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客观数据”蒙蔽公共政策

　　《信息时报》12月18日报道，近日，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在对市政协委员提案的答复中指出，政府有关部门正在个别行业上研究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以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有关数据显示，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员。

　　相对于贡献大小等颇具主观性的标准而言，可量化的“客观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当高达80％甚至90％的数据成为外来人口是城市治安最大隐患的“铁证”时，决策者很容

易顺从“民意”，用提高进入门槛的方式来增加城市安全感。

　　但问题是，这种依据“客观数据”做出的决策，看似有理有据，实则不符合公共政策应有的理性，因为这一决策过程忽略了数据产生的“制度路径”。至少在外来人口高犯罪率问题上，首先应当被关注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高犯罪率的发生。否则，“一刀切”地以提高进入门槛为外来人口设限，不仅事与愿违，而且也有违基本的公平正义。

　　不可否认，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属于文化程度不高、谋生手段欠缺的群体，但这与犯罪没有必然关系。反而由于城市在户籍、就业、子女就学等关乎其生存的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限制，使他们在很多时候由于生存压力不得已走上犯罪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说，外来人口犯罪率高的客观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对他们的“歧视预设”。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某个群体具有天生的高犯罪率，而是某一个群体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群体的“犯罪诱因”。所以，增强城市安全性的长久之计，不在于如何将外来人口拒之门外，而是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至少这样会从制度上消除很大一部分犯罪诱因。

　　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外来人口高犯罪率这样的“客观数据”成为“抬高门槛”的依据，很可能会使公共政策对外来人口的“制度性歧视”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动辄以“客观数据”将城市不安全因素归咎于“外来人口”，使得对其“设限”变得理所当然。而不断增加的“限制”又会使外来人口和城市之间矛盾突出、对立情绪严重，这无疑是犯罪高发的更大诱因。

　　摘编自《齐鲁晚报》12月19日 文/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