”称号，在政协礼堂登台接受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等领导同志的颁奖。这是社会与公众对他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再一次认可。

　　2005年7月，第14期《求实》杂志发表了陈寿朋教授撰写的《生态道德建设浅议》。该文全面扼要地阐述了陈寿朋教授关于我国生态道德建设的基本思路，是陈寿朋教授多年来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潜心研究与认真实践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具有首创性见解的理论成果。

　　该文指出，我国的环保事业的实践证明，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还要靠道德的手段。中国生态道德建设的实质与立足点，就是人们应当如何运用科学理性和道德规范来指导、约束自己的需求，提升自己的文明水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协调发展。

　　文章从论证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这个发展过程的根本动因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的有限性的矛盾。”在当代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发展与生态平衡、科技与生态平衡、消费与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生态道德建设的目标，就是发挥生态道德的调节和抑制作用，促进发展、科技、消费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文章最后从方法论角度，从开展全民教育、实施规范约束和推动社会实践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的生态道德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实践主张。

　　随着党中央提出的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陈寿朋教授备受鼓舞，壮心不已，产生了成立一个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筑国民生态保护心灵屏障为宗旨的全国性民间社团的设想。这一设想立即得到关心我国生态道德建设事业的有识之士的热烈响应，也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2006年5月，民政部正式批复同意筹备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

　　2006年6月18日，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召开第一次大会。鉴于陈寿朋教授作为首倡者为中国生态道德建设和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他被推选为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首任会长。大会上，陈寿朋教授郑重宣读了促进会的宗旨：开展生态道德教育，普及生态道德研究成果，加强生态道德建设，维护生态安全，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目的。

　　陈寿朋教授和他倡导的生态道德教育事业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晚年孔子的自况，也是陈寿朋教授的现状的写真。

　　桑榆之年的他，依然脚步匆匆地在他理想的征程上跋涉。他告诉我，作为沙尘暴治理和生态道德教育两个促进会的领导人，尽管日常工作十分繁忙，他依然没有中断他倾情一生的高尔基研究工作。2005年他承担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提出的《高尔基研究史》这一国家项目，同时，两个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的“高尔基学术史研究”和“高尔基研究”也在他领导下正进行着。

　　充实宽厚的人生，容川纳海的胸怀，是陈寿朋教授的健康长寿之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何所求？为社会、为国家、为人类、为子孙多做点好事！我欣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因为我们是为亿万人的利益工作的，因此我们的愉悦不是那么自私的、狭隘的愉悦。虽然我们的事业并不辉煌，但它能给亿万人民带来幸福。当我们死后，高尚的人会在我们的骨灰上洒泪。” 通过这段让人怦然心动的心灵表白，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他思想的脉络和行动的力量源泉。

　　长存赤子之心，长葆童心童趣，强烈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对大自然无比亲近，也是陈寿朋教授健康长寿之道。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那部集学者识见与诗人情怀于一体的散文集《域外情丝》中。“心沿书阶好攀登”，他喜欢书，喜欢夜深人静时坐拥书城的那种宁馨惬意的感觉；“童心常在目不斜”，他喜欢孩子，正像他自己说的，走在大街上，看到从幼儿园走出来的孩子，他会情不自禁地想上前摸摸这个“冬瓜脑袋”，捏捏那个“

　　这就是陈寿朋教授。你可以感到，在他身上，学者的儒雅，战士的坚忍，倡导者的胆识，力行者的执著，大仁与大爱，童心与童趣，一切都结合得那么完美。

　　一个将德与智、知与行融和的心灵是和谐的，健康的，快乐的。

　　“知者乐，仁者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