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大家端木正：一生最爱是教书

　　本报讯  (记者 邱春艳 实习生 肖玲燕 周映萍) 11月27日晚上10点多，端木正感到胸口不适，老伴和儿子要为他找医生治疗，却被他阻止：“这么晚了别麻烦了，你们都睡觉吧。”家人见他病情不轻，坚持拨打了急救电话。

　　几个小时后(11月28日凌晨)，一代国际法大师端木正因抢救无效在广州去世，享年86岁。

　　38个小时后，端木正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光塔路清真寺按宗教仪式举行(他是回族人)。每位接到通知的学生都被嘱咐：不送花圈，不写挽联。

　　“老师一生最怕麻烦别人，就连辞世都像怕惊动我们似的，从惊悉老师逝世到举办告别仪式的整个过程，仅有短短的 30几个小时。当我们还没有从震惊和悲痛中缓过神来，老师的丧事就已宣布结束。”中山大学法学院1983级学生，现任国际法教授黄瑶说。

　　参加送别仪式的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领导，有广东省委的相关领导，有中山大学的领导，但更多的是学生。有他生前教过的，也有他生前没教过的，有已经毕业的，还有未毕业的。他们从各地赶回来送老先生最后一程。

　　参加遗体告别的学生说，在被称为“中国第一座清真寺”的怀圣寺门口，前来给端木正送别的长队，其中有一部分人是从外地远道而来为端木老师送别的弟子们，包括乘飞机来往广州的外省律师，从香港、澳门赶来的律师和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李克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宣读端木正的生平时说：“他的逝世使人民法院失去了一位好法官、好领导，使法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和楷模、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好导师。”

　　“我是一个教师”

　　端木正的头顶，有着许多耀眼的光环：我国著名法学家，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法律学系复办后首任系主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首批仲裁员……

　　但是，在中大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位让人尊敬的老师。

　　一位记者在端木正生前采访时问他：“您的一生，做学问、当教书匠、从事审判事务，哪样最重要？”

　　端木正毫不犹豫：“教书！”

　　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刘恒说：“老先生作为中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为中大的法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贡献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也有人这样评价他：“端木正之于中大法律系，就如陈寅格之于中大”。

　　端木正人生中50多年的执教生涯几乎都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

　　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武汉大学政治学系、清华大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端木正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从获法学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学业。

　　1951年，端木正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就任岭南大学(现为香港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后任中山大学法政学系、历史学系副教授；1980年，中山大学复办法律系，他出任第一任系主任；1987 年，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创办后，他任第一任所长。

　　端木正还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就写信给他，让他毕业后到广东去。

　　毕业后他如约而至。从此，端木正在广州一呆就是55年，即使去最高人民法院任职，户口也没有离开过中大。

　　由于历史原因，当端木正“年轻力壮”的时候却不能“正常教书”。他后来回忆说：“因为不能正常教书，特别难过。住在自己亲手搭建的草棚里，光着脚下地去种田，身体上的辛苦是次要的，想到不能给学生上课最苦闷。”

　　在那种情况下，他等待着“正常教书”的机会：“在大学关门、学生全部下乡劳动的日子里，我也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开课的大学。”

　　不过，后来即使回到了校园，他也只能教授“政治学”、“历史学”，因为当时的广东已没有了“法学教育”。

　　花甲之年，端木正最终等到了教法学的机会。这一年，中山大学校领导找到他，请他参加复办法律学系，并出任系主任。端木正临危授命。

　　法律系复办之初，首批招了40个学生开班，整个法律系教师和员工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

　　端木正的女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端木美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1980年中大复办法律系，父亲当年已是年逾花甲，受命白手起家，一无书二无人地重建起法律系。首批本科生40人，是最小的系，但如今，中大法学院已在全国响当当。”

　　父亲的治学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端木美。

　　端木美幼年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窄小书房的书堆中勤奋工作的背影。

　　“文革”结束后，端木美可以选择到新华社、高校或者社科院工作，端木美选择了最冷门的历史研究方向。已经是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的端木美回忆道：“别人都说到社科院做研究是坐冷板凳，但我还是选择了这个方向，延续我的梦想”。

　　中大法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时，端木正每年都要亲自带国际法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