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促成国家教育扶贫工程

　　倡导“教育公平”理念进入政府视野，参与调研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战略

　　 本刊记者 肖 莹 实习记者 钟 维

　　如果在网上搜索一下主题词“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力”，不难发现他近年来的言论与研究成果几乎都与“教育政策”相关，但是，他最初的专业却是“原子核物理”，这

不能不让许多同行感到意外。

　　张力为何离开所学专业而将“教育政策研究”作为终身职业？他又是如何为国家制订教育政策建言献策的？……带着一串问号，记者联系到刚从国外开会归来的张力。一听说是谈教育问题，他很爽快地告诉记者：“如果你方便，现在就可以到我办公室来。”

　　一有机会就宣传“教育公平”

　　12月6日下午，在国家教育部院内的一栋白楼内，记者见到了年过五旬、头发花白的张力。

　　坐在堆满书籍、文件的办公桌前，张力一开口便将话题引向了工作。他说，自己正在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战略的调研，并在“十五”期间主持了国家级科研课题“西部大开发中的区域教育战略选择与公共政策调整”。

　　接着，张力把话题引向自己的“历史”：“从事教育政策研究20多年来，我一直将关注重心放在教育资源分配机制上。”

　　1997年末，教育部领导来到张力所在的研究中心，询问各位专家当前最为关注的教育问题。轮到张力回答时，他说了四个字：“教育公平。”

　　研究中心的工作让张力有了许多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他慢慢了解到目前国外促进教育公平的渐进过程。第一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受尽可能多的教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这个状态；第二步是让所有人受基本教育，让更多人受更多教育，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到了这一阶段；第三步才是让所有人受尽可能多的教育，少数发达国家正在向这个阶段迈进。无疑，我国将较长期地处于第一个阶段，因此“公平”的重要性更加凸现。

　　在张力看来，当时国家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调节市场难以调节的部分，将更多精力放在促进公平上，“不过，这种公平是有条件的。政府的财政投入逐渐增多，但毕竟不能涵盖所有领域，政府既不能推卸法定责任，又要避免承诺没有足够能力保障的教育公平。所以我们要把义务教育公平作为优先保障的重点，要把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摆在更加显著的位置。”

　　张力开始关注身边一切和“教育公平”有关的讨论，并且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宣传“教育公平”的理念，2000年发表了《教育功能分化与政府责任定位》的论文，在2002年初教育部领导出席的一次专题座谈会上，他还做了题为《今后十年政府最主要的教育理想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发言。

　　就这样，在张力等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呼吁和建议下，“教育公平”的理念逐渐进入政府的视野，为高层决策所重视，与新世纪党和国家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方向完全一致。2006年，关于“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新的部署，明确列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之中。

　　“可不可以这样说——您首先关注到‘教育公平’问题，并被政府采纳？”对于记者的追问，张力断然否认：“我想我不会是首先关注这个观点的人。我只是对社会基层和决策高层两方面情况比较掌握，能够通过比较直接的渠道，与决策部门及时地联络沟通。另外一点，可能我们对时机把握得比较恰当。”

　　从原子核物理向教育“转型”

　　1982年，27岁的张力从北大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留校工作，一年后出任校团委副书记，工作由教学科研变成了行政、教学“双肩挑”。“教什么”，成为困扰张力的一个问题。继续自己的专业研究？那意味着自己得拿出大量时间做实验，这会和团委工作产生冲突；转做软科学研究？却又一时找不到方向。正在为难之时，床头一本管理学著作吸引了张力的眼光——“也许自己该尝试一下管理学的研究?”

　　当时，我国管理学研究刚刚起步，涌现出了一些本土化的管理理论，而张力从一开始就对此兴趣很大，并自学了不少著作。就这样，张力成了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第一位开设教育管理学课程的老师。

　　接下来的两年中，张力感觉到自己触碰到了“事业的天花板”——工作的重复性成分很多，而且团委干部都有重新定位的问题。左思右想，张力翻出自己发表的教育管理研究方面的文章，直接找到了教育部政策研究室的领导、后来创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郝克明主任，希望能投身到国家教育政策的研究中。

　　20多年后，张力提起当初的选择，神态依旧十分平静：“因为我从学校出来，初步熟悉教育的现状，又教过管理学课程，本身就具有一定优势。再加上当时老领导重视吸收有理工科背景、能做定量分析的研究人员，所以我的职业‘转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在张力进入教育部一年后，国务院直接下文，在原有的教育政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研究中心。打那开始，在老专家的传帮带下，张力和一批年轻同事们共同开辟出一片中国特色宏观教育研究的新天地，承接原国家教委和现在教育部所交办的调研任务，并通过调研拿出具体的参考方案；更多的时候，他们则抓住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热点信息进行分析，上报给决策部门。虽然每次报告印数很少，却很受领导重视，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经常阅示。

　　一份建议“推动”三期工程

　　1988年，张力和同事接到任务——对全国教育发展指标进行分析，为党中央、国务院起草《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做准备。这是他第一次参与国家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

　　在张力眼中，作为政府政策的研究部门，最大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地把相关意见和数据搜罗得全一点，然后进行梳理、归类和分析”。而在整个过程中，他和同事们随时都用一条原则提醒自己——一定要适当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张力解释说：“这有助于理性地判断一些事情的真相。可能我们的意见也会有倾向，但这种倾向是在把背景交代得足够清楚之后形成的。而且最终的决策还是要靠领导自己来做出。决策是什么结果，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把决策相关的情况交待清楚，就是我们的责任！”

　　带着这样一种信念，张力和同事们在差不多5年的时间内，跑了宁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许多贫困县。每到一处，调研小组就会找到当地政府机关询问相关数据，并组织工作人员发放调查问卷。有时候，也会随时向路人询问他们最期盼解决的教育问题⋯⋯随着调查一步步铺开和深入，张力感到曾经接触的一些抽象数据和概念变得鲜活起来——

　　一次调研中，张力走进一所破旧不堪的农村小学，校长一敲破犁铧片开始上课，学生涌进教室，为的是抢靠墙根，因为全教室内只有老师有一张课桌，所有同学站着上一节课，靠墙就比站在中间省些力气。当时正是初冬，天气寒冷，竟有1/3的学生穿着单薄衣裤。在山区，不少学生每天往返十多里路上学，上课又要站着或坐在地上，家长觉得念书条件太差，念了书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让孩子上学了。

　　看到这些情景，张力与同事们心情格外沉重。回到北京后，他们一起将调研结果进行细致梳理，归纳成专题报告，然后上交国家教委领导参考，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在1993年2月出台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且明确指出“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

　　张力和同事们都明白，这次出台的仅仅是一份国家级的纲要，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教育扶贫项目做依托，才能有效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但是，如何筹措这个项目所需资金，一度困扰着张力他们。

　　机会终究来了。1993年7月的一天，张力被国家教委一位领导叫到办公室，交办一项任务——世界银行首席教育学家毕和熙要来中国考察和商谈项目，研究中心必须在一周内提交一份报告，将未来一段时间中央政府为落实《纲要》所要做的大事明确列出来，并由张力向毕和熙介绍。

　　张力将此事告知同事，大家不约而同地叫道：“机会难得！”

　　经过一群人数天不分昼夜的奋战，一份《关于全国义务教育扶贫工程的初步设想和建议》内部征求意见稿出来了。张力他们不仅对我国贫困地区背景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还对工程的覆盖区域、实施内容、具体规划、投资预算、组织管理等问题做了全面描述。甚至考虑到具体落实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分别地设计了高、中、低三套解决方案。

　　正式会见那天，张力短短15分钟的陈述，引起毕和熙的浓厚兴趣，他当即表态：“通过国家力量启动一项战略工程很重要，世界银行可以考虑支持。”记者从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官方网页上了解到，在此后1994至2007年这13个财政年度中，世界银行先后提供8.5亿美元贷款，用于支持中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1994年，国家教委、

　　看着自己和同事们的建议为形成国家级大规模的教育扶贫行动发挥了一些作用，张力由衷地感到高兴。但面对记者，他保持着自己一贯的客观和谦虚：“并不是某一份文件催生了工程的落实。一直以来，有很多人、很多部门都在关注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和同事们所做的，只是适时地将它提了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