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年

　　365天，1536个版面，这一年，我们一起走过。

　　回访

　　四胞胎获浙商巨额捐助的背后

　　2006年6月1日本刊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推出《家有多胞胎》组文。文章发表后，本刊忠实读者、绍兴咸亨酒业董事长张尚明联系到我，说要资助四个孩子长大成人。

　　几经征求双方意见，最终，一份捐赠协议草就，并经三方签字成立(杂志社系见证合同履行的第三方)。协议约定，咸亨酒业每月为四个孩子提供1800元生活费，许勤英带孩子回河南家乡生活。7月初，第一笔为期半年的费用进入杂志社专门开设的捐助账户。

　　在协议签订两个多月后，《绍兴晚报》记者知悉后做了报道。稍后，《浙江日报》跟进。接着，《新华每日电讯》和《人民日报》分别做了报道，我这个“采访别人的人”在文中成了“采访对象”。9月14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更是把我当做“新闻人物”进行了电话连线采访。

　　闲暇之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获得巨额捐助的会是许勤英的孩子们。后来，在和张尚明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答案。他非常关心四胞胎的成长，而且在四胞胎之前，他已经捐助了十几个孩子读大学，如此看来，他捐助的是“希望”。

　　(本刊记者/李秀平)

　　徐健：逃亡依旧

　　《逃亡中，徐健动用了赃款》一文刊发后，被多家报刊转载，我粘贴在博客上的此文被大量点击。文中，我隐去了另一位当事人的姓名，代之以“副局长夫人”。半年后的2006年9月21日，一位名叫年建珠的女士来电话，说她就是被隐去姓名的当事人。

　　在年女士心中，徐健是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手里的光盘和录音都是“虚假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丈夫当一把手的时候把他撤职了，他在报复”。她把办公电话和手机号都留下来，希望杂志社“负责任”，听听她的声音。她说，事情过去一年半了，公安机关一直找徐健但找不到，而她自己“毫发未损”，“一直在工作，安然无恙”。

　　相比之下，徐健依旧在逃亡。

　　(《逃亡中，徐健动用了赃款》刊载于2006年3月上半月)

　　张新亮：重做三轮车夫

　　2006年10月12日下午，我拨通了张新亮一个叔叔的电话，询问张新亮一家的近况。他说：“儿子不擦车了，在一家私人网吧里打工。女儿在班上60多名学生里，考试成绩没有一次下过前三名。张新亮身体基本正常了，只是血压还比较高，我给他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他又开始蹬三轮车了，每天赚十几二十块钱，够他的药费了。”

　　张新亮一案的国家赔偿申请在今年2月份就递上去了，到现在还没有音信。他和他的孩子们还回不了家，家还像7年前那样被封着。

　　(《张新亮“杀妻”疑案》刊登于2006年2月上半月)

　　售票员已在服刑

　　因14岁女儿与公交车售票员发生口角后被掐致死，清华大学教授晏思贤夫妇将北京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和涉案售票员朱玉琴告上法庭，并索赔337万元。海淀法院日前受理此案。今年5月12日，朱玉琴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她提起上诉，但被驳回，目前已开始服刑。

　　(《朱玉琴的供述与辩解》刊载于2006年5月上半月)

　　“微笑杀手”赵志红内蒙古受审

　　2006年11月28日，赵志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不公开开庭审理。

　　据检方指控，自1996年5月起的近十年时间里，赵志红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连续实施抢劫、强奸、杀人和盗窃，作案共计21起，奸杀9名女子，强奸7名女子，盗窃现金近3000元以及其他财物。这与警方此前向媒体透露的赵志红所犯案件数量相差有6件之多，而且其中包含两件命案。此前备受媒体关注的“4·29”命案没有出现在此次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

　　本刊“4·29”报道刊发后，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点击率高居不下。大同市医护专科学校的一名学生通过本刊得知“恶魔”赵志红已被警方擒获的消息后，专门打电话给记者，表示一定要等到法院开庭审理时亲眼看看这个杀害他同学的“恶魔”的下场，他现在就恨不得“咬死他”。长期旅居海外的一位华侨通过本刊得知呼格吉勒图一家的遭遇后，当即拍案而起。他致电本刊，如果呼格吉勒图一家需要法律援助，他将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

　　(《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赵志红的“杀手人生”》刊载于2006年9月下半月)

　　母亲不言放弃

　　一审判决不变更抚养权后，原告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1月29日开庭进行二审。同时，11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鸿儒要求母亲付每月1500元抚养费的官司。鸿儒没有上学，继续原来的生活状态。这位母亲说现在儿子更加仇恨母亲，她为了这个官司已经心力憔悴，可想到儿子的未来，她无法放弃。

　　(《夺子大战》刊载于2006年10月上半月)

　　小编大“爆料”

　　《法律与生活》编辑部在外的名声是“美女编辑部”，原因无外乎是女性居多，阴盛阳衰。有那不常来的偶尔走进编辑部，只见一个个女编衣着光鲜，莺声燕语，难免会一时眼花缭乱。 不过各位看客兀是不知，因占据着本应该男人在前冲锋的位置，这帮“美女”们便不免有露糗的时候。

　　看看周围无人，窃笑，为表明自己跟读者是一个战壕的，我且做次“内线”，爆料一把。

　　好吃客赵晓秋

　　赵晓秋是好吃，但不是吃无巨细，人家偏爱的是肉及辣椒。

　　就在记者节那天，老总请大家去好伦哥吃自助。11点50分赵晓秋还在做呕吐状，诉苦自己的胃都被这个职业糟蹋了。老总11点55分宣布聚餐，12点再看前往饭店的队伍前列，赵晓秋斗志昂扬，神采飞扬。那顿饭，直到最后一盘，赵晓秋都在跟鸡腿做斗争。

　　爱吃惯坏了赵晓秋的胃。一次连赶几场采访，早饭没空吃，午饭也没时间吃，胃不干了，翻江倒海，据事后赵晓秋描述“把胃开除的心都有了”。任务完成后，赵晓秋跌跌撞撞摸进一家距离最近的饭馆，猛吃了三笼包子。

　　臭美妞吕娟

　　“咚、咚、咚”，不用猜，就知道一准是脚蹬高跟鞋、身穿摩登裙的吕娟婀娜多姿地走来了。

　　且不说吕娟的头发花掉她家多少银子，也不说她的皮包如何频繁登场，就她自己无意中爆料：家里的储物间已经无处下脚，全被她购买的《瑞丽》塞满了。

　　就这么个穿衣要对着大衣镜发呆两个小时的吕娟最近却美不起来了，接连几次被老总派到严寒的东北出差。第一次去之前她百忙中走大街穿小巷，搞了件时尚的短款棉衣，结果是美滋滋而去，脸色发青而回，“全是乡村小道、贫困户呀，哪有臭美的地方呀”。第二次再去，听说她从箱底把老妈年轻时的军大衣都翻出来了。

　　胖胖杜智娜

　　不知道为什么，当初进社时苗条得很的杜智娜一天天胖起来，尤其是她把家安在杂志社附近之后，身材更是浑圆起来，以致俺们的老总都忍不住发话：“小杜最不应该住单位附近了，不利于锻炼身体。”

　　杜智娜倒是满不在乎，胖了有力气呀。她能在早上上班前的有限时间内去早市买菜，伺候老公吃早点，最后再蒸一笼花卷。这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小姑娘把女人的传统美德演义得令周围的女人们咬牙切齿。

　　要不说人胖精神就好呢，在早上干了这许多活后，杜智娜精神抖擞地上班了。接着开始发挥她无处不在的精力，先绕着水桶看看，念叨着哪天清洗清洗。接着看到拉新杂志的车来了，赶快下楼搭把手。电话来了，是法院的，人家杜智娜拿起电话头一句就是：“马哥，什么事？”就凭这嘴甜的劲，整个编辑部都没她人缘好。所以，俺们总结出一规律：有困难，找小杜。

　　老磨王健

　　各位可别误会，这个王健虽然隶属编辑部，可不是美女，而是一“丑”男，属于红花中的绿叶。绿叶虽少可不受待见，美女们经常追着他讨要“精神损失费”，为啥？他太磨！

　　据说一次交稿时间到了，老总找不到王健了。难道他的版面要开天窗了不成？领导不容，读者不容，美女们更不容。手机转到小秘书台就找不到你了？美女们经过分析推理，一个电话打到他家，在无数个“嘟嘟”声响过之后，电话被拿起，一个还处于混沌的声音响起：“干吗？”美女责问：“为何不交稿？”那边振振有词：“写稿子一夜没睡，忘交了。”再责问：“为什么不接老总的电话？”答曰：“她打来电话的时候还没写好，接了不也是让她着急！”老总闻听此回答后很生气，声明如果得心脏病一定要王健付医药费。不过，稿件拿来后，老总闭口不提她的“心脏病”，反而对稿子称赞良久，让磨刀霍霍的美女们“失望”良久。

　　不好！有人过来了，这些家伙鼻子很灵的，我只能就此封笔，其他诸多美女编辑的诸多糗事且等下次分解。

　　(文/孙欣)(本文纯属虚构，如有同名，勿对号入座)

　　他们的梦想是活着

　　“娃娃你好吗？你的模样我忘不了啊……”编完2006年度最后一期杂志的稿件，我坐在公共汽车里，收音机里流淌出的这首公益歌曲让车窗外面的万家灯火因泪水变得湿润起来，回想起一年的工作，记忆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

　　杂志社里女性居多，所以我们的笔触自觉不自觉地偏向了弱势群体。刚跨入2006年，我就被报纸上一则消息吸引了视线——因家里电视机爆炸起火，被来京打工的父母反锁在家里的苏婷烧成重伤。比苏婷更为不幸的是她年仅3岁的弟弟苏雷被大火无情地吞噬了生命。

　　当时不少媒体正在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命运，而这群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孩子的命运又是怎样？我决定通过婷婷的遭遇来探究这群“漂”在北京的孩子。

　　因为还有一周就过春节了, 北京昔日繁闹的街头难得地安静下来。在北京解放军304医院烧伤科住院部，苏婷凄惨的哭喊声在相对寂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惊心。虽然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但看到面目全非、浑身碳黑的苏婷，我还是被震撼了。在和婷婷母亲交谈的时候，婷婷总是不停地哭喊，年幼的婷婷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不幸，她只能通过哭泣来缓解身体上的伤痛和内心的恐惧。

　　采访时，婷婷母亲不停地说着“北京很大，但没有我们的家”。后来，我留下了自己钱包里所有的钱，虽然我知道这几百元钱丝毫不能解决婷婷的痛苦和她父母的悲伤。但我希望这一点点钱让这位母亲能短暂地感受到家的温暖。

　　严寒过去，春天来临。3月份又一则消息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东西。张玲玲，一个活泼、善良、好学、勤奋的女孩。2006年2月5日，春节刚过，玲玲21岁的弟弟被医院确诊为骨肉瘤(俗称骨癌)。为了拯救弟弟，她跑医院联系专家，到学校联系老师，磨嘴唇筹资金，过度地透支自己的青春。

　　姐弟深情让人感动，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查找玲玲，玲玲的同学对她很是保护，经过“盘查”，我得到了玲玲的电话。一个周日，我赶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千万别让我妈太伤心了”，这是玲玲见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可是这位刚才还在儿子勇勇面前强颜欢笑的女人一离开病房就痛哭流涕起来。我没有打断玲玲母亲的哭泣，我知道对于一个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可怜妈妈来说，眼泪是她宣泄所有压抑的缺口。与玲玲和母亲的痛苦不同的是，生病的勇勇却很坚强乐观。与同病房的其他病友相比，勇勇的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笑意。

　　虽然玲玲的父母拥有4个孩子，但孩子们不能承担父母超生的过错。毕竟每个生命都是曾经的绚烂过，每个幸福的时光都是那么真实地存在过。《北大姐姐拯救绝症弟弟》的封面报道见刊后，我终于在春寒料峭中感到了温暖，很多读者打来热线电话，表达了对玲玲一家人予以帮助的愿望。

　　玲玲一家人简单快乐的生活让我难忘，而更让我难忘的还有勇勇所住病房里十多个病床上躺着的那些身患骨癌的孩子们。在大部分人为生活发愁和奔波时，生存却是婷婷们、勇勇们最大的愿望。

　　“活着”在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我们的苦难、无聊和平庸。我没有神赋的力量去改变这些孩子们的生命轨迹。但是我相信，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让人觉得温暖。我希望用我的笔触温暖那些觉得寒冷的人，同时，也感受他们给我的温暖。

　　同样，我身边的同事也始终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温暖那些忍受现实困苦的孩子们：孙欣为一个疑似被拐卖的孩子牵肠挂肚；杜智娜为面临失学的打工子弟探查出路；吕娟为被售票员掐死的女孩义愤填膺……骨子里溢动着母爱天性的我们只想说一句话：“孩子别怕，我们就来了！”

　　永远记得，除夕之夜，在隆隆的爆竹声中，苏婷的父亲给记者打来电话，感谢记者给婷婷留下的钱；玲玲在记者节当天发来的“姐姐，祝您记者节快乐。要多注意身体”的短信。在婷婷和勇勇的亲人对我表达谢意时，我也想对他们说声“谢谢”。

　　(文/赵晓秋)

　　寻找丢失的幸福感

　　不久前，无意间看到中央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丫的一期访谈，在节目里，她引用了一个调查数据：月收入在1000元～3000元的人最容易获得幸福感。

　　第二天一早，带着一种莫名的反感，愤愤的我以这个不知所出、不分地域差异的所谓统计为谈资，和同事们讨论起了“幸福感”。

　　贵得惊人的房价、日益拥堵的交通、职业竞争的压力、抚养子女、赡养老人以及记者这个职业的奔波与时不时的日夜颠倒……

　　于是，大多数人得出的结论是：拥挤在这个人口近2000万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幸福感却像高原的氧气，越来越稀薄。

　　于我，那个扎着马尾辫，走路时因禁不住蹦蹦跳跳而苦恼、为秋天的第一片落叶从心腔挤出伤感的女孩生活在哪个年代？几年，却像几个世纪一样遥远。

　　现在的我，沉稳，因为学会了一些世故；冷漠，自以为在这个职业中看多了悲情人生；焦躁，因为心中总有填补不了的物欲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安全感；易抱怨，为颈椎、腰脊过早出现劳损和眼角平添的细纹恐慌怨懑……

　　于是，在接到对采访对象进行回访的工作任务时，这样的我在心底不以为然：又能怎样呢？

　　那些因输血被感染艾滋病的吉林德惠的患者和他们的亲属们，一定还在为所遭受的无妄之灾四处奔波求助，但是，当地政府的处理决定已经作出，一切似已成定局；

　　河北肃宁那起特大租车诈骗案当然是毫无进展，两个月前，受骗者尹明建还打电话给我，诈骗者张某仍杳无音讯，案卷在当地公安局处尘封，他和其他受骗农民面对银行滚雪球般的车贷悲痛恐慌，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电话中泫然欲泣；

　　湖北那被卷入一起强奸案的三兄弟的牢狱之灾是否已经解除？那个为了丈夫的清白扛起家庭重担，倾尽所有，奔走呼号的老二媳妇贾永兰是否寻得了她心中的公正？我们的报道是否对再审结果产生了影响？这似乎有些悬念，但无论怎样，什么样的结果都换不回三个壮年男子逝去的岁月，抹不去一个一夜间坍塌的家庭所负荷的沉痛记忆；

　　而那个被全班“选”为小偷的14岁少年呢？前两天还在QQ中与他相遇，他仍与年老的父母在家中等待他们希冀的那句道歉，仍在接受接踵而至的媒体或同情或诘问的采访，惟一变化的是，他日益增长的年龄，日渐狭小的世界和那条愈加漫长的回归校园之路。

　　带着预设的答案，我开始拨打这些曾出现在我的报道中的当事人的电话，无奈而平静。

　　吕德勤(化名)——德惠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已死亡者王林霞(化名)的丈夫，电话无人应答；

　　高淑芸(化名)——德惠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患者，手机关机；

　　王云英(化名)——德惠市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患者，“没有这个号码”；

　　贾永兰，已停机；

　　张秀梅——贾永兰弟妹(丈夫汪汉祥因被控强奸判刑5年)，停机……

　　当话筒从我手中滑落时，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后背尽是汗水。

　　以等待悲剧的心情，看到的却是惊悚。

　　这些曾面载愁苦与风霜出现在我的报道中的“小人物”们，竟然就这样不约而同地蒸发了！他们的面庞、神态在我的脑海中还如此清晰，我已经做好了听他们继续悲伤或愤怒地诉说的准备，却发现，这些主人公从我的报道中消失了，我也许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曾经的采访像电影，一幕幕回放。而比那些曾接触过的面孔更清晰的，是采访时的感受。在为他们的遭遇落泪的同时，一种对比下的幸福感汹涌而来——这些曾经平凡无奇的人们，突来的灾难轻易地扯断了他们的生存之弦，和他们相比，自己能够平安、健康、琐碎地生活，何其幸福？

　　痛苦易铭记，幸福却常被淡忘。如今，这些人们就这样在我的视线消失了，在芸芸众生中，他们已不幸、脆弱与渺小到了极致。而我对自己生活的那些抱怨与不满因此显得更像无病呻吟。

　　或许，不久以后，我们仍会埋怨钱赚得少，房子不够大，压力过于沉重，但这一切，恰恰是我们平安生活的证明，这就是一种鲜活的幸福。

　　而于我，一个曾自嘲心灵生茧的记者，也只有寻找到被自己轻易丢失的幸福感后，才能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让心灵回复柔软吧？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吕德勤的电话终于拨通，他告诉我，目前，德惠市因输血被感染艾滋病的25名患者中，除了本刊报道时已死亡的9名，其余均在不间断地接受药物治疗，一些患者的CT4＋值有所下降。针对德惠市政府作出的赔偿处理决定，他和其他患者已向法院起诉，但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文/吕娟)

　　我与“大伟提示”

　　2005年9月，我偶然在中央12台的《法律讲堂》中见到了王大伟，当时那一讲是《犯罪日历》，他在分析一年四季和一天24小时，哪个时间段是犯罪高发期。突然，我眼前一亮，这么实用的讲座，能不能搬到纸面上与我们的读者分享呢？

　　很快，我就与王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将讲座底稿通过E-mail发给了我，并告诉我，这是一个系列讲座，共有十二讲，“犯罪日历”只是其中一讲。原来有这么多好“东西”啊，我决定上门去拜访他。

　　第一次去他家，我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按着约定的时间到达时，发现他早已打开家门等候我了。从此，我便成了王教授家的常客。

　　那次登门，我收获颇丰，不仅拿回了十二讲的底稿，还意外收获了48首配有漫画的歌谣。主编决定开设专栏，名为“大伟提示”。既是专栏，就要有个标志。选题会上，同事们一致认为，用王教授的漫画头像。

　　时间紧迫，我开始四处找漫画高手为王教授画像。四处“抓”人的结果就是手里一下有十几份样稿，看着形态各异的漫画头像，我又犯难了。开始找同事做参谋，没想到他们的意见也不一。突然，有同事冒出一句，为什么不找给歌谣配漫画的人来画头像呢？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继续找！

　　这位高人名叫浩特，他果然手快，第二天晚上就交给我四份样稿，我们选定了其中的一份。图到文齐，“大伟提示”成立。文章在新浪网上的点击量非常高。几天后，主编接到了一位热心读者的电话，他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漫画中正在敬军礼的王大伟怎么是用左手呢？”天啊！果真如此！

　　我立刻在MSN上呼唤浩特，质问缘由，他以“红脸”回应：“我画的底样照片上，就是用左手敬的礼。”知错就改，他半小时后，将改后的漫画传给我了。

　　再次去王教授家时，我将此事告诉了他，他听后大笑，说：“你不会告诉读者，王大伟是左撇子嘛！”哈哈，其实王教授真的是左撇子。

　　(文/杜智娜)

　　总有一种力量感动着我

　　我静下心来，翻看一年所做的稿子时，总觉得有种挥散不去的感动温暖着我。

　　对于“大兴枪击事件”的持续报道使我懂得了责任，每当收到黄玲的消息，我的心都为之颤动，同情她的时候，不禁为她的将来而担忧。失去了眼睛的她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尽管在我们的帮助下，她得到了法律援助，但冰冷的法律能在冬日给她送去旭日的热度吗？

　　在《满青，回来吧》的采访报道中，让我真正了解到了父母对于孩子的那份爱，无私而令人震撼，尽管现在满青依旧没有回家，指责他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来自于父母的那种厚重的爱却在冬日内带给人间一丝温暖。

　　在采访渐渐消失的老北京胡同、四合院时，跟随他们的拍记队去胡同拍摄，当得知他们没有任何报酬经营着网站时，我理解了什么叫做挚爱……

　　(文/李云虹)

　　三悟

　　一悟，原来记者首先需要的是胆量。

　　2006年初，我在做一个有关大学学生军训猝死的选题。很快，我就联系了当事人小陈的父母，根据他们提供的路线，我先坐车到了大望路，然后换车到通州，下了车，离他们家还有三公里路程，但是这段路已经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到达，惟独看见的就是黑车。“多少钱？”“16元。”“开这么高？ 我每次都是12元就够了。”“行，12就12，走吧。”一路上，我壮着胆子，装作对路很熟的样子(其实心里想司机要是把我卖了我都不认识路，呵呵)。

　　到了他们村口，我看到小陈的父亲，一路寒暄着，这时他指着十几米外一个村庄告诉我：“那边就是河北了，我们和河北接壤。”在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也是因为这一次采访，我明白当记者首先需要的是两个字——胆量。

　　二悟，写文章要用心去感受。

　　最近我刚刚采访了一位高位截瘫的患者。因为一次意外的工伤事故，他从此成为一个只能晃动脑袋的残疾人。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床上整整躺了478天。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话很少。

　　采访回来后为了将文章写得生动，我的脑子里一直在回想着当时的一些细节。遇到没有采访到的地方，又打电话询问。

　　这篇文章写了很长时间，写完文章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半。

　　三悟，记者集多重身份于一身。

　　今年惟一一个由自己发现选题、独立采访直到书写成文的封面文章就是《皇帝原告》。文章写下来花费了我不少精力且不说，光路费就花了不少大洋。但是接下来的麻烦却是最让我头疼的。记得杂志出来不到两个星期，被告、原告纷纷打来几次电话。其中细节，如今不想再提起，虽然不至于影响到工作质量，但严重影响了心情，至今想起仍觉不舒坦。

　　通过这些事情，我渐渐悟出，记者通常要扮演着很多的角色，跑路的、作家、媒体人、专家、政治家、侦探等，每一样都要具备相当的本领啊！

　　(文/胡媛)

　　我是一员新兵

　　对于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艰辛不必多说，从去年12月开始参加招聘会，到转年6月份尘埃落定，我不断地往返于京津两地，可谓披星戴月，城际列车的车票不知不觉间也攒了厚厚的一小沓。直至最后，一看到网上的招聘信息就会条件反射地头晕恶心，暗暗发誓不再以任何形式投任何一份简历了。

　　4月中旬开始的法律出版社招聘工作大有“超女海选”的架势，经过筛选简历、1次笔试、3次面试和1次体检，历时整整两个月，可见制度之严格及用人之谨慎。

　　当被通知拿着“三方”来北京签协议时，我那颗悬着N久的心终于落了地。那一刻，正坐在回津火车上的我，望着窗外，满眼的绿色变得一片模糊……

　　随后的日子，云销雨霁。

　　2006年8月，我正式入职法律出版社期刊部——《法律与生活》杂志社，开始了胡编(本人姓胡，职业编辑)生涯。

　　(文/胡庆波)

　　笑脸

　　从小就喜欢笑。那时候嘴很馋，有一顿好吃的，能美美地笑上一整天。美其名曰：天真无邪。

　　刚刚当上了记者，还是喜欢笑，再说“天真”终究是说不过去了。于是乎，批评接踵而至。妈妈说我：就知道傻笑；姐姐说我：没有严肃性。也是啊，常听人说，新闻要有严肃性，一个只会傻笑的人怎能写出很有严肃性的文章？逻辑似乎合情合理，无可辩驳。我只有继续朝着他们傻笑的份了。

　　遭受如此“打击”，我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对着镜子演示一番严肃的“嘴脸”，自信心陡然高涨起来：谁说我不会严肃了？

　　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对“肯德基用工案”进行社会调查，要找几个农民工朋友进行采访。可一天下来，也没能采到想要的东西。现在想起来，大家都在忙工作，板起脸来和人说话，谁理呀！再加上把问题说的那么严肃，有人想说些什么也有所顾忌了。

　　已是傍晚时分，拖着脚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时不时把手提包抡上两圈发泄着情绪。突然一声惊呼，手提包像碰到了什么，满地苹果乱滚，有几个重重砸在我的脚面上。一个人正飞奔着冲向“逃窜”的苹果。“闯祸了！”我赶忙也向着苹果“扑”去。

　　“对不起！”经过一番“鏖战”，我端着半手提包苹果连声道歉。

　　“谢谢。”他很平静地把苹果从我的包里一个个放回了重新扎好的塑料袋。

　　此时，我有机会仔细观察他：略显黑瘦的脸，有些络腮胡子，脑后不长的头发却用丝带扎了个小辫儿，翘翘的，颇显滑稽。我禁不住笑出了声。

　　“谢谢。”他竟再次对我表示感谢，露出憨憨的笑脸，“今天挺倒霉的，晕头转向忙了一天，终于见到有人对我笑了，呵呵。”

　　我突然感到无地自容，不知如何应答。想回敬以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了。

　　他低下头选出一个大个苹果递给我。“这是给我丫头买的，她就爱吃这种苹果，皮脆味甜，你尝一个。”我赶忙推托，连说了几声谢谢。

　　他又呵呵地笑了，黑黑的胡子茬在嘴边形成一个标准的V字。

　　“你是记者吧。”

　　“是啊。”我惊讶于他的眼力。

　　“今天你到单位采访，我在旁边看到了。”

　　我很是吃惊，又突然意识到，站在眼前的不正是我苦苦寻觅的采访对象吗？

　　“那……你能接受我的采访吗？”我迫不及待地向他表明意图，生怕“节外生枝”。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但要求我尽量快些，女儿在家里等他回去呢。

　　我激动地拉住他坐在路边攀谈起来。原来，辫子是他小女儿扎的，看着女儿高兴的样子，他舍不得把辫子解开。后来这成了女儿每天的必修课，早晨一起床，就揉着小眼睛催他坐在板凳上，认认真真扎上好几遍。“这可是她的杰作！”他指着自己的“宝贝”让我看：鲜亮的红丝带，小巧的蝴蝶结。

　　将近半小时的时间，他向我诉说着心里话。我终于采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分手时，我发自内心地微笑着向他表示感谢。他一只手托住苹果，咧开嘴呵呵地笑了。

　　夕阳斜照，把那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

　　(文/李连宇)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