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为区域平衡添筹码

　　筹谋“欧亚大陆桥”、“中关村科技园”等区域规划，参与起草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本刊实习记者 王 倩 马春久

　　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每天都会发生知识创造财富的故事。这些故事印证了一位

区域经济专家的先见之明。他就是多年前筹谋“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区域经济专家杨开忠。

　　作为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杨开忠现在的工作非常忙碌。但是，他依然抽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关注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平衡。

　　始终立足公共利益

　　90年代末，受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委托，杨开忠主持研究中关村科技园发展战略研究，其成果为国务院后来做出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2004年，杨开忠又应邀成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小组成员。

　　对于这些，杨开忠认为“只是尽了一个专家的本份”。现在，杨开忠正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区域城镇化管理的系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重大咨询项目《环渤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承载力研究》，以及国家旅游局委托的《沿青藏线地区高原特色旅游发展规划》。这些都是涉及我国重大发展决策问题的课题。

　　随着利益多元化，不仅公共利益,而且个人利益、集团利益，都可能影响公共政策研究制定。谈到这个问题，杨开忠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论通过那种模式为决策部门出谋划策，都应该立足于公共利益，从公共利益出发，观察、分析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利益环境中，一个学者要十分注意立足公共利益，防止自觉不自觉地偏离公共立场，防止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

　　当记者问作为一个学者如何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服务时，杨开忠深有体会地说：“首先要善于与用户——政府沟通，准确地把握决策问题和需求。某些时候，决策者和专家可能观点并不一致，这个时候交流沟通就更加重要了。”

　　“其次，要明白决策的程序和规则是怎样的。”杨开忠随手画了一个长方形的样子，继续对记者说：“如果把整个决策结构比喻成一栋楼，那么每一次专家决策支持研究成果就是一块砖，要先搞清楚楼的结构，才能找准这块砖应该放在的位置。”

　　“最后，要深刻地把握客观经济规律。就我研究的区域经济而言，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把握某一经济体的一般性，注重揭示它的特殊性，要历史的、比较的、联系的观察分析这一经济体的运行，就要立足国情区情，又注意汲取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智慧。”杨开忠解释道：“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注意相互学习，适合的可以用之，不适合的可以弃之，避免走弯路。”

　　1998年至2000年，杨开忠参与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有关研究，这称得上他在区域经济研究生涯中的精彩一幕。当时，为了作好中关村科技园前期战略规划，杨开忠和很多专家学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集和整理了很多资料，并成功借鉴了美国硅谷的模式，把中关村定位为立足首都，面向全国的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提起这项工作，杨开忠笑容灿烂：“中关村是中国知识经济的龙头。那个时候我们的口号就是：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如今，杨开忠的办公室就位于中关村中心的方正大厦内。楼外每天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让杨开忠颇感欣慰。

　　贫困现实激发研究热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杨开忠把他的区域经济研究重点落在了西部。“中国经济突出表现在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比较来看，南北经济的差异更多的是一种量上的差异，而东西经济的差异则更多的是质上的差异，其中某些情况下相差的甚至是几个阶段。”

　　从90年代初起，杨开忠更为频繁地深入西部调查研究，这包括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西部发展战略研究、国家发改委组织的西南和华南部分地区区域规划、中组部组织的赴贵州国情考察团。走进西部深处，当地百姓贫困的状况让他震惊，“消息极度封闭，生活环境与世隔绝，物质极度匮乏，一条长裤几个人共用⋯⋯”这些情景令杨开忠至今难忘，也令他对于西部的研究更加充满热情。

　　一些学者把西部落后的原因都简单归结为“相对更加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水”，并由此得出结论：要向西部输入更多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但是杨开忠却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有效地解释问题。地区经济是复杂的，把握其基本的、主导的因素，需要循环反复的实地调查分析、提炼升华、解释验证，只有不断深入实际，踏踏实实地进行实地调研，才可能得到与众不同而又切合实际的结论。”

　　1996年，当杨开忠到西北一个干旱地区的贫困县进行实地考察，遇到过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农民不使用政府不远万里从黄河引来的水。深感困惑的杨开忠，与当地领导有了这样一段对话——“不是缺水吗，现在有了水，为什么老百姓不用水？”“因为他们嫌水太贵。”“是定价太高了吗？”“不是，水价已经低于成本价了”。这次考察使杨开忠开始抛弃了以往关于西部落后的传统解释。

　　以后几年通过不断的深入调查，杨开忠终于在1999年，提出了关于西部发展空间格局不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西部深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环大西洋和环太平洋这两个全球经济中心，对外交易成本太高；西部地广人稀，大多数城市和聚落间相距遥远、相互交易成本亦很高，而且，很多城市市区人口规模小、密度低，以青海格尔木为例，每平方公里只有十几个人，如此低的人口密度缺乏集聚经济，很难发展商业贸易⋯⋯规避和克服这种空间格局不经济是加快西部开发的关键。”

　　这一理论和政策主张发表后受到决策部门重视，并为国家西部大开发规划所采纳。

　　更喜欢与“人”有关的经济学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一批研究人员通过搜集资料和实地调研，他们开始构想和论证以陇海——兰新铁路为基础，构建东起连云港，西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亚欧大陆桥。

　　虽然当时的设想面临一些技术性困难和地理政治难题，但一路走来，欧亚大陆桥的可行性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无不激励这批专家不断撰写调查报告，发表研究成果。终于，他们超前的研究在90年代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并逐步确立为国家战略规划。

　　回想当年，杨开忠不禁微微一笑，“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涉及国家重大决策的研究，它激发了我对经济学的浓厚兴趣。”

　　1962年生于湖南常德的杨开忠，本科和研究生时期从事的都是地理的学习研究，参与新亚欧大陆桥的研究，使整天和“地”打交道的杨开忠，发现自己更喜欢与“人”有关的经济学研究。

　　杨开忠的“学科转行”始于1985年。当时，23岁的他即将读完北大自然地理专业研究生课程。有一天，他偶然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孙尚清教授招收2名博士研究生，于是动了报考的念头，一些同学听说他要考经济学博士都笑话他“神经病”，“以前从没学过经济学的人，凭什么去考经济学博士。”可杨开忠偏不信邪，他用有限的3个月时间准备考试，用最短的时间吸收更多的知识。

　　结果出来了，杨开忠考了第3名，却被破格录取。孙尚清教授认为，3个月时间能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示了杨开忠的潜力。

　　谈及恩师，杨开忠至今心怀感激：“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我，是他引导我成就了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是他让我懂得学问的精髓在于求实创新和做学问的方法。我今天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是与他的教导分不开的。”

　　谈起区域经济学，杨开忠向记者解释说：“这是一门将区域方面纳入经济决策的学问。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学在我国大有用武之地。”

　　作为一名经常为政府决策部门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杨开忠有着自己的立场：“身为学者和决策影响人，应该把自己置于公众立场上，公平而中立，否则不利于社会各个方面利益的协调发展。我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上。”

　　在学术界，杨开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持续关注区域经济的专家”。但他并不十分认同这个定义，因为他关注的是整个中国经济全局：“经济其实没有空间性，区域经济只是人为地将空间概念引伸到经济运行当中。虽然我会关注各个区域的差异，但我的研究是为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和国家决策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