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研究国情的拼命三郎

　　研究国情20余年，编辑出版的《国情报告》专供省部级以上官员参阅

　　 本刊记者 于 青 发自东京

　　在东京工业大学，距离校门最远的是国际交流会馆，作为访问学者来日本的胡鞍钢，就住在104号房间。12月5日中午，听到门铃来开门的正是胡鞍钢，脚上穿的是日式拖鞋，

看上去已经“入乡随俗”了。

　　一见面，胡鞍钢就说,《环球人物》杂志的编辑、记者真执著，昨天在网上收到要求采访的邮件，让秘书以“身在国外，不便接受采访”为由回绝了，没想到今天上午就接到《环球人物》驻东京记者打来的电话。因为下午还要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所以事不宜迟，决定马上接受《环球人物》的采访。

　　胡鞍钢热情周到，给记者端上刚煮好的咖啡，全然没有架子，就像清华园里面对学生的老师，有问必答，侃侃而谈。

　　“中国学者应成为‘环球人物’”

　　今年53岁的胡鞍钢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1985年起，他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他领导的国情研究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编辑出版的《国情报告》专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

　　记者：您好像常来日本，这次来是做什么？

　　胡鞍钢：这次是应东京工业大学的邀请，做两个月的学术交流。我是常来日本，去年访问日本4次，今年3次。在日本，我与这里的专家学者交流也很频繁，昨天与前内阁经济大臣、庆应大学教授竹中平藏进行了交流，明天还要与前日本银行行长速水优见面。中国学者在国外受欢迎，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发展了，世界各国都关注。

　　记者：出国交流对中国国情研究有哪些作用？

　　胡鞍钢：有些研究成果就是出国交流取得的。例如2000年，我在庆应大学做访问学者两个月，就写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建议加快中国、日本、韩国和香港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引起了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关注。我们这代学者的一个特点是，在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环境里学习研究，容易与各国学者交流，汲取更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中国学者应成为“环球人物”。除了“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在国内，我几乎每周都与外国学者有交流。

　　记者：您最近提出“中国的许多知识，正在变为全球性知识”，此话怎讲？

　　胡鞍钢：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因为知识没有国界，不分民族。为了解决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充分动员全世界的智力资源，相互配合协调，逐步解决种种难题。关于中国的研究，现在我们国内面临巨大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学”的最大舞台不在中国。这表现在论文数量比较少，系统性不强，还没有形成多学科、年轻化的研究团队。例如早稻田大学，设有“中国学”专业；韩国的首尔大学也设有这个专业。“中国学”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加工、整理，上升到理论。

　　“一直思考探索国家发展问题”

　　胡鞍钢1953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6岁那年作为北京知青在北大荒一待就是7年，后又在地质勘探队工作，直到1978年靠上大学。这段社会底层的经历，磨炼了他的人生意志，也培养了他心忧天下的情怀。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为国家大政方针建言献策的？

　　胡鞍钢：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国情研究以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问题。1993年，我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完博士后研究以来，先后参与了国家“九五”、“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背景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

　　记者：您的见解和建议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被决策部门关注的？

　　胡鞍钢：举个例子，如对于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源于199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的一个建议。他建议我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搞清楚中国的地区差距到底有多大，应该如何解决等。我接受了这个国情研究课题并进行了深入研究。1994年2月，我撰写出《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的报告，提出“中央政府应把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放在优先位置”。1995年2月，我参加了国务院研究室主持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讨论编制“九五”计划的基本思路和改革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提出建议，应当像毛主席1956年《论十大关系》一样，研究新时期的若干重大关系，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等，就这些重大关系提出一系列重要原则，以便作为“九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同年9月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从“九五”期间开始，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并将其列为今后一项长期发展任务。这是中国地区发展战略开始从不平衡走向较为平衡的开始。

　　记者：您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的问题，比如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能否介绍一个例子？

　　胡鞍钢：有些政策辩论我是主动参与的，也有些政策辩论不是我主动参与的。例如关于“特区特不特”的争论。1994年3月，我呼吁对经济特区政策进行调整，以缩小地区差距。这一主张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学者的批评。这个争论是在中国发展急剧分化的背景下，关于发展政策取向的争论。199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上述争论画上了句号。该《建议》说明中谈及了特区政策问题，认为“在前一个时期，由于投资环境不够完善，为了吸引外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是必要的，国家对五个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基本政策不变，但对有些具体办法要有所调整和完善。”

　　“挑战会激发我的激情”

　　采访是在午饭时间进行的。胡鞍钢的夫人赵怡宁也是资深记者，她为我们买来日式盒饭，让我们边吃边谈。采访时，记者多次听到像电子表的响声从胡鞍钢身上发出。他的夫人说可能是自动注射器出现故障。胡鞍钢这才撩起衣服察看。早就听说胡鞍钢是“拼命三郎”，积劳成疾，平常“身怀针剂”注射治疗，终于眼见为实。

　　记者：近几年您有哪些研究成果和建议被国家决策部门关注？

　　胡鞍钢：2003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了“十一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委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承担了“新世纪国情特征”课题，作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的背景研究。2004年8月，我们就“新世纪国情特征”课题向国家发改委作了汇报，发改委领导同志专门对这个课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建议。之后我们对课题报告进行了大量修改和补充，出版了《国情与发展(1980—2003)》报告，对中国国情特征进行定量与动态分析，结果发现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五大资本不断加速积累，在过去5年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为评估“十五”时期发展成就，展望“十一五”时期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您为“十一五”规划提供了哪些建议？

　　胡鞍钢：2005年10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作为专家委员会的37名成员之一，我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2月期间，先后4次参加了规划草案的研讨。在研讨中我一再主张，要加强规划目标的定量化设计，以便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能够及时监测、中期评估和事后评价。我和其他专家委员会成员的许多建议，都反映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

　　记者：您认为专家学者怎样才能更多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言献策？

　　胡鞍钢：我认为选择研究题目很重要。要选择国家关注的重大课题，例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就业与发展的关系、公平与效益的关系、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等。我一直把国家面临的挑战当作自己面临的挑战。我喜欢面对挑战，因为挑战会激发我学习和创新的激情。目前中国不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决策机制方面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专家学者应珍惜目前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主动参与决策咨询，进行独立性、前瞻性的研究，以专业化的方式参与决策咨询过程，把知识贡献给国家和人民。我们国情研究的客户不是哪一位领导人，而是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