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为“机要费”案申请“释宪”根本文不对题

　　人民网12月22日电台湾《联合报》今日社论说，“国务机要费”案今日第二次开庭，陈水扁妻子吴淑珍是否出庭固然受瞩目，但台湾“宪法”第五十二条“总统刑事豁免权”的争议仍是焦点。

　　社论说，其实，陈水扁并未被“起诉”，亦即已被“豁免”；全案侦查终结，将陈水扁的部分留待其离任后方予追诉。所以，陈水扁现在既不是审判中的“被告”（他曾是侦

查中的“被告”），检察官在此时也未针对陈水扁再采取侦查行动，故现阶段并无所谓“豁免与否”的问题。

　　至于在过去的侦查阶段中，陈水扁自愿接受调查，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就此“已经完成的侦查”，现在亦暂无讨论“应否豁免”的余地。因为，即使“应当豁免被侦查”，但在事实上已经完成侦查，谈“豁免”已非时机；现在应讨论的，是检察官在目前已起诉的吴淑珍等被告受审时，若使用陈水扁接受调查而得的证据如笔录等，是否发生证据能力的问题。

　　社论进一步指出，若检察官使用了陈水扁受调查而得的笔录等证据，但律师团坚持此类证据为“违宪”，此时就应由律师团向法院表示“争执相关证据的证据能力”。此际，可由法官决定是否接受其“违宪”主张。

　　如法院不接受律师团的“违宪”主张，认定陈水扁笔录有证据能力，则检察官当然可以引用陈水扁就本案的证词；届时，被告方面就必须接受法院的裁决，如仍然要主张“违宪”或相关证据不可引用，只能等待上诉时再说。且若上诉各审级均不接受“违宪”见解，就须于判决确定后，始能由当事人声请“释宪”。倘系如此发展，因陈水扁之笔录等证据已判定可予援用，则律师团为求推翻笔录，争取一审有利判决，恐怕得自行请求传唤陈水扁出庭作证。但律师团原本应主张陈水扁可“豁免”作证，为免陷于自打嘴巴的困境，如何抉择，着实颇费斟酌。

　　反之，法官若接受“违宪”主张，即认为陈水扁笔录等相关证据系“违宪”取得，不具证据能力；则检察官若仍然想要陈水扁的证词，就只有请求法院传唤陈水扁出庭作证。这样一来，问题就会转变成陈水扁在职期间是否应出庭作证的争议。就此而言，被告方面一定会反对，而检察官则可能会以陈水扁过去到花莲作证为先例，请求传唤。当然，是否传唤亦由法官决定。

　　再者，上述“已经完成的侦查”，原是出于陈水扁的自愿；但律师团主张，陈水扁自己亦不可拋弃“不被侦查”的“豁免权”。然而，台湾“宪法”第五十二条的“总统刑事豁免权”，不论是否包括“豁免”被侦查，于法并无明文不得拋弃，则陈水扁自愿接受侦查，当无不可。陈水扁在头目津贴案及“国务机要费”案，皆宣称“尊重司法”，并已完成出庭作证及接受侦查，已成显例。何况，陈水扁至今并未拋弃在任内不受诉究（起诉）的特权，检察官亦未予起诉，而须待其任满或解职，何来“违宪”？

　　社论最后说，总之，本案在现阶段所涉“总统刑事豁免权”之争议，应在审判程序论及证据能力时由法官裁决。法官可接受，或不接受。至于民进党“立院”党团联署声请“释宪”，因与“立法院”行使职权无关；而律师团一开庭即不让法官进行程序，高谈“违宪”、“释宪”云云，皆只是骚扰审判程序的政治动作。

　　至于民进党团和律师团提出的本案实体部分的“违宪”见解，概括言之，就是将陈水扁的行为说成是“统治行为”，而称“统治行为”既不受“司法”审查，检察官亦不可加以侦查。然而，所谓“统治行为”有一定的意义，例如“总统”任命“行政院长”即属“统治行为”；但陈水扁和吴淑珍涉嫌以假发票诈领“国务机要费”，经查所谓“秘密外交”又“纯属虚构”，是为犯罪行为，并非“统治行为”。其实，“宪法”第五十二条处理的正是“总统”的犯罪行为，而非“统治行为”；因此，本案既是一件涉及犯罪行为的贪渎案，却以“统治行为”当成声请“释宪”之理由，根本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