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铜山现象拷问艾滋病防治机制(图)

北京青年报

　　-三十多位农民输血感染艾滋病如今相继发病

　　-政府依据最高标准制定赔偿仍是杯水车薪

　　输血！又是输血！

　　三十多位农民，艾滋病相继发病。而原因，都是十年前盲目的输血——这是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一个以往没有艾滋病记录的地方。

　　悲剧在于，他们当初只是一些轻微病症，本不需要输血，却在医生的诱导下输了血——伴随着滴滴殷红，注入身体的竟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病毒。这三十多人，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仅有十个月，近一年内已有九人相继死亡。

　　输血——感染——发病——因治病而陷入贫困——因贫困而无钱治病……像曾经报道过的艾滋病村的感染者一样，他们又在重复着同样的遭遇。

　　他们要为自己讨个公道。找医院，医院无能为力——把医院罚破了产，病人更无处看病了；找法院，法院终止受理——一纸判决并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找政府，政府同意由医院给予赔偿，但是杯水车薪；再找政府，政府表示已经尽了最大能力……看来，单单一个县、一个地区，似乎很难招架艾滋病魔的集中发作。

　　在疾病、贫困、歧视三重压迫下，在死亡的威胁下，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抱怨、不安、绝望，直至忿恨。

　　有人选择出走。出走，可以躲避歧视；出走，或许可以打工挣钱看病。可对社会而言，出走——是最危险的出路。

　　-意外：“输点血吧，补补身体”

　　2006年9月20日下午，刚被查出感染艾滋病并轻微发病的铜山县单集镇农民顾荣，从徐州市传染病医院回了家，临走前他对同病房的人说：“不治了，治也治不好，还是留着钱给儿子治吧！”当晚，顾荣在老伴遗像前吊死在房梁上。此前他的老伴，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祁桂已于2005年7月身亡。而他的大儿子顾勇，也正躺在他住过的传染病房的隔壁。

　　顾勇对记者说，“怎么也没想到那么点小意外，会让我得上这种病。”在顾勇记忆里，1995年的春节，是这场灾难的起点。农历的正月初三，29岁的顾勇请村里几个好友在家喝酒，一会儿村长却气呼呼赶了过来，他觉得没邀请他是对他的蔑视，双方借着酒劲发生了争执，村长用刀刺伤了顾勇的腿。顾勇就近住进了县吴桥镇医院。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伤口基本愈合，医生对他说：“输点血吧，补补身体。”顾勇本来就气挨了村长一刀，反正医药费也是村长拿。“那就输吧！”顾勇欣然同意。

　　据顾勇的妻子王珍回忆：当时医生马上给顾勇验了血型，随后院长陈洪给“血头”赵四胜打了个电话，让他带两个和顾勇血型相同的人来，并让王珍到门口喊一下。赵四胜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被当地人称为“吸血鬼”。王珍马上到医院门口喊了句：“有人要输血”。不一会儿，她就看见梳着大背头的赵四胜带来了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医生把他们带到顾勇床前，让他们坐在凳子上开始输血，医生把刚从那两个人身体里抽出来的各400毫升共800毫升的血，转身就输进了顾勇体内。王珍说：“我当时给了他们800元，其中200给了医院。医院当时没做任何检查。”

　　翻开顾勇当年的病历，关于输血有着这样的记载：“受血者顾勇与献血者刘某血型相交叉配血，在盐水介厦中，主付两管均无凝容现象。”这就是那次输血，医院唯一的化验记录。

　　“输血没几天，顾勇就出院了，可不到一个月，他就得了丙肝再次住进了医院。那时顾勇身体很好，输了几天液就好了，我们也就没多想。”王珍回忆说。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顾勇的生命从此进入了倒计时。更想不到的是，魔爪正继续伸向他们家。就在顾勇输血一年后的1996年的7月，顾勇母亲祁桂到屋顶晒棉花时，不小心摔断了左臂。被家人同样送到了吴桥医院后，医生同样以输血恢复得快为由给她输了500毫升血，血液依旧来自赵四胜那里的人。出院后不久，祁桂开始发烧、咳嗽，而且怎么输液也不好。两个月后，她在铜山县传染病医院被查出同时患乙肝和丙肝。

　　顾家人找到当时给他们联系卖血人的吴桥医院院长陈洪。1996年12月的一个正午，陈洪带他们找到了血头赵四胜。经协商，赵四胜赔偿了祁桂4000元钱。祁桂因输血被感染丙肝和乙肝之事，就这样做了个了结。

　　当时无论是顾家人还是铜山县传染病医院或吴桥医院，都没对祁桂做进一步检查。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那次输血祁桂感染的不仅是丙肝和乙肝，还有可怕的艾滋病。此后，祁桂的“肝病”三天两头发作，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医院。而顾勇也早在半年前就出现了口腔溃疡，经常发热等症状。每次发作他们都当感冒治，但这个“感冒”却一次比一次来得凶。

　　五十多岁的祁桂因病情严重，在当地医院查不出病因的情况下，家人把她转到了徐州市“解放军第九七医院”。医生在做了详细检查仍查不出病因后做了HIV检测。结果让医生们大吃一惊，面对一生都没出过远门的祁桂，医生问家属，她是否输过血？在得到肯定后，医生把结果告诉了祁桂的家人。面对这个结果，一家人一下想到了顾勇。老三顾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眼里猛地涌满了泪水，“我妈结果一出来，我一下想到了大哥，他们症状太相似了。”还没等他们去检查，铜山县传染病医院就来人对他们全家进行了检查。结果是，顾勇因输血染上了艾滋病，他的父亲顾荣因妻子而感染。

　　2005年11月，顾勇因发病严重住进了徐州市传染病医院，从此几乎没离开过病房。

　　不满18岁的感染者玲玲，十年前竟因流鼻血被输了血，结果染上了病。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玲玲母亲泣不成声：“当时不满8岁的玲玲鼻子突然出血了，我把她领进医院，血很快就不流了。医生却说：‘出血了就该补点，不然孩子会缺血’，然后医生就给赵四胜打电话，让他带了一个人来，并当场输了400毫升血。”

　　“医院是救人的地方，我们没想到他们会害人。我们农民懂啥？到了医院还不得听医生的。”顾勇也懊恼地告诉记者。

　　-怪事：医院里还有个卖血队

　　在记者采访的三十多个感染者里，几乎每人都提到赵四胜和他的输血队。就那么十几个人的输血队感染了三十多个人。而这三十多个人在当年输完血后，事隔不久都无一例外地暴发了乙肝和丙肝，再次住进同一医院。但当时却并未引起医院重视。

　　回忆起当年输血队卖血的情形，时任吴桥医院院长的陈洪记忆犹新，“输血队有十几个人，由单集镇的赵四胜统一领导，这些人就住在铜山县第三医院(当地人也叫大许医院)里。他们同时负责给附近的吴桥、单集、大许等四五家医院供血。医生、医院和他们都有联系，有要输血的，医生或医院负责人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就带人来了。”

　　艾滋病感染者徐力的丈夫回忆说：“当年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流行输血。医生总是告诉病人，输血对身体好，其实医生从中拿好处，一般卖400毫升的血，400块钱，医生或给联系的院长拿100元。”已故艾滋病人刘敏的丈夫张力说：“我老婆当时输了400毫升血，我就亲手给了‘血头’200元，给了医院200元。”

　　顾勇妻子王珍也表示：“这些人当年输血后几乎都得了丙肝和乙肝。我们农民不懂，可医院应该懂啊，就是没有人管。”问及此，陈洪说：“当年没办法查艾滋病，所以大家就都不检查。最主要的是上面也没要求。那时对卖血的，医院也不要健康证，谁来了，验个血型就可以了。”据记者了解，肝病在当时是可以检测的。问及这个问题，陈洪低头想了想说：因为肝病化验时间很长，病人都很急，主要是上面也没要求，所以也就不查。

　　对顾勇母子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之事，当年负责联系输血的陈洪完全承认。“我已给他们出证明了，该我做的、需要我承担的责任我一定承担。当时我是院长，是我负责给他们联系的输血队，但我不是临床医生，只是医生说需要输血，告诉我，我就给联系了，这些我都承认。”

　　在大许医院门口，一些艾滋病人指着医院门口的一块空地说：“这里当年是医院的一排平房，现在拆了，那个卖血队当年就住在这里。”

　　事情过去了十年，据了解，当年的输血队早已解散，“血头”赵四胜也在几年前死于艾滋病，其他的一些人也是死的死、散的散。十年后，这些染病的农民仍然对输血队心有余悸。不少人担忧地说，“如果输血队还有人在卖血，希望有关部门能找到他们”。

　　-索赔：找医院找法院找政府

　　顾勇的妻子王珍说：“一家三口染上艾滋病，谁受得了啊？我婆婆死后，我们找到吴桥医院，当时医院说没办法管。可我们家就死了一个病人，还剩两个呢！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啊！”无奈之下，2005年8月，顾勇一家将吴桥医院告上了法庭。在记者采访的三十多个感染者中，有六人因赔偿问题提起了诉讼。但这六个已立案的案件，却突然被终止了审理。

　　顾家二儿媳曹影说，一个证据确凿的案子，一直拖到2006年的5月，等来的却是律师告诉我们说：“上头有电话，已受理的关于艾滋病的案子不再审理，没受理的不再立案，由县政府统一处理。”

　　王珍说，“我们去法院问原因，法院告诉我们，这是上级的电话指示。”面对这样的结果，曹影很无奈：“我们本身就是受害者、是无辜的，出了这样的事政府不管我们谁管我们？”

　　对此类案件，铜山县法院为何不再审理和受理呢？该院副院长桑正奎说：“我们接到了上级法院的电话通知，‘关于艾滋病的案件，受理的不再审理，未受理的不再立案。所有案件一律由县政府处理。’至于谁打的电话不知道，反正是上级法院打来的。”随后他以工作忙为由把记者“请”出了办公室。

　　但随后记者在该法院5月30日上报给县政法委的“关于审理艾滋病案件情况的紧急反映报告”中看到了如下内容：“……涉及艾滋病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上级法院仅电话通知，要求已受理的案件一律终止审理，但不得下裁定，如何结案等候通知，现铜山县艾滋病感染者除此六例外，尚有部分准备立案未能立案……这些人均生活在农村，生活非常困难，法院停止受理后，他们非常绝望，失去了经济途径……如解决不好，可能会造成个别人铤而走险……建议安排专门部门处理，启动专项救济资金予以解决。”

　　面对这份报告，铜山县政府又是何态度呢？在记者到达当地采访当天，一些感染者和家属正从县里赶回来，他们告诉记者，他们和医院签合同去了。合同虽然签了，但他们并不满意。感染者王敏的丈夫张洪表示：“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人还需要看病。政府整天来做工作让签合同了结这个事，说不签就不再管了，我们需要钱解燃眉之急啊！”

　　合同规定：医院每月给艾滋病感染者发生活补助600元，一次性给予感染者补助10万元，分三年到位。第一年发放40%，第二、第三年分别发放30%。双方签订协议后10日内首付2万元。剩余款，于每年年底前付清。如在此期间感染者死亡，则一次性发放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合同还规定医院履行协议后，医疗纠纷到此结束。以后，病患除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等规定外，不得再向医院提出任何经济补偿和赔偿要求，否则视为违规。双方如有违约行为，违约方需支付违约金5万元。

　　王珍说：“顾勇的治疗费已花去7万多，政府给10万块钱，而且分三年付清，除第一次给两万外，以后就等于一个月给几千块，这够干什么用啊！后期的治疗怎么保障？但现在的情况是你不签合同，到法院也不受理，签了还能有几个钱，不签就更没人管了。”

　　记者了解到，医院答应赔偿并分期付的那10万元，只针对已发病的感染者，没发病的要等到发病时才给。而且对执意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不同意签合同的，不给任何补助。对于那些在医院找不到病历的感染者，补偿金一般是7万元，也分三年付清。这让很多未发病者无法接受，更让没签合同的感染者陷入焦虑。他们说：“艾滋病发病是很快的，等发病时再让我们治疗，那就晚了。我们现在也吃政府发的免费药，可经常会发烧起疱疹。我们不想这么快就死啊！”

　　在记者交涉下，铜山县政府派出了以法院、县政府艾滋病专门协调小组和卫生局三方组成的三人小组，接受记者采访。县卫生局副局长祖桂兰在谈到赔偿问题时一肚子苦水：“这个赔偿额我们不可能再变了。我们在全国都算给得多的了。很多艾滋病人要求的赔偿额太高，而艾滋病人又比较多。如果一两个还赔得起，这么多人，赔偿能力确实是个问题。”

　　“但不管什么情况，我们医院该承担的就要义不容辞，虽然有规定是5万至10万，但我们都按最高数额给的。我们的补充协议也有，条件好点的、病人少点的医院，就多给点；效益不好的、发不出工资的医院，可少给点。”祖桂兰还介绍说，因为病人多，医院无力一次性赔偿，所以采用了分期的形式。很多没病历证据的感染者，也都给了赔偿。此外，民政部门还将所有艾滋病人的直系亲属纳入了低保，今年8月已开始落实。

　　采访中记者看到了一份徐州医学院司法鉴定所为顾勇的后续治疗费做的鉴定书，鉴定书表示：后续治疗每年约需2.5万元—3.5万元，若病情发生机会性感染，需住院治疗，费用每年不低于3.5万元。记者了解到，目前很多发病的感染者已花去至少六七万元，且这些花费，不是贷款就是从亲友手里借的。所以后期的治疗如果就目前铜山县的补偿来看，确实是杯水车薪。

　　-出路：拖延、漠视、无奈不是我们的选择

　　这些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在十年后病情暴发的今天，他们受到了周围人的排挤和冷落。

　　记者来到该县大许镇感染者李枚家时，大门紧闭。她的丈夫阎忠用力敲了很久门，李枚才慢慢把门打开一条小缝，见是自己丈夫才打开了门。随后铁门闩一声脆响，大铁门在寂静的午后有些夸张地打开了。风从门外呼地涌了进去，吹起她的衣角，露出了她干瘦的肋骨，她不禁打了个寒战。李枚看起来很虚弱，但毕竟刚33岁，憔悴的病态仍掩不住她年轻的气息。李枚是1995年跟家人赌气喝农药，在大许医院洗胃后输血感染艾滋病的。2002年，她身上开始出疱疹。2005年10月，开始高烧不退，经查才知染上了艾滋病。

　　李枚说，得病后村里人都躲着她，就是娘家人也都不敢和她来往了。时间久了，她自己也不敢出门了，一怕村里人躲避的样子；二是时间长了，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问题，好像真的一出门就会把人传染一样。正说话时，风吹开了大门。因为我们就坐在院子里，她惊恐地喊丈夫赶紧把门关上。“我自己倒没有什么，现在孩子那么小就整天很忧郁，最担心的就是孩子。”

　　采访中，记者最担心的是如何控制传染源的问题。在记者掌握的这三十多个感染者中，由于大部分是青壮年，且以女性居多，面对无辜的感染和生活的困境，一些还没发病的和轻微发病的人正准备去城里打工，想赚点钱贴补家用。李枚也透露了她正收拾行囊准备去打工的事。

　　几个感染者的丈夫说：这个问题政府该不该管？该不该保证她们的生活使她们安定下来？据他们介绍，那个不满18岁的女孩玲玲一直在徐州打工，做餐饮服务员，而她不可能告诉别人她是艾滋病感染者。

　　对于感染者外出打工，铜山县卫生局副局长祖桂兰表示：我们不能限制艾滋病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只能在宣传上下功夫。

　　经记者调查，传染源的控制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记者发现，一些感染者因为没钱不能去医院治疗，在出现一些轻微症状后，他们就去村里诊所打抗生素维持。很多人因为担心受到歧视，或者怕治疗遭拒，所以一直隐瞒着病情。而这些人用过的针管，就被扔在卫生所院子里，而收垃圾的人毫不知情，这些医疗垃圾的走向更让人担心。还有一些感染者因公开了病情，村卫生所拒绝为他们打针，无奈之下他们就自己打，用过的针管就扔到路上。李枚的丈夫阎忠说：“我常常为这个担心，因为农村的小孩都喜欢玩土，喜欢玩那些扔掉的针头，如果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就有可能被传染了。”

　　十年前因输血而染上艾滋病的这群人，如今已进入暴发期，有的甚至已死亡。追究当年的历史问题对眼前的感染者来说并无太大的实质意义，摆在眼前更紧迫的挑战是，如何有效地保障这些感染者的后期治疗，尽可能地控制传染源的蔓延，让他们尽可能地延续生命，把再次传染的可能性减小到最小。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一个地区的一家医院、几家医院、当地卫生系统甚至当地一级政府，铜山的事实已说明，很难真正起到作用。本月，记者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有关艾滋病病人

　　中央党校靳微教授是艾滋病患者维权方面的研究者，她表示：目前我们国家有65万艾滋病患者，政府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艾滋病应急机制，就是当情况发生时，政府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多年来一直从事艾滋病患者救助的李丹，对艾滋病患者的困境感触颇深，“政府除了要把‘四免一关怀’做好，更应该对他们多一些心理呵护，让他们体会到社会的温暖，使他们放弃仇视，这才是合理控制传染源的途径。”

　　对传染源的控制，

　　对于铜山县政府对感染者的补偿，李楯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铜山县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医院过多地赔偿就会破产，在中国，医院不能破产，如果医院破产，就会牵扯到一方人无法看病。赔偿的钱由谁出？这涉及到医疗保障的问题。”李楯认为必须尽快建立完整的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系。

　　记者发稿时，当地艾滋病人打来电话，说又出现了几例新的艾滋病感染者。怎样才能让这些感染者得到更好的救治？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控制感染源？怎样消除那些感染者心中的情绪……

　　专家们寄希望于，国家早日出台一个行之有效的艾滋病应急机制。

　　-文并摄/本报记者　佳琳

　　-文中艾滋病患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