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福利制度不应排斥市场化

　　在西方，人们的保障过分依赖国家，已经损害了个人自由，也损害了家庭、社会结构，造成种种现代病。中国实有必要尽可能避免这种后果。日本在设计其国家福利制度时即充分考虑到了国家福利与传统保障方式的兼容性，较多地依赖家庭的保障功能。因而，尽管日本的税率及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相对国民收入比例较低，日本人却享受到和其他西方国家同等乃至更高的生活水准。

　　事实上，除了家庭之外，通过社会自治，社会自身也可以建立其自治性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障供应体系。

　　国家福利制度主要是解决社会保障的资金问题，不应当排斥市场化的福利供应机制。目前政府设想的医疗保障制度似乎要回归80年代之前的体制，恢复政府全额拨款的公立

　　对于解决民众看得起病的问题，国家福利制度与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建立瞄准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让穷人有钱去看病，而医师私人或合伙诊所、私立医院的大量建立，可以抑制医疗价格水平，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节省政府的医疗福利开支。教育领域与此类似，若实行“学券制”，政府直接资助学生而不是学校，可以鼓励学校间竞争，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国家能否明智地做出抉择，取决于民众自己是否理性，及是否有机会参与福利制度的公共选择。

　　生活在市场之不确定性中的个人，天然地有一种在某种集体保障中寻找安全的心理冲动。

　　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化、收入差距扩大之际，普通民众更热切地希望借福利制度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国家对此当然不应无动于衷。

　　公众的参与与选择必不可少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把福利当成激励现代部门劳动者的一种手段，90年代的改革则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目标，政府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增长，福利在政府眼里缺少自己独立的价值。政府既然已经征收了大量税款，自然应当向民众提供相称的福利，财政须从发展型财政转向公共服务与福利型财政。

　　但从过往历史看，当人们在呼吁建立国家福利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对大量复杂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权衡，这包括：

　　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一旦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国家与社会、个人、市场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高度复杂。计划经济时代享有福利的人被捆绑在单位中，丧失了流动和选择的自由。西方国家过分的福利制度则抑制了社会与市场的活力。如何能够避免福利陷阱？

　　福利需求与税收承受力的关系。天下没有免费的福利，所有福利享受，其实都来自于个人的税款。人人希望享有高福利，但高福利必然意味着高税收。如何权衡税负与福利？如何避免部分群体借国家福利制度掠夺其他群体？

　　高福利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高福利导致的高税收必然抑制市场活力，而市场却是创造财富的高效机制，没有市场效率，福利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一个法治之下的竞争秩序本身，是民众最大的福利。80年代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已经让人们充分地意识到了，在设计福利制度时，必须确保其不至于变成吞噬社会自治和市场制度的巨无霸。不至于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总之，国家福利制度涉及到所有民众的权利与利益，又受理性的支配。因而，建立国家福利制度的所有努力，应当通过公共选择的程序进行。假如完全由政府部门主导，则其结果很可能既不合理，也不合乎民意。★

　　城市与农村的福利财政差异

　　★ 本刊记者/刘彦

　　针对农村部分的财政支出，仅占到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的微小部分——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目前仅限医疗、教育救助和低保福利(也即农村五保户)。残疾人和烈属补贴部分，归属民政部管理。

　　而城镇居民所能享受到的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的研究，在福利项目支出方面，占全国人口约20%左右的城镇居民占有全国财政性福利支出的95%以上的份额；而占全国人口75%以上的乡村居民的财政性福利支出不足全国福利性支出的5%。

　　城乡巨大差异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即便在北京一市之内，目前各个城区城市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320元，而农村低保标准最高的海淀区和朝阳区仅为180元，最低的区县仅为63元，仅为城市低保标准的19.69%。

　　从各级政府负担农村财政支出的结构看，中国以地方财政为主要责任人。比如在农村义务教育支出方面，中央财政占2%，98%由地方财政负担，其中乡镇负担78%，县财政负担9%，省财政负担11%。

　　在农村医疗卫生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仅占2%。公用事业方面也是如此。

　　城市公共事业国家办、农村公共事业农民办，是中国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基本特征——特别是1983年农村撤社建乡后，举办农村公共事业的主要责任便落到了乡村两级。

　　这直接加重了农民负担。而改变这种向城镇居民倾斜的财政支出模式，调整地方政府间权责对称的关系，走向惠及全民的福利体系才能真正实现。

　　中国8亿被拦在不公平制度下的农民，仍将主要依靠家庭救济的方式，在未来岁月中继续走完与城市人截然不同的余生。 （评论员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