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挑战33家在华污染的跨国公司

　　马军：挑战33家在华污染的跨国公司

　　本报记者蒋昕捷

　　“如果把马军和姚明、章子怡的头像一道印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都不知道他是谁。”2006年5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中写道：“但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

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这类人的急切需求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

　　被称为“环保斗士”的马军今年在网上绘制了一幅“中国水污染地图”。这幅“地图”将环保、水利、海洋等部门的统计信息汇总成数据库，公众可以就此迅速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个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污染排放等情况。

　　比如在一幅地表水分布图上，北京居民会惊讶地看到，主要流经北京八大城区的北运河水系基本都是劣五类水质，连“做景观用水的资格都没有”。

　　此外，“地图”上还开列了2800多家污染企业的名单。10月，有媒体从中发现了“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长春百事可乐公司”等跨国企业，于是一篇《33家跨国公司在华污染调查》的报道让马军和他的“地图”备受关注。

　　马军本人更关注跨国公司的态度，他觉得上述名单在各地环保部门的公告上都有，被曝光的企业早已知晓，理应有所回应。让马军纳闷的是，除雀巢公司声明善后手段并发布后续检测报告外，其余跨国企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均使用了“疏忽”、“巧合”、“意外”等字眼。

　　后来，一些跨国企业找到马军交涉并告知：“相比之下，中国企业造成的污染要严重得多，先管好自己人吧。”

　　马军开始反思，为什么这些宣扬“花园式厂房，管理体系全球一致”的跨国企业敢于违反最基本的环保法规？他觉得除了执法不严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尚未在中国感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

　　有网友在看了媒体报道后评论说：“外地的企业污染环境，跟我有什么关系？东西能用就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述报道被国外媒体转载后，一些在华企业的母公司直接找马军了解情况。马军说，在国外，如果一家企业被公众认为不能承担社会责任的话，其销售业绩会明显受到影响。这迫使企业在年报中都要以大篇幅介绍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而在中国似乎还没见到跨国企业推出类似的“中文版”报告。

　　在一次次交锋中，马军越发觉得，水污染控制，首先要解决机制问题——要加强执法，突破利益关系就必须强调公众参与。

　　马军把制作“地图”当成一次尝试，他想知道针对水污染，公民能了解到什么程度？让马军感到欣慰的是，来自各地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在网站留言中讨论水污染问题。

　　上海某镇的一位居民在留言中写道：“镇上有一家外资控股的啤酒厂对本地水域排污严重，河水已成了酱汤色。镇水厂因为水质恶劣，已无法向本地居民供水。但该啤酒厂是本地创收大户，镇政府吃喝开销、旅游甚至丧葬都由该厂赞助。上面检查组一来就有人给厂里通消息，于是全厂职工休息，自然也不会排污……”

　　马军坦言，公开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垮企业，而是希望公众的压力能迫使企业承担起应尽的职责。

　　“依靠公众，改变目前自上而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代之以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应该是解决中国水危机的最终途径。”实际上，依靠公众参与的想法，马军早在1999年就写入了自己的《中国水危机》中。

　　2005年9月，“开发派”与“环保派”激辩怒江建坝一事，马军作为主要执笔人写了一封《民间呼吁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提出，大型项目的决策必须有适当程序，如果只允许一方主导决策，必然导致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并表示反对没有一个公示或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

　　不过，马军这个长期坚持的观点还是遭到了反对派的批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以笔名“水博”撰文，质疑马军的“水资源专家”身份，称其为“伪环保分子”、“制造反坝谣言的专家”。他质问马军：“中国大型工程哪个公示过？‘神六’上天了，有没有公示？怒江的环评报告700多页，就像一本厚书，怎么公示？”

　　马军坦言，后来的争论让他无力招架。“都是普通人，看到这样的文字心理上接受不了。”不过，他依旧坚持，在发展和环保之间，只有了解了真相的公众才能决定最终的平衡点。“与‘神六’上天不同，建坝更直接关乎人的利益。”马军说。

　　2006年12月9日，马军被7部门联合授予“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评委会的评价是：“他对中国水污染预见性的关注，为现实所验证；他对信息公开机制的创新，为公众参与环保创造了新的模式。”

　　而曾经与马军论战过的“水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撰文认为，“唯生态论”的马军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其效果不可能是保护生态环境，而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如能就此引起民众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的关注，未尝不是件好事。”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