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论坛是应运而生

　　记者：今年是中国的非洲年。您认为中国和非洲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何种战略意义？

　　吴建民：我认为意义重大。我想对双方的意义都是很大的。首先，非洲已看到，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过程中它被边缘化了，我在外交学院接待过若干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对外交学院讲话的一个主题，便是非洲被边缘化了。全球化过程中，非洲9亿人口被

边缘化不是好事，非洲要发展，就要发展同外部世界的合作。中国比较早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跟非洲关系一向很好。当我们发现非洲被边缘化的时候，我们大力发展同非洲的合作，我们的领导人也纷纷去访问。随着中国做出这样的行动，包括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国领导人都去非洲访问了。大家也认识到，非洲被边缘化，对世界不利。所以我觉得，通过同中国的合作，不仅使中非关系得到发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促进非洲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这样是很重要的。以中国为例，专家们研究，在46种支持性资源中，到2010年我国只有20种资源能够自给，而到2020年就只有6种资源能自给。非洲应该说是资源最丰富的大陆，中非合作发展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中国消耗资源增多，不仅是为了中国，而且是为了世界，因为首先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它不仅仅只消耗本国资源，它也消耗世界的资源，欧洲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日本更是这样。中国走的这条路，是世界上各个大国都走过的路。

　　第二，中国现在同外部世界合作的程度那么高，即中国消耗的这些资源，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按照吴仪副总理的说法，中国58.5％的出口是来自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本来是在美国、欧洲、日本的，现在到中国来了，它们的产品是销往全世界的，全世界的价格应当说比较公道，质量比较好，全世界受益。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经济衰退，而现在油价自

　　记者：今年以来，中国大力发展与非洲的合作被西方媒体指为“新殖民主义”，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揣度和误解。那么在您看来，如何使得这种误解得到消除？

　　吴建民：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跟非洲国家都要更多地向世界介绍情况；第二，就是通过一定时间，让大家看到中国与非洲的合作确实是互利的，追求的目标是共赢的，双方都受益。

　　我在此想特别提到，在今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当时美国人就问非洲人，中国投资到非洲去，是不是把你们一些中小企业给打垮了？中国商品涌入，是不是让你们很多人失业了？莫桑比克总统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们一些企业被打垮，不是因为中国人来，过去就经常被西方来的商品打垮；其次，中国投资对我们很有好处，他说我们有些矿，过去都关闭了，由于中国的资源需求，现在这些矿又都恢复了，就业也增加了，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最后，美国议员自己也说，是啊，看来中国在非洲投资对非洲是有好处的。

　　记者：这次中非论坛是如何促成的？

　　吴建民：2000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中非首届论坛，为什么要举行中非论坛呢？因为非洲跟其他洲都有这种论坛的形式，非洲人也跟我们提，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正在崛起，是不是中国也应当跟非洲举行这样一个论坛，我们同意了。所以2000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首届论坛。商定每3年举行一届部长级会谈。2003年12月，在亚德斯亚贝巴举行第二届中非部长级论坛，我们很重视，温家宝总理去讲话了。非洲人非常欢迎，他们觉得这个论坛从2000年成立以来机制很好，推动了中非合作往前发展，所以在2005年8月，大家为中非论坛高峰会议做准备的时候，非洲人就提出来，说下一届峰会能不能提升到首脑层面，就在北京举行。中方也同意了。所以在今年2月，胡锦涛主席就给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元首写信，邀请他们出席今年11月初的首脑峰会。当然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我刚才谈到35位国家元首，6位政府首脑，再加上1位副总统，一共有42个非洲国家来了，这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双方都有需求，双方都愿意，所以搞得非常成功。

　　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离不开中日合作

　　记者：中日关系今年取得突破。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成功访华，是否表明中日之间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

　　吴建民：对这个问题，双方经过了磋商，达成了某种谅解。当时他们有一种说法，我们也谅解他们的处境。

　　记者：那您觉得这个事件的意义在哪里？

　　吴建民：中日关系处在僵冷的局面不好，所以要往前走，打破僵局。过去的一页翻过去了，我们开始了新的一页。中日两国是亚洲的大国，双方在经济上互补性极强，而且现在东亚正积极努力构建东亚共同体，这是一件大事情，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它的动力是什么？和平与繁荣。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欧共体建立之后，再到后来的欧盟，欧洲不可能再发生战争了。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关起门来不可能繁荣，必须参与到全球化的经济中，可是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某种地区的支撑。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由于国家间没有联合，被打得人仰马翻，遭受了严重损失，据说有2万亿美元灰飞烟灭。所以，东亚国家大步走向合作，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但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离不开中日的合作。所以中日关系加强了，也是对东亚合作的一个大的促进。

　　记者：日本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点？

　　吴建民：我本人去年去了5次日本，跟日本各界都有过接触。日本当然有人对中国崛起存有戒心，想遏制这种崛起，但在跟日本各界接触了之后，感觉中日友好还是主流。周总理有两句话总结中日关系：“2000年友好，50年对抗。”友好是主流的，而且这种友好对双方带来了好处。这是第一。第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大大往前发展了，发展的结果是中日双方受益。双方受益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日双方赞成中日友好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对日本出现的逆流，我们也要认真对待，即要加强双方之间的来往，特别像胡锦涛主席所讲的，加强青年人的来往。因为青年人对过去战争不了解，通过交往，日本人看到了中国的情况，中国也了解了日本，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中央所提出来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理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

　　记者：今年中美启动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一机制启动的背景是什么？您如何评价这一机制的建立？

　　吴建民：是美方提出来的。保尔森就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后，看到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仅对美国，对双方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同时也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指责

　　这个机制是布什总统会见胡锦涛主席的时候提出来的，胡主席觉得这个提议很好，所以双方的战略对话层次很高，都是作为双方元首的代表，具有很大的授权，而且背后有两国元首支持，这样的话我想是因为：第一，中美关系正在迅速发展；第二，双方都认识到，发展还有巨大潜力；第三，大家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对双方都越来越重要，所以要建立这样的机制，来更好地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妥善解决和处理产生的分歧和摩擦。

　　记者：从此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可以看出，美方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国内问题。从它设定的题目来看，您认为说明什么问题？

　　吴建民：美方的要求可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它的哪些要求是合理的，有些要求也是我们参与全球化的需要，有些问题如果合理，我们就需要对我们内部进行改革。这是中方改革继续深入的一个主要议题。既然同外部世界合作，就要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当然，有些要求可能中国目前做不到，也不符合中国实际，那我们就不同意，我们跟他讲清楚道理。我觉得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度在加深，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个相互适应的阶段。

　　记者：再谈谈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去年在东南亚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今年好像听不到了。

　　吴建民：我们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人类历史上从没有13亿人同时在崛起的时候，而且现在正在崛起的不仅有中国有印度，还有东盟，大家都在崛起，有非洲有拉美一些国家，加起来33亿人，这是21世纪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大趋势，我们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周边国家？因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搞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如果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不好，我们就很难发展。这是我们外交的一个重点之一。为什么过去有“中国威胁论”，而且很厉害？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很自然”，当你身边一个大国起来的时候，你当然有一些不安，而且有这样、那样一些看法。中国很重视加强跟他们沟通，同时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发展对他们不是一个威胁，而且是拉动它们经济增长的。

　　让“中国威胁论”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中国人需要长期考虑的，我的看法是，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