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引发2000亿债局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从1999年扩招开始卷入贷款风潮中的中国高等院校，2008年前后将陆续迎来还款高峰。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大学将遭遇可能的财务危机。一项独立完成的调研表明，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2500亿元。

　　这已经引起高层的注意。媒体获悉，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财政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近日已完成了对教育系统贷款的调查摸底，有关报告已上报国务院。

　　高校财务危机

　　广东工业大学因为搬迁到广州大学城，一共贷款20多亿元。2003年开始还贷，每年1.3亿元，政府贴息到2008年。2002年，广东省曾提出招收公办新机制学生，也即高收费学生，增加收入用以还贷。当时计划，几个校区将招收此类学生1.8万人，实行按全成本收费用于还贷。但是2004年，这种做法被教育部叫停。

　　该校财务处人士称，学校将从2008年开始大规模还本金，加上政府贴息结束，“以我们学校的实力还不了贷款，现在学校也不知怎么办。”

　　这样的高校并非广东工业大学一家。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说：“由于贷款额度太高，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部分高校已没有偿还能力。”邬大光说。过去两年中，邬大光带领学生调查了20多个省过百家学校的数据，在他最近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000亿到2500亿元。

　　这已经高于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披露的数据。蓝皮书称，公办高校在银行的贷款规模达1500亿-2000亿元。高校贷款有可能成为新的高风险贷款项目。

　　因为部委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邬大光所使用的数据是他和学生发动各高校基建处、校办，甚至当校长的校友同学搜集的。邬大光说，他调研的结论是，“银校间热恋的甜蜜时期已经结束了。”他说，银行从2004年开始逐渐收紧贷款，但一些学校工程只做了一半，因此卖地、集资、高收费现象普遍。而这一切，缘起于7年前的高校扩招。

　　扩招之后

　　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为180万，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

　　“前两年学校还勉强塞得下，可后来学生增加了四五倍，就开始圈地扩建。” 郑州大学学科办主任朱诚身说，政府没有多少投入，学校扩建资金的主要渠道就是银行贷款。郑州大学总投资20亿元，政府投了1个亿，借贷规模就达12亿元。

　　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大学， 2000年，全国刮起了并校风。“三四个学校捏到一起，为了融合，开始建更大的新校区。”朱诚身说。而各地也争相开发“亚洲第一”、“中国第一”等各种排名的“大学城”。

　　教育“211工程”也成为高校扩建的诱因。延安大学基建处的吴先生说，教育部门有评估硬指标，每个学生要占一定校园面积，每个专业达到一定招生量，达不到这些硬指标，一些专业就被停招，所以，学校不断圈地扩大规模。

　　正是在这个时候，各大商业银行开始竞相与高校签订“银校合作协议” 2001年左右，仅工商银行就签订了超过100亿元的银校合作协议。一些商业银行给知名大学的授信额度达到了5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省属高校贷款余额已超过200亿元，其中省政府贴息贷款达180亿元。湖南省25所高校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河北省教育厅直属高校贷款金额50.73亿元……

　　谁是买单者

　　7年之后，时过境迁。

　　在河南，除了郑州大学还勉强可以贷到外，其他高校几乎贷不到钱了。郑州大学学科办主任朱诚身说：“开始银行挤破头找学校，现在是学校跑着找银行了。”

　　从2005年起，国家审计署在连续两年的审计报告中，都对高校债务风险提出了警示；从2005年1月1日起，教育部门开始全面实施对直属高校资金流动的即时动态监控，要求控制贷款规模，审批贷款。

　　针对扩招问题，教育部门出台了三限(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政策。由于学费是学校扩建的一项资金来源，也是还贷款利息的来源，高校资金链顿时紧张，因此，尽管政府下文限制高收费和扩招，为了筹钱，学校更狂热地扩建，以便开展“社会办学”或“多层次办学”，降低学分，学费翻番，并办花样翻新的高价培训班。

　　政策上的转向，使银行警觉，加速了对高校的贷款规模的收缩，一些银行上浮了基准利率。一些高校的信用评级也从以前的优质开始在13级评级阶梯上下滑，“个别的从正常降到了不良。”

　　“到了2004年，各省高校几乎找不到不贷款的学校了，找到了才奇怪了。” 邬大光说。

　　“校长都睡不着觉，一睁眼就是钱压着，喘不了气”，曾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蒋晔说，这还是有责任感的校长，一些校长干脆跟我说：“管他的，等着政府将来冲销吧！”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为此买单。浙江省政府最近已决定财政拿出40亿元，直补大学贷款利息。河南省政府也酝酿拿出一些资金为学校偿还1/3的利息。

　　而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处副处长马宁不久前撰文说，国办高校特别是贷款风险处于高风险状态的高校，由于其贷款远远超出了总资产负担能力，难以抵御发生的意外情况，可能会在难以承担风险损失时将其风险转嫁给最终责任人——政府。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