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不立

　　对于“三十而不立”，人们并不需要过分地在意，随着旧秩序的改变，“立”或“不立”的评判标准也逐渐多元化

　　★ 本刊记者/孙冉

　　“30岁我们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做不到是不是意味着一无是处？”

　　越来越多的徘徊在而立之年的人们感到疑惑不解，如影相随的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定感和无法摆脱的焦虑。

　　依旧在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停下来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创业的人终究是少数，也未见得事业上有巨大的成功，还没结婚，也未有生育打算。大家的人生步伐似乎都放慢了，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的高知识人群里似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写照，大多数时候，并非他们有意为之，但就这么一步一步蹉跎到了40岁。

　　被不确定感笼罩的年轻人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急速变革是导致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使得无论是古代标准的成家立业还是现代标准的安居乐业都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著名社会学家，

　　此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结构与价值规范等很多过程还没有完成。人们在不断重构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种秩序的混乱的现实状态，人们焦虑且难以适应。

　　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个人没有择业自主权，用人单位也没有用人自主权，这种刚性的就业政策，从制度上否定了为形成资源有效配置所必须的劳动力流向机制。劳动者进入企事业单位，就等于捧到了“铁饭碗”，基本没有流动的动机。这种就业机制虽然使得劳动者失去自由择业的权利，但却规避了机会均等的竞争可能。

　　所以市场机制的就业环境出现后，激烈的竞争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社会发展未定型性使得变化来得更加剧烈。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干多久，担心明天就被炒鱿鱼；即使想辞职但为了房贷，还是要小心翼翼地做下去；外来人员的户籍问题十几年悬而未决，不知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心都飘着，如何立身。

　　“缺乏可靠与信赖的组织，归属感丧失，是当代人没有安全感和确定性的原因。”而同时他们又有着太多的自由和选择，很难确定工作岗位，找不到依附点，无法定性。结果往往变得无所适从，白白错过很多机会。”著名社会学家夏学銮说。

　　很多人时刻处在想跳槽状态，这一点似乎不容置疑。在市场形势变化很快的大时代背景下，跳槽也是一种变化，是以变应变的主动生活者，余下的则被动地顺应潮流变化。中华英才网今年7月做过一份5346人参与的关于跳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22%的人有跳槽的想法，这其中男性高于女性，大部分人跳槽的目的是为了“骑驴找马积累经验”或是“如果公司稳定我也不会这样”，而大部分人表示在一家公司待的年限最多为2年。频繁的跳槽是转型期人心浮躁的表现，很多人跳来跳去，转眼到了而立之年却还没有定下自己的发展方向，业绩的积累更是无从谈起。

　　夏学銮认为：“如果说经济风云变化以及经济危机频发，全球化的影响使得这种不确定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焦虑，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则使得这种焦虑变得更加严重。”

　　日益火爆的考

　　据调查，针对“公务员吸引你的是什么”这一问题，53.3%的被调查者的选择是:工作稳定。

　　“‘三十而立’推迟的现象在独生子女身上会更加明显和加重，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青春期后移的情况。”对此，夏学銮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自1979年开始的独生子女一代，越来越多出现幼稚化倾向，表现为不愿意长大。因为家里没有其他孩子来取代他，所以老大受宠的地位永远不会被罢黜。“80后”的职场新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空间和竞争压力是他们的前辈所无法比拟的。而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没有经历过他们前辈所经历的那些磨难，抗压力能力相对较弱。当他们走上社会又正好恰逢就业日益艰难的趋势，而且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在一项对“80后”一代工作情况的调查中，68.3%的人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并不满意，22.6%的人觉得还凑合，仅有10.1%的人比较满意。大多数人不满现状的理由主要集中在薪酬低、压力大、人际关系繁琐、上升空间小等几项。“80后”一代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代，是注定要承受付出转型代价的一代。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5年的一份针对31875名不同职业人士的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当前中国各年龄段中感受压力最大的人群。负责该项目研究的研究员陈龙认为，这些年轻人除面临工作的压力，还有成家、子女抚养和社会交往等诸多压力，另外他们也相对缺乏社会经验，应对各类情况的能力也不足。综合所有这些情况，年轻人群的压力最大。

　　婚姻稳定期推后

　　现实生活的种种触角也正在日益改变着一些大城市人的婚姻观，在高知识人群中对传统的将婚姻视作人生必经途径和幸福源泉持怀疑态度的人比原来多了，他们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育，这股趋势正向着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强制晚婚晚育政策时，知青返乡后的30多岁普遍婚龄的历史最高点缓慢上升。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认为,现代青年对婚姻,恋爱的质量要求高,婚姻父母做主的形式已经不多见。现代人希望找到事业有成,经济条件好的对象。而许多青年认为,自己工作不稳定,工作压力大,事业未成,难给对方一种安全感,因而不想过早谈恋爱结婚。另外,住房的不稳定感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双方感情上的不稳定。

　　高学历的女性在现代人的婚姻生育问题上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目前整个社会的婚庆模式都是男高女低，女性希望男性的学历、收入、身高都比自己略高一筹或是差不多，但男性未必要找这样的“三高女性”。这就出现了“三高女性”择偶困难的情况，这是世界性的趋势。特别是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对女性来讲，在应聘时往往成为弱势，许多企业考虑到经济效益和成本的问题，不愿意招聘即将面临生育问题的女员工，或者即使同意招聘，也会签定若干年不能生育的不合理条约。高学历女性本来工作年龄就比较晚，本身的独立意识使得其往往想有一定经济基础之后再谈婚嫁，同时社会交往范围和时间缩小，更加推迟恋爱结婚的年龄。

　　职业女性在职场竞争中必须面临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对北京1万名25～45岁的城市职业妇女的调查显示，有80.75%的女性认为自己由于社会竞争、婚姻问题、经济压力等种种原因，面临着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以至于在生理、心理上不堪重负。”2005年8月4日，在“继续95共谋发展”妇女论坛上，北京市妇幼保健院院长丁辉公布了这项调查结果。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认为：早婚和晚婚都会影响婚姻质量，晚婚的人往往因为年龄而降低择偶标准；而且年龄比较大的男女相互调试的可能性也比较少，双方已经定型，可塑性小，不太会改变自己，会影响到婚后的适应问题；晚育对于子女健康的影响问题就更不用说了，甚至有可能不生育，因为本身事业心较强，对生育的认同感就会减弱。

　　在家庭生活和工作状态的稳定性推后的今天，立或不立，也许并不能用外在的随时变化的标准衡量。

　　或许我们应该像《论语心得》的作者于丹教授所说的：“三十而立”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一种心灵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