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华
卢梭为自己公民身份的归属问题苦恼了一辈子，他性格里的优柔寡断、见异思迁、吹毛求疵、矫情自恋、出尔反尔与
阳奉阴违在这个问题上得到最清楚的体现。在他的《忏悔录》和其他作品的“献辞”中，诸如下面措辞比比皆是：——“我决
不想居住在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里”、“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为我的祖国”、“我情愿生在这样一个国家…
…自由地生
活，自由地死去”、“假如对于出生地也可以选择地话，我一定会选择这样一个国家”、“我将选择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
的国家作为我的祖国”、“我特别要逃避一个因下面的情形而治理得不好的国家”，等等。与此一致的是，卢梭时而满足于做
一个日内瓦公国的公民，用极其恶毒的言辞诋毁“世界公民”，时而又扬扬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公民”，并用同样
恶毒的言辞诋毁共和国的公民德性。
我们可以把卢梭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生视为“民族国家”时代所特有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是这个肤浅的解释并没有
触及问题的核心。在我看来，卢梭的彷徨所彰显的是深埋在人类灵魂原始底层的不安全感，正像《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所提示的，这是一种对“政治状态”的恐惧，一种迟迟不愿进入政治生活的举棋不定，一种对任何意义上的“身份认同”的
怀疑，一种对任何意义上的“身份”的不认同，一种在体论—生存论意义上的“不认同”——简言之，一种对人类和世界的怀
疑甚至仇恨。这颇类似于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刻画的那些奉行“不结盟”政策的爱奥尼亚地区的弹丸小邦，
它们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惧怕卷入大国之间的纷争，便关起国门，试图过一种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而结果所得到的
无一不是灭顶之灾。
对于卢梭而言，任何形式的国家或者政治体都不能使他满意，因为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他的天敌。所以，只有“自然状
态”——那个“过去不曾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的状态”才能最终把这个处于在体论——生存论意义上的躁动不安的灵魂安
顿下来，就像《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所记述的那样。甚至在那里，他所谓的“安宁”、“神一样的幸福”、“存在的美妙
感觉”，等等，仍然透着一股“采菊东篱”式的虚饰和作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