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野人山·遥远的纪念碑

　　-本报记者　薛巍

　　【周末报报道】野人山，在缅甸北部，方圆数百里，山高林密，瘴疠横行。据说因有野人出没，被当地土著称为“野人山”，亦名“胡康山谷”——魔鬼居住的地方。

　　64年前，中国远征军败退缅北。数万将士血洒野人山。他们的魂魄至今徘徊于此，与

山中的野花相伴。

　　其中，就有戴澄东的父亲戴安澜将军。

　　两年前，64岁的戴澄东前往缅甸，在莽莽热带群山之中，追寻戴安澜将军足迹。

　　他是将军的幼子，父亲牺牲时，他不到两岁。

　　2006年12月15日，南京市北京西路，江苏省政协办公楼，坐在一间暖气充沛的房间里，面容祥和的戴澄东再一次说起关于父亲的往事。

　　1964年，戴澄东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长期在江苏省水利厅工作。1995年，他调至江苏省委统战部，现担任江苏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这些年，戴澄东倾心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史料，由一名资深水利专家而成为中国远征军战史学者。

　　他的记忆力惊人，张口就能背诵父亲的日记、家信内容，如数家珍。

　　他知道，在那被遗忘的野人山中，下着细雨，吹着细风，而历史曾在那里走过。

　　纪念碑

　　2004年的春天，我随江苏省经济友好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3月14日，刚由印度卡纳塔克邦转飞缅甸仰光，即思盼前往父亲战斗过的东吁城。

　　东吁旧译“同古”，又称“东瓜”。父亲牺牲后，毛泽东写有挽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据胡乔木回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亦很关心滇缅战场的情况，故而对那里的地名极熟悉。

　　此前，我们了解到，东吁居住着不少华人。当地的侨领杨伯方已有80多岁，昔年就是一名中国远征军的老兵，参加了解救英军的仁安羌战役，穿越过野人山。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历经困苦与磨难，迁建了中国远征军纪念碑。

　　3月16日清晨，我们一行驱车前往东吁。此时的缅甸，气候炎热，犹如溽暑。东吁距仰光约有260公里，公路崎岖不平，中间须穿过数道政府军的卡哨。幸有政府军的一位上校带路，我们方于中午12时许安然抵达东吁。

　　一到东吁，顾不得抹去额头的滚滚汗珠，我们就向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献了花圈。纪念碑在一处院落内，为方尖碑形状，上刻“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字样，底座上篆录“中国远征军援缅史略”。

　　我手中拿的那个花圈，中间嵌有父亲生前的照片，英气勃发，笑容真切。

　　“在整个滇缅公路上，据说在(国内的)保山曾经有过一块纪念碑，这座碑后来因为日军入侵滇西而毁于战火。”(《滇缅大反攻》)

　　东吁的这座碑，也就成为与滇缅战场有关的惟一一座纪念碑。

　　谈起建碑的艰苦经过，侨领杨伯方不胜唏嘘：“东吁战役，远征军伤亡惨重。东吁华人为了永久纪念阵亡将士，由侨领杨光汉、吴长庚、胡运开、潘斌、徐占烈等领导建立此碑。它建于1951年。后来，纪念碑所在的中华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当时的缅甸教育部门一直阻挠华人观谒，我们遂决定迁建纪念碑。”

　　而日本人很有钱，他们在东吁修建了阵亡士兵的墓地。

　　1992年12月31日，杨伯方等人分别向缅甸中央政府、勃固省政府和东吁市政府递交了申请书。次年1月，东吁市政府要求华人迁建纪念碑“不能在繁华市区，要靠近佛塔或庙地”。

　　1993年2月，杨伯方在福元宫附近觅着地皮。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迁建工作陷于停顿。

　　1997年3月，政府的“迁移令”姗姗来迟。此时，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迁建委员会的账簿上只剩下7万多元缅币。而购买电表，就要12.5万缅币。杨伯方等人东奔西走，四处劝捐。多数华人乐意解囊相助，也有少数人风言风语，讥笑他们是“大傻瓜”。

　　直至2000年3月12日，纪念碑方才迁建完工，同时建成中国远征军纪念馆，计花去缅币1千余万元，均为华人捐献而得。

　　纪念碑迁建完工整整4年后，我在东吁见到了神情倔强的杨伯方。听这位籍贯河南洛阳的老人说，在缅甸的仰光、曼德勒、密支那和东吁，尚有不少中国远征军的老战士，他们远离祖国，艰难谋生，跟当地人结婚，生儿育女。杨伯方本人就以教书为职业。

　　如今，在缅甸的远征军老战士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深深扎根。

　　然而，他们至今不忘自己曾有过的特殊身份，以及往昔裹血而战的岁月。“当年远征军长途跋涉跨越野人山的悲惨情景，和种种苦难遭遇……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杨伯方说。

　　一位历史学家则说：“谈到‘二战’，就不能不谈中国战区；谈到中国战区，就不能不谈中国远征军；谈到中国远征军，就不能不谈戴安澜。”

　　战东吁

　　滇缅战场上，有两个战役影响极大，一是孙立人率新38师解救仁安羌英军，一是戴安澜的第200师守卫东吁，以一师兵力对阵日寇3个师团。

　　美国军方史料称：“被称为‘有才华、有魄力并有相当大胆量’的戴将军从1942年3月19日至3月30日坚守并保卫了位于曼德勒去仰光途中的铁路交叉点佟古镇(东吁)西塘谷(锡当河)……这次行动是‘所有缅甸保卫者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它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引自原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孟东致戴覆东的信)

　　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失守，日军急速北进，意在切断中国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而这条蜿蜒千里的公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言，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挥师南下，包括惟一的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父亲则率领隶属该军的第200师，孤军进至东吁。

　　1942年3月19日，这两支军队在东吁迎头相撞。

　　在当时，东吁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要冲，附近还有一个军用机场。与200师对垒的日军第55师团拥有2.3万人，第200师只有9千人，他们的重装备还远在腊戍。

　　战前，父亲写了一封家信给我母亲王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

　　父亲将师部设在东吁城郊锡当河右岸的英登岗，主力则放在河的左岸。在战斗中，他两边来回跑，当地人说：这个光头将军，亲自端着机枪上阵，好不威猛。

　　这次在东吁，我特地去了锡当河，河水很浅，河面不宽，真难以想像，父亲当年以一个师的兵力，阻击了日军12天。

　　3月30日拂晓，父亲率部队主动撤出东吁，渡过锡当河，全师安全到达三街衙。敌人起初尚蒙在鼓里，待发觉东吁已是一座空城时，第200师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

　　这中间还有一则异闻。第200师刚开始与日军交战，发现冲在第一线的都是中国士兵，甚至遇到了原来在昆仑关战役中失踪的战友。

　　原来，日军在国内战场上俘虏了中国士兵后，将他们押送到台湾，经过一番强迫训练，再将其送到滇缅战场上当炮灰。

　　作战时，狡猾的日本人总是让中国战俘冲在最前面。

　　部下向父亲汇报：“我们一开枪，对面就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可怎么办？”

　　父亲仔细思量，授以妙计。再次与日军交火时，那边刚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边阵地上就叫道：“是中国人的就趴下来。”

　　那边一听，趴倒一片。第200师的官兵随即端起枪一阵猛扫，躲在中国战俘后面的日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割稻子一样撂倒了。

　　1933年长城抗战，父亲当时是第25师73旅145团团长。刚到古北口前线，他带了一个营长去前沿阵地侦察。被对面山头的日军发现了，机关枪与步枪子弹一齐倾泻过来，父亲他们忽前忽后地运动，却始终未能摆脱敌人的火力控制。短短60米的距离，他们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撤下来。

　　父亲脱险回来后，立即将日军机步枪配合射击的规律总结出来，传授给士兵。

　　父亲打仗很聪明，更不怕死，打仗时总是冲在第一线。

　　有人说：“你戴安澜不要光做(冲冲杀杀的)将才，还要做帅才。”

　　父亲说：“我做不了帅才，就做个将才吧。做将才，哪能不到第一线指挥？”

　　考黄埔

　　父亲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本来他可以进一期。他的一个叔祖父名叫戴端甫(即戴安澜家信中所称的“端公”——编者)，在广东建国粤军第四师任团长，1924年，他写信回家乡安徽无为县，叫父亲等人报考黄埔军校。父亲坐船到了广州，报考黄埔一期，文化考试顺利过关，却因为在家乡时老饿肚子，面黄肌瘦，面试时被刷了下来。

　　戴端甫说：“我找人说说，你进校应该没问题。”

　　父亲说：“我要凭本事考。”他投在粤军，当了个二等兵。在部队，可吃饱饭，加上常洗冷水澡，父亲的身体很快变得结实起来。部队驻扎在当地的祠堂，里面时不时停放着死人棺材，父亲夜里站岗，一开始心里有点害怕，日子长了，胆子也就练大了。

　　在部队当兵一年，父亲再考，终于进了黄埔三期。

　　此后，他参加东征、北伐，无役不与。

　　父亲在黄埔时，三期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的前任是戴季陶和邵元冲)。当时，周27岁，父亲20岁，年龄相差不大。

　　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生前，有一次我听他提起：“你父亲是周恩来最赏识的学生之一，夸他学习用功，字也写得好。你父亲牺牲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都写了挽词。建国后，总理有一次见到我，还专门提到了你父亲。”

　　父亲常说，当兵不是谋个饭碗，而是要保家卫国。中国历史上，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国家就有希望。我则要既不爱钱，也不怕死。

　　父亲为培育士兵不怕死的精神，给他们讲故事：“昔日，山中有一户人家，三代以打猎为生，祖父入深山打猎，死于野兽之口；父亲入深山打猎，被野兽吞食；儿子背起父祖留下的猎枪，准备进山。有人劝他：你祖父与父亲都死在山上，你莫要去了。儿子反问：你的祖父死在哪里？那人答：死在床上。儿子又问：你父亲死在哪里？那人又答：也死在床上。儿子说：床多危险呀，你还敢睡吗？”

　　父亲学名炳阳，到了黄埔军校，改名安澜，字海鸥，取在海上搏击翱翔之意，隐有抵御东洋外侮的含义。

　　1937年8月2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中日是世仇，战争是长期，对日的敌忾志气，要保持到战斗结局，不要始勇终怯。”

　　大哥出生时，按照族谱中的排行，应为“恒”字辈。此时父亲因亲历了济南惨案，对日寇恨之入骨，所以弃族谱排行不用，给大哥取名覆东，意思是“覆灭东洋”，二哥叫靖东，我叫澄东，是要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寇。姐姐取名藩篱，“筑好藩篱，保卫家园”。

　　勤学习

　　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很小，大哥覆东那时13岁，对父亲印象最深。他记得父亲最喜欢读书，将书本拿到营房，白天训练，晚上挑灯夜读，还制订了学习计划。在《民国二十六年之回顾》中，父亲称：“总计读书130册，比较预定计划读书200册，尚缺70册。”他在这一年中读过的书有《新军队指挥》、《全民族战争论》、《步兵操典》、《管子》、《芸生文存》、《胡适译短篇小说》，以及英文8册、代数一册。

　　部队里有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父亲得空就向他们请教英文。

　　1937年8月，父亲在河北前线升任第73旅旅长，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旅部履新视察，此后之工作，较为清闲，决定利用此机会，研究学问，以充实自己，如放过此好时光，则真后悔无及也。”(8月20日)

　　“今天开始读莎氏乐府，并从算术起温习数学，极愿在炮火熏天之时间内，求得知识的丰富也。”(9月1日)

　　“余之英文，已在枪炮声中完成。数学一项，亦愿在枪炮声中完成之！将来学果有成，当名之枪炮声交响曲，今记于此，以待他年。”(9月4日)

　　到缅甸后，父亲已可用英文跟英军军官进行对话。

　　他在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赴同古，与英军第一师长Scoot晤见，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战法，则亦不知，苦恼之至，今后非由我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撤出东吁后，1942年4月6日，蒋介石飞抵缅甸梅谋召开军事会议。父亲接到军部电报，要他也去梅谋。此时，他并不知道蒋介石已经到了缅甸。梅谋道路曲折，父亲迷了路。这时，他见两辆高级小轿车飞驰而来，认定车中坐的是英军将领，遂招手请对方停车。

　　车停下了，父亲敲了敲车窗，用英文问：“WhereisVlcke？”

　　车窗里探出一个脑袋，是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车。”

　　父亲仔细一瞧，果然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端坐车中。

　　蒋介石问：“你什么时候来的？”父亲答：“刚到。”蒋介石又问：“你知道我的住处所在吗？”

　　父亲答：“不知。”他这才知道，蒋介石也迷路了。

　　律己严

　　1942年1月，父亲驻军边境城市畹町，有靠走私发财者，诱他下水，被父亲峻拒。他视察发现，距离畹町只有118公里的缅甸腊戍，囤积着大量物资，价格极便宜，而经过畹町，到了昆明、重庆，价格飞涨。为此，他特地拍了一封电报给重庆当局的商业部翁部长，建议在滇缅边境设边贸局，以整顿边贸。

　　这封电报今藏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

　　父亲对国民党军队中流行的“吃空额”现象极为痛恨，他自己从不吃空额，也严禁部下吃空额。一次，手下一名特务连长偷偷吃空额，被父亲发现，大怒，将其关了一个月禁闭，并由少校降为上尉。

　　在保山，一天，父亲因办公误了饭点，不想惊动师部的司务，就独自一人走出营房，在街角找了一家小饭馆。点了饭菜，吃完，他一摸口袋，才发现自己忘记带钱出门。父亲颇觉尴尬，坐在桌边，心想：只有等候本师的熟人经过这里，再向他借几文救急。

　　这时，滇军的几名士兵也来这家饭馆吃饭，他们吃完，抹抹嘴，准备出门。饭馆老板急忙上前拦阻。

　　士兵破口大骂：“老子流血卖命，吃你一顿饭还要给钱？”

　　父亲在一旁气极，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

　　士兵满不在乎：“你是什么人？”父亲答：“戴安澜。”那几名士兵吓坏了，连忙付钱走人。

　　饭馆老板连声道谢。正在此时，师参谋主任发现师长不在，四处寻找，找到饭馆，才代父亲付了饭钱。

　　父亲当部队长官多年，家中清寒依旧。他从小就严格教育子女，不许手下士兵喊“少爷”、“小姐”。一次，大哥到父亲的师部去玩，刚到门口，站岗的士兵一齐立正：“敬礼！”

　　父亲急忙出来喝止：“以后不许冲我的子女喊‘敬礼’。”

　　殉国时

　　第200师入缅甸作战时，共有9000余人；东吁一仗打下来，伤亡1000余人，日军伤亡5000多人；后来进攻东枝(旧译为“棠吉”)，只用一天时间就克复了东枝；5月间向北撤退时，第200师有5800人，回到国内的只有2000多人，许多人因为疾病和饥饿，死在了撤退途中。

　　1942年4月，日军自泰国迂回，攻占腊戍，复又攻克缅北咽喉要地密支那，一下子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退路。

　　部队开始瓦解，纷纷夺路而走。父亲孤军奋战，奉命向北循山地小道撤退回国。1942年5月1日，因无向导，走错了道路，沿途土著居民逃避一空，部队断粮3日，只得掘食草根树皮。5月13日夜间，第200师潜过曼德勒至腊戍的公路。次日拂晓，日军4辆装甲车前来狙击，被击退。5月18日傍晚，在通过细包至摩哥克的公路时，被敌人阻击于康卡村。当时雨雾浓密，第200师官兵冒着弹雨，杀开血路。父亲率599团第一营前往阻击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忽然数颗子弹飞来，他的胸部和腰部各中两弹。5月19日，全师撤出战斗，远离公路，深入山地。5月20日黄昏，部队从另一小道安全通过细摩公路。

　　5月26日下午，父亲伤口发炎，无药医治，牺牲。临终前，参谋长周之再守在他身边，问：“师长，部队往哪里走？”

　　父亲已无力说话，只是用眼光瞄了瞄地图。周之再摊开地图，父亲勉强用手指点：“马上过瑞丽江，沿着江岸向东北方向走。”

　　周之再将他的头扶起来，父亲望着北方，没再说话，很快就咽气了。

　　他牺牲的地点，是在缅北克钦邦茅邦村的一座古庙内。

　　当地天气炎热，尸体极易腐烂。部下含泪将师长简单火化，烧去肌肤血肉，留下骨骸，放在一具很小的棺材内。

　　1942年5月28日，部队渡过瑞丽江，一星期后安然返回国内，未遇敌军。

　　路过一处村寨时，一名当地华侨见到父亲的灵柩，忙将自己准备的一副好棺木捐献出来：“不能委屈了戴师长。”

　　父亲手下一名姓孔的勤务兵在东吁作战时受伤，平时他总是随身携带父亲的急救包，他负伤后，其他人忘了此事。孔晚年遇到我时还说：“我若没有负伤，师长也许不会死。”

　　身后事

　　父亲很爱母亲和和我们兄妹几个。他在缅甸，戎马倥偬，尚抽出时间写信给“东、靖、篱、澄四儿”，惦记着靖儿的病况，和为篱儿买皮鞋：“现在还在打仗，无市场可买，稍迟些买回来给你们。”

　　他的这个心愿，终于未能实现。父亲牺牲后，国民政府特拨20万法币作为抚恤金。父亲的上司杜聿明找到母亲：“想办所学校，以纪念戴师长。”母亲一听，深觉此事符合父亲生前意愿，当即将20万法币悉数捐出。

　　学校在广西办起来了，名为“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专为培养机械、土木和汽车方面的技术人才。学校

　　抗战胜利，学校自贵州迁

　　母亲教我们做人，只有三句话：做一个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穷志不穷。

　　她说，这是父亲的遗训。父亲牺牲后，我们一家人四处漂泊，全州、昆明、贵阳、南京、芜湖。大哥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后来留校任教，我们一家人就搬到了上海。

　　大哥现在是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二哥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工学院工作，现移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父亲的灵柩起初在全州厝葬，因日寇进攻广西，1944年移葬贵阳花溪。抗战胜利后，父亲的灵柩移葬在芜湖的赭山，墓在赭山的北坡，面临浩荡长江，长江的对岸，就是故乡无为。

　　1971年母亲去世，骨灰存放在上海龙华公墓。3年后，我们准备将骨灰移葬。上海市民政局的同志找到大哥，说：可以将你父亲的灵柩迁到上海，父母合葬一处，修建一座烈士墓。

　　我在南京，受兄长委托，专门去了一趟芜湖。

　　那天，我在山上转了两圈，找不到，但两次都转到同一个土冢旁，没有碑，但有两棵柏树。

　　昔日的荒山，那时已是碧树满坡，父亲的墓究竟在哪里呢？

　　下山，问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位名叫周士伦的中年人说：“你站定的那个无名墓，就是戴将军的墓地。你父亲的灵柩在芜湖下葬时，我还是学生，我们都去瞻仰了。”

　　后来，无为家乡的长辈不同意迁墓，因为祖母葬在父亲墓的旁边。最后，我们将母亲的骨灰移至芜湖，合葬。

　　1978年，我们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同志，请求重修父亲墓地。他转批民政部处理，民政部批交芜湖市政府办理，市政府拨款，将父亲的墓地修葺一新，原为土墓，此次改为混凝土结构。

　　据说，小平同志听说父亲的墓地已经修缮，笑道：“办了就好。”

　　最近，安徽省有关部门准备在墓地前建造一座父亲的塑像。

　　3个梦

　　说来奇怪，有3个梦与父亲有关。第一个梦是父亲本人做的。在昆仑关战役中，第200师往关上猛攻，父亲手下的团长邵一之战死。1940年，父亲驻军广西全州，一天，梦见自己在师部二楼办公，传令兵进来报告：“邵团长求见。”

　　父亲很惊讶：“邵团长已经为国尽忠捐躯，如何能见？”过了一会儿，传令兵又来报告：“邵团长是为退回互助金一事而来。”父亲急忙下楼，果然看见邵团长坐在凳上，浑身是血。他悲痛失声，一下子就醒了。睡在他身边的母亲忙问：“你怎么了？”父亲这才明白，刚才自己做了一个梦。

　　次日，他派人调查。果然，邵团长生前确实有一笔互助金未发。父亲连忙叫人将这笔钱寄交邵团长的遗孀，还为邵团长烧化冥钱。

　　第二个梦是父亲的一名司机做的。此人是江苏丰县人，为父亲开车多年，父亲还为他介绍了一位无为家乡的姑娘，帮助他们成亲。父亲赴缅甸前夕，对他说：“你就别跟去了，缅甸英国人的车子多，司机也多。”

　　他在全州，听说父亲受了伤，准备回国，就将车子洗干净，好随时让父亲使用。这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见高山峻岭里有一座庙，忽然，庙门一开，父亲从里面走出来，身着灰色西装，手里拿了一架望远镜。第二天，电报传来消息，父亲昨日在缅甸茅邦村的一座庙里牺牲了。

　　第三个梦是茅邦村村民做的，一位名叫李潇潇的电视制片人把这个梦转告给我。

　　1982年是父亲牺牲40周年，李潇潇准备拍摄一部反映中国远征军的纪录片，他带了两个助手进入缅甸，历经周折，终于来到茅邦村。在村口，他们见到一个老者在树下打盹。走近时，老人醒了。李潇潇问：“这里可是茅邦村？”老人笑了：“刚刚我才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庙里的神传话给我：今天有3个异乡人要来茅邦村。这个梦真准。”

　　芸香草

　　父亲很喜欢自然界的景物。

　　1940年4月3日，他自桂林返回全州驻地，见途中杜鹃花满山遍野地开着，非常美丽，就下车采折若干，插在车身周围。回家后，“藩、靖两儿，对此尤感乐趣”。

　　1942年3月，父亲率部由腊戍起程，向梅谋行进，途中口占七绝：“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诗注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缅人盛情挽留。诸葛亮说，我还会重来。缅人问：何时重来？诸葛亮手指缅甸土产的一种极难开花的草，答道：待它开花，我就来了。“迄今，所指之草并未开花，去岁忽然开花，而缅人亦早知王师到达矣。”

　　据说，这种草名叫“芸香草”，百年难得开花。而就在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的那个春天，芸香草竞相开放，灿烂若云霞。

　　它是为英雄而开。(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江苏省政协陈宏同志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