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更应在“治”外

　　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最新调查指出，“社会治安”首次成为领导干部眼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调查说，领导干部认为2006年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

　　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党政领导干部学员问卷调查已进行了8年之久。从调查资料来看，“收入差距”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直到近

年，“腐败”、“失业”、“社会治安”的位次才开始逐年上升。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居民收入差距”、“腐败”、“失业”、“地区发展差距”等问题就不严重了呢？恐怕并不是。表面上，“社会治安”是个社会管理问题，实际上，它是“居民收入差距”、“腐败”等问题的综合反映。

　　这一点不难理解，许多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在进行城市社会治安状况分析时，都不约而同得出一个结论：城市治安管理难度及犯罪率的上升，和外来人口的急剧增长有很大关系，而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数来自贫困地区。

　　从这一角度看，“社会治安”成为官员眼中的最严重问题也有一种警醒作用。对安全生活的渴望，将促使人们以更大的智慧和力量，寻求“收入差距”、“腐败”等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

　　但是，有的时候，现实并非都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美。人们担心的是，“社会治安”问题可能会被孤立起来，当成一个单纯的城市管理目标来实现。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城市针对“社会治安”问题的措施又往往只落实在一个“禁”字上，最普遍的就是设立城市“准入制”。

　　前不久，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表示，要在个别行业研究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在一些城市，则是不断扩大城管队伍，以人盯人的方式，将“社会不稳定因素”赶到城市边缘。有的人甚至提出要恢复“收容遣送”制度。

　　“禁”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吗？其实不然。就拿城管来说，盲目的、一味的“禁”与“阻”不仅不能使城市更趋安全，相反，所带来的被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对立，很容易成为产生冲突的根由之一。

　　即使多种“禁”令治理之下，城市减少了所谓“低素质”的外来人口，这种“安全”又是否是我们所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安全？当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在流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城市是否能够以抬高所谓的“门槛”来独善其身？

　　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似应当更关注“社会治安”问题产生的根源，更应当综合治理。因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更多的功夫恰在“治”外。

　　摘编自《人民日报》12月19日 文/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