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求解穷人经济难题

　　为国家完善“三农”政策出谋，为推动“就业优先”献策

　　 本刊记者 刘晓阳

　　1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记者从北京赶往位于河北保定的南水北调工地，专程采访在这里挂职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几天后，久渴的白洋淀将首饮黄河水

。

　　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驻扎在距保定市几十公里的一处矮小的庭院里。在一间简单装修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蔡昉。他的办公桌上，除了电脑就堆满了书、报纸、资料。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层智囊，蔡昉看起来沉静而温和，在一杯清茶的氤氲里和记者娓娓而谈。

　　研究“穷人的经济学”

　　蔡昉一直钟情“三农”和就业问题，早年曾参与为国家提供“八五”计划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近年为国家制订“十一五”规划建言献策。

　　2005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时，引用了

　　温总理的一席话，使穷人的经济学和穷人的经济学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蔡昉早在1998年就写过《穷人的经济学》这本书。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经济学的学者。

　　蔡昉1956年生于北京，“文革”中，父亲在山西某小镇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他也被送到了这里。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他和他们一起割兔草、刨秸杆。

　　儿时的蔡昉从来都没有想过今后会成为一名学者，中学一毕业他就被派到北京郊区插队。那时的蔡昉，唯一想的就是能够招工回城，最大愿望就是当工人。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给蔡昉这一代人打开了另一扇窗户。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在中学老师的指点下，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系为第一志愿。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时，他对农业经济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而是兴之所至，阅读了大量经济学书籍。

　　转折来自他读研究生期间。1982年，蔡昉考入了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里，他先后在张思骞和刘文璞两位良师门下当助手。导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乐于调研的“脚板精神”，让蔡昉终生受益。

　　1983年暑假，蔡昉和几位同学受当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江苏、安徽调查“卖粮难”。这是蔡昉第一次做专业性调查研究。调研中，蔡昉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读研究生期间，蔡昉还分别到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调研，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广泛地了解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等问题。他开始认真思索中国“三农”的发展途径。

　　“粮价多高你才会种地？”

　　蔡昉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以直接参与经济改革争论的方式进入经济学殿堂，个人的职业生涯与改革的发展脉络相吻合。

　　20世纪90年代初，蔡昉曾经在沿海、中部等地区对农业保护做过专门调查。每到一地他必问的一个问题是：“粮价要多少钱，你会种地？”在沿海地区，蔡昉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即使每斤粮食能卖一二元也不种。因为种粮食与其他非农产业相比，其收入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蔡昉得出结论：中国农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另外，由于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流通方式，使地区间的购销合作无法形成，也影响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此前后，学界关于农业保护的声音高涨，蔡昉的声音显得似乎过于微弱。1991年，他发表《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机制的启动》，仍然遭到了国内大多数同行的质疑。

　　不久，蔡昉出国进修。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蔡昉获得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对面是著名的胡佛塔楼。“夜深人静时，我结合在国内思考过的问题，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组织问题，一是农业比较优势问题。”

　　回国后，蔡昉直接以要不要农业保护为题，提出讨论。在各种争议和讨论中，蔡昉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同时他对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观点也逐渐清晰起来，并且渐成体系。

　　这一时期，蔡昉有两个标志性的研究问世，其中之一是《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在当时，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中国农业经济改革的微观激励机制与宏观资源配置格局结合起来，把是否发挥农业比较优势问题作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最终完成的标志。

　　20世纪80年代，一些理论界人士热衷于向政府解说农业的重要性，90年代进而呼吁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蔡昉和其他专家学者却始终认为，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博弈：农民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和政策执行难度。对农业实施价格保护与对农业进行价格剪刀差式的征税一样，都是扭曲的政策。这种政策倾向是制约中国农业经济改革最终成功的根本障碍。

　　时至今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蔡昉及一些专家学者当年的思想和观点，国家“三农”政策也因此得以完善。

　　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

　　蔡昉在自述书《惑与不惑之间》中写道：“我从事经济研究的领域，可以用‘农村包围城市’来形象地表达。最初是进行农业、农村问题的研究，继而通过探讨中国奇迹之谜，而涉及到发展战略和整个经济改革……在对于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研究中，我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1993年，蔡昉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到了现在的部门，他对就业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经过研究他发现，就业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中国是有冲击性的；在中国大约4亿的城乡家庭中，2/3以上的家庭成员是劳动者，就业收入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如果就业不充分，一些家庭可能陷入贫困状态。

　　2001年，蔡昉牵头承担了中国社科院的重大项目《解决我国城乡就业的中长期对策》的研究。针对当时学术界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判断不清等问题，蔡昉带领课题组进行“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他们走进社会底层，接触各类劳动者，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劳动力市场冲击与城市居民就业、生活、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调研成果为后来国家完善就业和社保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2003年3月，蔡昉受邀到中南海讲解“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就业政策研究”问题，提出国家宏观政策应以“就业优先”为原则。回想当时情景，蔡昉说：“就业就是最大的民生，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注民生。讲完后，现场讨论很热烈。”

　　蔡昉认为当前就业增长比经济增长重要。有人对此有异议。蔡昉并不急于争辩，而是继续深入地调查、研究和论证。他每天都在搜集分析各种信息，不断从中发现新的角度，去丰富并完善自己的观点。蔡昉微笑着对记者说：“这个过程充满了乐趣。”

　　功夫不负有心人。蔡昉用翔实的材料，大量的数据，精确的模型，以及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向社会和政策制订部门表达自己的观点——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最大化就业。

　　2005年，国家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蔡昉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37位成员中的一员，也参与了有关的咨询论证工作。他说：“不管我是不是专家组的成员，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都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决策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和思想智慧。”事实上，每次参加重大规划和项目的咨询会、论证会，蔡昉总是乐此不疲，积极参与，踊跃建言。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突出的位置”……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在国家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中，蔡昉和许多专家学者关于“就业优先”的研究成果和建议，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体现。

　　坐在炕头搞调研

　　采访间隙，蔡昉派人带记者到

　　“一片黄树林把道路一分为二，遗憾的是我不能分身走两条路；我选择了那条较少有人走过的，于是一切都完全不同了。”这是蔡昉翻译的外国诗人罗伯特·福罗斯特的一段著名诗句。他说做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实在是很艰苦，但是他愿意继续在这条研究之路上走下去并自得其乐，并希望能利用他所拥有的知识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

　　记者：您怎样看待经济学家为国家大政方针建言献策？

　　蔡昉：经济学本身就被称为“经世济民”的学问，从我进入社科院做经济学研究开始，就在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争论和问题，这本身带有建言献策的含义。经济学家影响政策通常有三个途径：第一，做行政官员，把自己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转为国家政策。第二，给政府做顾问。第三，做研究并发表相关的文章和报告，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

　　记者：您为国家大政方针建言献策的立场是什么？

　　蔡昉：我当然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别人不说我是经济学家无所谓，但有人说我是穷人的经济学家，我由衷地高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应如何发展、如何富裕的问题。

　　记者：您是怎样做调查研究的？

　　蔡昉：从读研究生时起，我就开始到全国各地去调研。到老百姓的家里去，坐在炕头上和他们聊家里的账目收入、作物种植、如何选种等。经济学家虽然也是老百姓，但又很容易脱离老百姓。如果我出门都是打的，就可能不知道老百姓挤公交的辛苦。我觉得一个研究“三农”的经济学家，如果两三个月都不到农村、不和农民接触，就很可能跟不上形势。因此我总是想，尽可能地多到一线去。我想知道老百姓在怎么生活，在发生什么变化。这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我挂职的这个地方，周围全是老百姓，打交道的也是老百姓。别人说，挂职与经济学专业没有关系，我觉得并不是这样。我们工地上有老百姓、工程单位、设计单位、基层干部，地方政府等，这些事情足够我学习和了解的了。

　　记者：您最近有什么重要的调研成果？

　　蔡昉：我最近的调查研究与农民工有关。我认为农民工短缺不是周期性的，不是暂时的，而是人口变化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劳动力供给必然出现短缺现象。

　　记者：您认为专家学者如何才能成为一个高水平的智囊？

　　蔡昉：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研究。经济学家大多是入世而不是出世，但入世也要首先做好自己的研究。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希望听到的是专家的专业意见而不是社会活动家的意见。专家和学者应该发表专业的、中立的、没有部门偏向的研究意见，不能浮躁和急功近利，要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要舍得花时间去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真正有没有资格成为智囊，不是看有几个部门聘书，而是看你是不是做了足够的研究，研究是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