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财权矛盾升级 百姓承担高昂改革成本

　　 政府吵架，别让民众买单

　　□本刊记者 杨 军

　　当中国经济这架大车在历史的快车道中隆隆向前的时候，智者早已预见到问题会随发展而来，于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向以人为本转向。

　　但是，当一个庞然大物高速行驶的时候，它的惯性可能超乎所有人的想象。2006年，和谐社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也以日益激烈的冲突出现在人们面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渐渐浮出水面。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中，第三方也就是民众的利益似乎被忽视了。

　　矛盾升级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由来以久，中央的权力收收放放，但似乎永远走不出“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是一个放权的过程，但是，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下放，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日益下降。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分水岭，实行分税制的初衷，就是把财力集中到中央，此前，中国的财政收入，中央占30%，地方拿70%，推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税制后，是中央拿70%，地方占30%，在分税制实施后的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中央对全国的宏观调控能力空前加强。

　　但是，埋下的一个隐患是，财权上移了，事权却逐渐下移，也就是说地方的财政收入减少超过50%，但是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少甚至更多，地方财政紧张必然紧随而至。而在当时以经济为标杆衡量干部政绩和地方发展程度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会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对地方利益有损的中央政令有时被打折扣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大的后果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损害了统一法治和统一市场，而且变相削弱了中央的调控能力，中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遇到了来自地方的阻力。不听中央的话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似乎已经成了地方政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央的权威遭受软抵抗，甚至是正面挑衅、挑战，官商勾结、官煤勾结等等已屡见不鲜。

　　去年，国务院明示“9·22官煤撤资大限”，但一些地方官员发誓“宁不当官，也不撤资”。2006年11月25日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昌源煤矿，居然是已经被煤矿监察局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公告予以关闭的矿井，这个被上级明令关停的矿井，被地方政府以“置换”的名义保留下来。当然，不排除里面有官员个人腐败的因素，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的考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作为最大利益资源的土地问题上，地方政府更是我行我素。按规定，中央对土地进行五级制管理，从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省土地厅、市土地局到县土地局，各司其职。但因为之前土地出让金并不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而是进入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所以地方政府对出让土地热情高涨，经常集土地规划、审批、出让金收取等权力于一身，置国务院和国土资源部的政令于不顾。国土资源部的调查发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在60％左右，有的甚至达90％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房地产交易的有关税费也可以进入地方财政，因此，尽管中央为调控房地产从“国八条”到“国六条”以及15条细则，政令层出，却效果不彰。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感慨：“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宏观调控历经两年多，政策不断出台，但效果永远不佳，甚至出现了“越调控经济越升温”的情况，房价依然上涨，固定投资增长速度依然惊人。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分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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