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娟　一个新市民的新生活(图)

　　新市民马红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本报记者 王晓亮 张小刚/文 苗波/图

　　人物速写

　　姓名：马红娟

　　性别：女

　　年龄：34岁

　　籍贯：陕西泾阳

　　职业：杂货摊主

　　语录

　　“农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根，但在西安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西安也有感情。如果要比较，我觉得两者在我心中的位置一样重。”

　　“从高中生到大专生，再到大学生，我觉得每一次都在改变自己，让自己更进一步融入这个城市。”

　　■专家推介语

　　马红娟，一名普通的外来工，她身后是上百万和她一样的人。2006年，他们共同拥有了一个温暖的称谓：新市民。称谓改变的背后是一系列针对进城务工者的社会保障政策。由学者的呼吁演变为现实，“新市民”的背后体现了政府“把发展成果与全民共享”这一理念正在变为现实。在这一点上，西安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可以期待，终有一天，“新市民”的“新”字会去掉，那一天，也意味着城乡鸿沟的真正消弭。（社会学家石英）

　　■报道回顾

　　2006年8月20日《呼吁外来工更名新市民》

　　2006年8月22日《雁塔区40万农民工成了“新市民”》

　　2006年9月14日《在城市生存不要把自己扮成弱者》

　　2006年9月20日《“新市民大学班”招生了》

　　2006年9月21日《我要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2006年9月23日《796名新市民今赶考》

　　2006年10月13日《54位新市民圆了大学梦》

　　12月10日上午，周日，一个晴朗而温暖的冬日。

　　西安南郊的南窑村，进村的主道上已是熙熙攘攘，沿街各样的小店铺都开了门，理发店、小饭馆、杂货店里，都能看到“老板”们忙碌而殷勤的身影。

　　马红娟的杂货摊夹杂在其中，她和其他人一样忙碌而殷勤着。她说，今天她得早一些收摊，因为晚上还要去“新市民大学班”上课。

　　“新市民大学班”最勤奋的学员

　　马红娟，一名来自泾阳县的农民，在西安这个大都市里已生活了14年。今年10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本报和西安文理学院、西安市民政局联办的全国首家“新市民大学班”，又一次开始为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而努力。每次上课，马红娟去得最早，走得最迟，总是围着老师把问题问个够，即便平时摆摊时，也时不时翻看一下听课笔记。

　　“没有多想，觉得是一次机会，我必须拿出全身心的努力。”说着话，马红娟的脸上始终漾着微笑。

　　马红娟是西安100多万外来工中的一员，来西安十几年，她在打工时认识了同样是外来工的陈绪水，两人恋爱、结合，在西安有了一个狭小但温暖的家。这十几年来，夫妻二人前后换过十几份工作，最后又自己经营起小生意。他们的孩子在当年“寻找古城失学儿童”活动中，获得了上学机会，马红娟也在今年10月，考上了本报和西安文理学院、西安市民政局联办的全国首家“新市民大学班”。

　　马红娟认为，生活的困顿来自于知识的匮乏，在“大学班”里，她尝试着把老师所讲授的创业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尽管目前她和丈夫只是摆了个卖内衣、内裤、袜子和手套的杂货摊。今后，她想更加合理地进货，选择和别的摊位不一样的品种，在价位和服务上更周到一些，同时开辟一些新的货源，甚至可以考虑做杂货批发生意。她丈夫也刚刚参加了保险业全国资格考试，希望进入这个行业，做出一番成绩。

　　知识的积累和更新，使他们两口子的日子渐渐出现转机，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像西安人了，这个城市对他们的包容度也在增加。马红娟能感受到和几年前相比，城乡之间的隔阂正在逐步消除，对外来工的歧视也正在减淡。

　　“农村和西安，两者在我心中的位置一样重”

　　马红娟和丈夫在西安的“家”，是南窑村里一间20多平方米的民房。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卧室、客厅之分，也没有暖气，全靠穿厚点、盖厚点取暖。马红娟说：“说不来这个村子啥时候就要拆迁，随时做好搬家的准备。”

　　1994年，马红娟和丈夫买了一个身高体重测量仪，白天不出摊，晚上才出，几个小时就能挣二三百块钱，最多一个晚上能挣到四五百。“那时的生意好做，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马红娟介绍，最开始是在土门，后来在草场坡，再后来是小寨，人流量大，生意都不错。后来因为政府加强市容管理，繁华地段摆不成了，他们就开始逐步往背街小巷转移，在繁华地段每测量一回收一块钱，但是在背街小巷只能降到5毛，生意大不如从前。到现在，在背街小巷放一晚上才能挣二三十块钱。

　　后来城中村改造，房租也越来越贵，他们在城市中心区域呆不下去，一步步往城外迁移。先是庙坡头，后到南郊瓦胡同。夫妻俩刚在瓦胡同租到摊位，父亲就得病住院，在家里看护完父亲后，瓦胡同的摊位已经被别人给占了，两口子只能从瓦胡同搬到电视塔东边的南窑头，那里还有摊位能摆。

　　两口子居住的位置，被改造中的城市一步步从市中心挤到了边缘地带。他们的顾客也从市民、游客，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外来工，钱越来越难挣了。

　　“农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根，但在西安生活了这么多年，对西安也有感情。如果要比较，我觉得两者在我心中的位置一样重。”马红娟说，她喜欢西安这个城市，也习惯了这种不安稳的生活。

　　尽管城里的生活充满艰辛，但马红娟从未后悔过当初跨出“农门”的决定。“如果当初没出来，我想现在我也和老家的那些姐妹们一样，成天围着锅台转啊。”说着话，马红娟又笑了。

　　“心现在又热起来，感觉西安很有人情味”

　　西安的冬天天亮得很晚，早晨5点半，天还黑着的时候，马红娟和丈夫陈绪水就已早早起床。寂静的小院里，不时会响起夫妻俩低声的对话声。

　　他们的摊位在南窑村的村口，站在摊子边，能望见省电视塔高耸的身影。这几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南窑村主干道上全是这样的摊位，为了能多卖出去一两件内衣，他们夫妻起得比其他人都早。

　　在西安，目前有100多万和马红娟一样的外来工，他们大多租房居住在城中村，从事着不同的工作，目的却基本一样：在西安生存下来，日子过得好些。他们在西安从事着服务员、导购、厨师、理发员、建筑工、保洁员等最底层的工作，拿最少的钱，干最苦、最脏、最累的活。

　　尽管他们为西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一直存在着尴尬：脱离了农耕生活，已不再是农民；进入了城市，却成为不了市民。马红娟用一个时髦的词来形容他们的身份：我们都是边缘人。

　　上世纪80年代，这些在城市打工的人被称为“盲流”，90年代被称为“农民工”，2000年以来被称为“外来工”，称谓上多少都带有歧视色彩。今年8月20日，本报刊发了《呼吁外来工更名新市民》后，西安市雁塔区率先给全区40万外来工更名，并出台了一系列关爱“新市民”的举措，例如外来工子女可以和西安市民的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减免外来工医疗费用，建立外来工维权组织等。这些举措赢得了外来工的欢迎，用马红娟的话来说就是：本来心已经有点凉了，现在心又热起来，感觉西安很有人情味。

　　9月20日，听说西安文理学院、西安市民政局和本报联办全国首家“新市民大学班”的消息，马红娟和丈夫陈绪水都报了名，但是只有马红娟被录取。高考落榜后，到大学读书是马红娟长久以来的梦想，这次被“大学班”录取，她珍惜每一次听课的机会，甚至和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约定好，看谁期末考试考的分高，就奖励谁多吃一个鸡腿。

　　“改变自己，让自己更进一步融入这个城市”

　　“大学班”上了两个多月，马红娟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她学着班上的老师给记者讲了一番“经营”。“讲经营哲学的简约、朴素，莫过于《道德经》；讲经营中共富思想的缜密、厚重，莫过于孟子；讲经营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讲兼爱、非攻思想，莫过于墨翟；讲经营者的自我修养，莫过于《论语》。”

　　而这些学来的“经营哲学”，也被她悄然地用在平日的生意里。对于前来买内衣的女士，马红娟不说这套内衣很漂亮，而要说这套内衣价格很实惠。“一模一样的衣服，你到专卖店去看，价格比这个高三倍！”

　　马红娟高中毕业后来到西安。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完成了大专教育。这次，又上了“新市民大学班”。“从高中生到大专生，再到大学生，我觉得每一次都在改变自己，让自己更进一步融入这个城市。”

　　“如果说从农村来到城里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是思想里的变化，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马红娟的杂货摊卖的大多是内衣内裤，但并没有放弃对别的小商品的经营。她说，以往摆摊卖东西是瞎卖，没太多思考和判断，卖的都是大路沿儿上的东西，现在他们经营小商品，更注意拾遗补缺，经营大商店不卖的货品。单说针，不但有各种型号的缝衣针、绣花针，还有织袜子的针、缝棉被的针等等。

　　每次出摊，马红娟总带着一本添货本，记下顾客的需求和联系方式，以便货到时及时通知顾客。她说：“把学来的东西用上，相信今后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我们想着增加赢利，赶紧攒钱，然后尝试着开个商店，经营利润更大的商品，霍英东就是靠经营杂货店起家的。”

　　有一天，他们将成为真正的市民

　　今年8月，当拥有40万农民工的雁塔区在政府文件中正式将农民工改称为“新市民”，一位社会学家就说：这一变化意味着40万农民工今后可以“名正言顺、一视同仁”地享受“市民待遇”，尽管他们目前还不拥有城市户口。

　　据悉，除了西安市雁塔区为农名工“正名”，沿海城市青岛也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一个东部，一个西部，几乎同时做出这一举动，无疑是一种信号。

　　陕西省社科院民意调查中心专家谷孟宾认为，将农民工改称“新市民”有三重意义：首先，统一“新市民”这一称谓，预示着身份和观念的改变；其次，政府方面拿出了具体措施，给“新市民”以市民待遇；第三，有了雁塔区的“星星之火”，就一定有“燎原之势”，因为这是时代的呼唤。

　　从8月份领到雁塔区的“新市民”证，到现在已过去4个月，“新市民”的称谓对马红娟来说还是有些陌生。从“盲流”到“农民工”，再到“外来工”，近20年来，马红娟的称谓，和她居住生活的这个城市一样，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1992年高中毕业落榜后，马红娟情绪非常不好，不想在老家泾阳农村呆，想来西安实现自己做一个城市人的梦想，但很快她就发现太难了。她到西安后，先是在饭店洗碗，后来又负责包饺子当厨师，最后跑业务，前后换了十几次工作。最开始一个月工资240元，后来能挣到600多元钱，而这也是她来西安这14年挣的最多的工资。马红娟说：“西安最可怜的还是外来工，吃亏占便宜都不计较，只要能按时发工资就可以了。”

　　目前，我国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正大踏步行进在通往“新市民”的道路上，他们是一个不可忽视、最具吃苦精神、最有创业冲动的群体。他们也承担着联结城乡的重任，关系着城市的安宁、和谐，关系着新农村建设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地汲取城市的营养。可以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乎整个中国的命运。

　　省社科院民调中心专家谷孟宾说：“如果对这一群人不再进行特殊的界定与称呼，让‘新市民’中的‘新’字与引号自然消亡，那才是一个真正的‘理想国’。”

　　“我希望自己一直呆在这个城市里，让孩子在城里长大，接受城里的教育，我和他爸尽管还只是‘新市民’，但孩子就是真正的市民了。”马红娟也在不自觉地期望着那个“新”字的消失。

　　■记者手记

　　新的开始

　　进城14年，马红娟把2006年当成自己的转折年。

　　这么多年的努力，她并没有改变自己底层的命运。仍和农村女人一样，皮肤黝黑、粗糙，衣服也显得有些土气。但她的言谈举止已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农村妇女。进货、经营、市场、利润这些词汇常常被她挂在嘴边。

　　今年8月，从媒体呼吁到政府行动，从“农民工”改称“新市民”的一系列变化使她有些意外。能在30多岁时进入大学读书，则更超出了她的梦想。起初，她还不太适应这个“新身份”，但是随着政府一项项关爱措施的出台，她开始逐渐自信起来，觉得这座洒下了她的汗水与泪水的城市越来越有人情味。她甚至和丈夫一起制定了个5年计划，说：“这就是盼头，生活也要有规划。”

　　而对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从“农民工”、“外来工”更名为“新市民”，到全国首家新市民大学班的开办，再到政府一系列关爱措施的出台，古都西安在经济腾飞中，仿佛重新拾起了过去的雍容气度。肯定100余万外来工对西安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他们更多的关心和照顾，送上理解和包容，这显示这座城市向更文明更现代的方向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