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在“市民学堂”上评点晚明小说

　　【南京日报报道】 “考量一部文学作品，是考量它是不是写了真情，是不是写得美，写得有趣味，是不是符合正义与道德，对群体社会有益，而不是去鼓吹色情、暴力、恐怖和邪恶。”昨天，在大行宫会堂举行的第52期新城市“市民学堂”上，复旦大学教授黄霖以“走进文学的殿堂”为题评点晚明小说，分析文学作品的通俗与庸俗、真情与色情、有趣与恶趣时说，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真美善，我们要走进文学殿堂，必须朝着这个目标走。

　　通俗＋真情＋有趣，卷起晚明文学大众化浪潮

　　黄霖说，明代中期以后，已经市民化的作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求通俗、重真情、赞有趣，相继创作刊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卷起了晚明文学的大众化浪潮。在通俗方面，这些作品不但用白话写作，读起来通俗易懂，而且善于写俗人、俗事、俗的环境，很贴近大众生活。如《金瓶梅》采用的家常口头语是这样的：论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头，你气不愤，还叫他伏侍大娘就是了。省得你和他合气，把我扯在里头。

　　真情方面，晚明文学强调“独抒性灵”，注重写人的真性情。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和辛瑶琴的婚姻，建立在真正相爱基础之上，是一种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的关系。有趣方面，很多作品遵循“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的创作原则，留下了许多趣事趣话趣人。如，《水浒传》写李逵“杀”罗真人一段，就无所不趣……

　　文学作品不能“每况愈下”

　　“遗憾的是，晚明文学掀起的文学大众化浪潮，在给我们带来通俗、真情和有趣的同时，也带来了庸俗、色情、恶趣，使得晚明文学泥沙俱下。”黄霖说。如《金瓶梅》中不但有2万字的、赤裸裸的性描写，还有不少恶趣。《巧缘艳史》、《艳婚野史》、《两肉缘》、《换夫妻》等，更是以色情替代真情，以恶趣代替有趣。“不过，这些作品最终被历史的过滤网所淘汰。因为文学的生命力是真美善，不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顾社会的正义与责任，丧失了伦理道德的底线，文学作品哪里还有生命力？”

　　然而，可悲的是，当下的一些作者，不能吸取晚明文学的经验教训，在创作上开始“每况愈下”：从上、下半身同写到下半身写作再到赤裸裸地围绕“脐下三寸”转，一味张扬人性中的庸俗、色情和恶趣。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始比较大胆地写性爱，但它写下半身的同时，也写头脑里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对于社会的批判与人性的刻画。到了《上海宝贝》，一些“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开始致力于用“下半身写作”。随后越来越等而下之，写出格调低下的《我的下半身》、《肉包》、《压死在床上》等。

　　追求娱乐性，决不能不顾道德底线

　　黄霖说，这些致力于庸俗、色情和恶趣的“作家”和晚明文学中的那些格调低下的“作家”一样，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文学还是要真美善相统一。文学不能去张扬人性中庸俗、落后的东西。文学作品也决不能忘记写善，在追求娱乐性时，决不能不顾道德底线。“让文学作品真美善相统一，一定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将真情片面化、狭隘化。黄霖说，一则报道说，小学生作文竞赛，得第一名的学生写的是对母亲的思念。有教育家就说，这是因为小学生写了真情实感。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追问：真感情是不是就只有纯私人化的感情？有没有崇高的真感情？是不是小学生写了理想，写了关爱社会，就一定是“假大空”？同样，我们的文学家，讲真感情，也不能只注意狭小的、私人的、男女之间的真感情，甚至是将兴趣放在写乱伦的“真性情”，更需要文学描写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大众的真感情。比如像《三国演义》向往统一，《水浒传》崇尚正义，《西游记》追求理想，《金瓶梅》痛恨腐败，是社会共有的一种群体性的真感情，它们同样能够激动人心。

　　二是不能俗而不美和低级趣味。黄霖说，一位诗人写了这样的“诗”：《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这样的“诗”通俗是通俗的，但毫无诗意、美感可言，可谓俗而不美，又怎能称得上是一个好作品。还有的作品弥漫着萎靡、堕落的气氛，追求的完全是低级趣味，更是应该将它们摒弃在文学的殿堂之外了。南京日报记者宋广玉

　　下期预告

　　于丹为您说《论语》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能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带来什么？2007年1月6日上午9点，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将走进大行宫会堂，在第53期“市民学堂”上，以《论语与现代生活》为题，为市民说《论语》，告诉您如何从孔子朴素的生活态度中获取心灵的淡定和坦然，感受自我的提升与完善。(编辑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