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磕头三年回家盖洋楼

　　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

　　丐帮有十分明显的扎堆现象，这些来深圳行乞的人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八成为河南周口、驻马店、信阳一带人。有夫妻来共同经营乞讨业务的、有亲戚朋友互相传带的、甚至还有村民小组长带着村民一起来的。

　　在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我认识了一名老乞丐，他的穿着好像村干部。他坐在路边花坛吸烟，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他就会冲着附近的几个乞丐大喊：“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众乞丐便会听话地向等候放行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绿灯一亮，他们立即站在隔离带边上。一旦红灯再亮，又上前作揖乞讨……收工时，众乞丐会坐到老汉身边，吸着烟，一五一十地数钱，交流乞讨的经验。

　　这位村干部模样的老汉姓何，老家在河南，是村里的村民组长。与他交谈混熟后，他告诉我：“讨饭好比当年生产队出工下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活学活用就能立竿见影。一样的道理用在讨饭上就得一不要脸二不要命，每天要保五争八（50元到80元），月产二千多，一年下来两万五！扣除吃喝杂费，每年回家净剩两万没问题。”

　　乞丐群中有一胖一瘦的老汉在一旁应承回话：“老何这话不假，一年搞上两万没问题，过去在生产队上，俺几个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是田头记工员、一个是队上会计员。而今还是生产队的老班底。”

　　老何他们都有了一套十分成熟的要饭经。如“四时、八节”要饭招式各有不同：春节向小商贩摊档讨要，图个开市大吉；

　　我问老何，为何周口、驻马店、信阳地区总有人成群结队地出来当“乞讨专业户”？老何说：“早年来深圳讨饭的穷光棍如今在村里也算是个大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乞讨队伍中来。”

　　我感觉到，大城市之所以会出现极不正常的乞讨扎堆现象或者说是乞讨职业化，主要就是这种错误的榜样示范效应。在有些地方，只要能赚钱，没有人追究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乞讨暴发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还被同乡看成是“能人”，所以乞讨成为一些地方口口相传、争相效仿的“致富捷径”。丐帮里普遍流行着“城里磕上三年头，回到老家盖洋楼”、“城里讨上三年饭，给个书记都不换”的顺口溜。

　　在深圳丐帮中，有一位很有名的职业老乞丐，名叫屈老友，河南籍人士，常辗转于深圳与香港两地乞讨，被行内戏称为“乞讨都与国际接轨了”的“屈大师”。他有成套的行乞行头，每次在香港乞讨所获颇丰，常带回100斤左右的硬币，后来发展到将老家的侄女接来帮助其背运这些讨来的硬币。屈老友告诉我，每次都是通过回老家办理旅游签证的方式进出香港的。他还问我能否搞一个长期滞留香港的证件，这样省得来回折腾辛苦。

　　吃罢年饭回家转，救助站里领车票

　　近年来，一方面是收容所改为救助站，一方面在城市大街小巷仍可见许多流浪街头的乞讨者。救助站的出现始终难以消灭城市乞帮。我调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乞讨的高收入使城市丐帮不愿进入救助站。

　　以深圳一个沿街向车辆司机乞讨的乞丐为例，一天的收入大概在50元～80元，一月可收入1500元～2400元，年收入可达18000元～28800元。在大城市的乞讨者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吃不上饭的人，大多数都是乞讨专业户。用乞讨者的话讲，“去救助站就会耽误生意”。如此收入使得他们没有一个主动去救助站的，尤其从强制收容改为自愿救助后，执法者更拿他们没办法。

　　可到过年回家时，这些乞讨者就会自愿到救助站住上两天，洗洗澡、理理发，要一张车票回去。救助站就变成招待所和接送站。

　　今年1月24日晚上，深圳一个广告策划人花5000多元摆席13桌操办“百丐迎春宴”，请了120多名乞丐到深圳闹市区华强北湘菜馆吃年夜饭。当地媒体还图文并茂地进行了报道，其社会效果自不去评说。我也有幸参加了“百丐迎春宴”，但许多乞丐一抹嘴，“吃罢年饭回家转，救助站里领车票。”

　　倒是屈老友的一番直言有一定道理。他说：“救助办法好听不管用，它规定自愿寻求救助，你想啊，受害的婴儿、病残乞儿被人控制，不能去求助；乞讨专业户、乞讨暴发户是为发财来的，他咋能寻求救助呢？”

　　从收容改为救助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职业乞丐利用救助站的情况使不该得到救助的人得到救助，也是对社会救助资源的浪费，折射出目前救助制度存在漏洞。

　　经过此番调查，我认为救助工作实际处在“三不管”状况：妇联说他们权力有限无权扣人，管不了；民政说只管收容救助，没有执法权也管不了；公安局派出所要有人打110报案才出动办案，如果没人打110就不办案。试问那些残害儿童、谋财害命的暴发户能打110叫警察来抓自己吗？□文/《瞭望》新闻周刊 记者 陈冀 李舒 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