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我们是如何制榜的

　　□ 本报记者 吴怀尧

　　“我先问一下，你这个调查收费吗？”这是作家出版社宣传主管李宏伟在记者表明来意后问的第一句话。有些出人意料，在记者肯定地作出否定回答后，李宏伟似乎放心了。

　　作家社发行部和大多数出版社一样，是最热闹的部门，墙上贴着全国各地媒体对他们

所出作品报道的报纸，电话铃此起彼伏，催款发货却在唱主角。

　　在墙角一台运行速度超慢的电脑上，记者看到了从2000年1月至2006年11月的销售详单。每本书销售总量精确到个位。抄录这些数据的时候，记者颇为感慨，有些作品可能有文学价值但是现阶段没有市场价值，有的恰恰相反，有的两者皆无；而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市场价值，则寥寥无几。

　　记者有时为了求证一本书的印数，电话要转打N次，才能得到一个“可以负责任的数据”。这个数据会不会有水份呢？“没有必要。”对方的回答都很肯定，“一本书刚出来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可能有些夸大，但当它真正畅销后，就完全没有必要。”

　　据记者调查所知，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拿到出版 社给出的版税。有的作家就抱怨索债比写作更辛苦。对此，出版社似乎也有苦衷。春风社社长韩忠良就曾解释过：“现在出书的周期大大缩短，稿费、纸张费、印刷费、制版费的支付周期都缩短，但回款周期没有缩短，还是6个月开始回款，中间便出现了一个资金缺口，所以有的时候就不能按时支付稿费。稿费滞后问题实在是无奈之举。”

　　颇让人深思的是，在80年代稿费制时代，作家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在市场经济下，作家间也出现了贫富差距。

　　关于作家的贫富分化，很多受访作家都觉得正常。童话大王郑渊洁就是其一，他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任何行业都存在这种现象，不要因为作家是一个特殊群体就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