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兵团援外的日子里：兵团医生救治七万人

倪焕新和他救助的人

倪焕新

倪焕新和他救助的人

　　文图：都市消费晨报北疆新闻记者 晏凤利 前锋 王建隆

　　资料图片由倪焕新提供

　　从1978年到1991年的13年里，在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先后有中国技术组水利、农业、农机技术人员等628人次参加该国费诺力稻谷农场援建。其中，兵团各单

位共派出598人次。

　　1982年，时任农八师下野地医院副院长的倪焕新，受命出任费诺力稻谷农场中国技术组的保健医生。在援索6年中，他因防治“登革热”病成绩突出，被当地人称为“神医”；他先后救治过州长、市长、总经理、工人、牧民、儿童等各类病人7万余人，并为当地数以百计的黑人妇女接过生。索马里费诺力灌区工程总经理哈桑·穆哈默德多次代表索方致函中国大使馆，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和致敬，并多次请求中国政府允许倪焕新长时间在当地工作，索方誉他为“真诚的朋友”。

　　而在同年，原石河子第四机床厂的来民权、梁帮栋、徐岳水三人，也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办的指派，以农机技术人员的身份参加了援索工作。

　　记者采访到了现已年逾古稀的倪焕新和来民权、梁帮栋等人，他们讲述了在索马里费诺力稻谷农场的难忘经历。

　　拿自己做实验 伏登革热救

　　今年70岁高龄的倪焕新，现住在乌鲁木齐市南湖小区。提起当年的援索经历，老人的思绪随着回忆飘到了20多年前。

　　1982年1月，中方费诺力稻谷农场技术人员到达农场。同年4月，时任农八师下野地人民医院副院长的倪焕新，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办的委派，以费诺力稻谷农场中国技术组保健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援索工作。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上，北临亚丁湾，东濒印度洋，南与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接壤，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年平均气温在30多摄氏度，有时最高温度达到50摄氏度。

　　倪焕新去时，正是一种叫“登革热”的病肆虐索马里的时候。这是一种病毒所致的急性传染病，主要传播途径是蚊子，一般发病时间在4月到8月，7月份是发病率最高的季节。患者的症状表现为高烧寒战、头痛剧烈及全身肌肉和骨头疼痛、出汗多等。

　　由于索马里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差，当“登革热”病袭来时，当地有不少患此病的人都死了。从1982年6月至1983年5月底，仅中国援助索马里的中国专家技术组中，就有50%的人员被感染上“登革热”。

　　倪焕新虽然搞医务工作多年，但在国内他从来没有见过“登革热”病。当他到索马里后，被分配在费诺力稻谷农场工程总部医务室任医生，看到他所在的那个地区有很多人患病后痛苦的样子，他心里十分着急。

　　“那真的像一场瘟疫。”倪焕新现在讲起那段经历还很难过：“我到费诺力稻谷农场不久，亲眼看到一位苏联人和一位意大利人因感染上‘登革热’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的样子。他们的死亡，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当时下决心一定要研究和攻克‘登革热’。”

　　为了接触更多的患者，倪焕新每天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到当地众多的患者当中，了解记录他们出现的各种症状。就在倪焕新了解“登革热”病因时，他自己开始发高烧，体温达到39.5℃。接下来的几天里，全身骨头开始疼痛，他预感到自己染上了“登革热”，而且情况很严重。为了掌握和研究登革热的治疗方法，他尝试着给自己治疗，并备了一个专门用于记录治疗情况的笔记本。

　　他每天试着服用一片阿斯匹林，肌肉注射土霉素、复方柴胡、青霉素等药剂。5天后，虽然头疼得到了减轻，但高烧仍在39℃，并且出现烦躁、出大汗症状。于是，他又采用了另外三组治疗方法：第一组5%葡萄糖盐水1000毫升加庆大霉素20万单位；第二组10%葡萄糖500毫升加地塞米松5毫克；第三组5%葡萄糖500毫升加维生素C2克，每日注射一次，连用三日。

　　治疗第4天后，倪焕新的体温下降到37.2℃。8日后，血压、脉搏恢复正常，且体温下降到36.5℃。于是他把自己的亲身体验重新做了整理，并开始给当地索马里患者治疗。在治疗好了几位索马里患者后，远在上百公里以外的一些“登革热”患者都成批成批地赶到费诺力稻谷农场，请倪焕新治病。

　　一时间，倪焕新成了当地索马里人心中的救星，人们不再害怕“登革热”，因为令索马里人感到恐慌、害怕的“登革热”被中国“神医”倪焕新降伏了。

　　跪在地上手术 感到索马里人

　　倪焕新降伏“登革热”病，为索马里人民和推进索马里医疗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倪焕新不仅救治了一批又一批的索马里“登革热”患者，而且还让中国援索马里工程技术人员得到了康复。重要的是，倪焕新在诊断研究登革热治疗方面，还写出了3000多字的《登革热的治疗与防治》的珍贵学术资料，并留在了索马里。

　　他高超精湛的医术，得到了索马里人民的肯定。距离费诺力稻谷农场200公里以外的基斯马尤市和布腊区市的索马里人，上至州长、市长，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时常前来找他诊治疑难病症。

　　为更好地为索马里人民行医治病，倪焕新不仅努力学习英语，还攻克了索马里语，能轻松自如地同索马里患者交谈。

　　在倪焕新救治病的众多病人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位叫阿里的索马里人。老人说：“当时，阿里被农场工地上吊装的混凝土块砸伤了左小腿，被送到医务室时，他的脚跟向前，脚趾向后，小腿仅剩三根筋和一点点皮和脚踝牵连在一起。

　　“阿里已出现创伤性休克，必须马上手术。断肢再植是一项复杂的手术，一般专科接肢医生在设备齐全的大医院才能手术，而我们医务室条件简陋不说，甚至连一张手术床都没有。但我看到病人痛苦的样子，还是决定试一试。”倪焕新说，当时阿里就躺在医务室的一条长椅上，他跪在地上接骨骼、缝接肌腱肌肉，到最后打上石膏，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手术结束，他双腿麻木，靠别人搀扶才站起来。

　　经过70天的诊治调理后，阿里的腿痊愈了。

　　像救治阿里这样，倪焕新当时救过很多当地的老百姓，他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多克多尔”(索语“神医”)。

　　救治七万余人 被誉为“多克多尔”

　　1986年4月，时任索马里伊斯兰教领袖的波克松在索马里做全国巡回讲演时，在回首都摩加迪沙途中突然病倒，并且消化道出血不止。为了及时救治波克松，当地官员紧急赶到80公里外的费诺力稻谷农场，求助倪焕新前去诊治。

　　倪焕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为赶时间，车开得很快，但当我赶到时，波克松因出血过多已经休克。当时，我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3个小时后，波克松终于苏醒过来，他躺在床上微笑着向我点点头。看到波克松脱离了危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倪焕新笑着说：“波克松原计划第二天要返回首都摩加迪沙，没想到他却在众多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农场。他说：一来向我表示感谢，二来要让我把他的病彻底治疗好。陪同波克松的一位官员告诉我，原来那一夜，波克松服用了我开的药后，感觉很好，他赞叹中国医生和中国药品有回天之力，因此决定先不回首都而改道来农场请我为他继续治疗。”

　　波克松在倪焕新的治疗下康复得很快。4天后，波克松领袖要回摩加迪沙了，临行前，他一再坚持向中国专家组赠送了4只大肥羊和一头壮牛，并写给中国专家组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激动地说：“中国医药灵，中国医生神”。

　　在援索的6年中，倪焕新先后救治过州长、市长、总经理、工人、牧民、儿童等各类病人7万余人，并为当地数以百计的黑人妇女接过生。索马里广播电台多次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索马里人都称赞倪焕新是“了不起的神医”。

　　索马里费诺力灌区工程总经理哈桑·穆哈默德也多次致函中国大使馆，他在函文中说:“倪大夫以高尚的同情心和人道精神，满腔热忱地对待索马里人民，他不论白天黑夜，不论是旱雨季，不论在他的诊所或到病人家中，由于他医疗经验丰富，工作十分勤恳，精通中国医术和西方医学，对所有求医的索马里患者，总是给予最好的治疗，最慈善的对待，我们的青年和老人，工人和官员，都非常喜爱倪大夫，感谢倪大夫，感谢中国政府派来如此出色的代表来帮助我们的民族。”

　　1984年，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为其立二等功。198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援索中国专家组的报告，给倪焕新晋升了一级工资，并通报表彰。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授予倪焕新“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倪焕新回国后，他先后收到了来自索马里费诺力灌区工程总经理哈桑·穆哈默德、巴西援索马里专家卡洛斯等人寄来的20余封感谢信。

　　来民权：我帮了索马里海军一个大忙

　　今年62岁的来民权，家住石河子市原笫四机床厂家属院。1982年，来民权、梁帮栋、徐岳水、赵志温等原石河子第四机床厂的7位农机技术人员，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事办的指派，赴索马里工作。

　　在他们到达索马里费诺力稻谷农场农机修理厂工作后，他们所面对的是一批由苏联人遗留下的农机设备，有汽车、拖拉机、装载机、铲车等。这些设备都很先进，他们除教当地人使用这些机械外，还负责维修、保养。

　　说起往事，来民权得意地说：“你可别小看了我们几个人，在索马里那几年，我们真是一个赛一个，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同时，只要当地人需要帮忙，我们从没有拒绝过。”

　　距离费诺力农场100多公里外的基斯马尤海港，有一个索马里海军的修理厂，这个修理厂主要负责海军部队船舰的维修。

　　来民权回忆说：“那是1986年夏天的一天，海军修理厂的几位军官来求助，说他们正在工作的一台大型机床上的一个零件坏了，一些急等维修的船舰只能等待。得知情况后，我带上工具就跟着他们去了。”

　　来民权说：“在去基斯马尤海港的途中我才知道，那台机床出了故障后，索马里海军修理厂已请过几个专家看过，但都摇头说没有办法维修，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来民权到达后发现这台机床是苏联生产的，损坏的零件是一个大小像杏子一样的小涡轮。这个小涡轮里面的螺绞几乎磨平，必须重做。因小涡轮的外部有一圈小齿，要重新做一个难度非常大。

　　“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将这个小涡轮带了回来。回到修理中心后，我花费了一天时间，一边逐磨一边绘图计算，最终将这个小涡轮的精密尺寸计算了出来，然后我上车床进行制作。小涡轮车好后，我亲手将它安装好。海军修理厂的技术人员将机床启动后运行完全正常。”来民权兴奋地说，“看到那台机床恢复了正常运转，海军修理厂的一位官员给了我一个热烈地拥抱，并称赞我们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手艺精堪。”

　　后来，为了感谢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援助，索马里海军修理厂给中国援索专家组写来了一封感谢信。后来，来民权还受到兵团领导的表扬。

　　梁帮栋：索方技工三考我，竖起了大拇指

　　梁帮栋今年70岁，1982年到费诺力农场后任农机中心的维修技师。

　　梁帮栋风趣地说:“当时苏联遗留在那里的机械设备很多，在农场开发施工当中，机械的维修是很重要的。我原在的石河子第四机床厂，在全疆机械维修行业中水平是最好的。来到费诺力农场后，这里的索马里工程技术人员起初对我们的技术水平持有怀疑态度，还曾三次考验过我呢！”

　　在梁帮栋到索马里的第十天，一位索马里的技工和一位开拖拉机的大胡子驾驶员，把索方技术人员刚修好一台拖拉机的点火时间调错，拖拉机发动后排气管直冒黑烟。这两个人问梁帮栋：“是不是这台机子的缸体有问题呀？你们能不能修呀？”

　　梁帮栋说：“我听后什么也没说，而是拿了一把起子把车熄火，然后拆下白金后一看时间不对。我用了不到半分钟时间调了过来，那位驾驶员一句话没说开车就走了。”

　　“第二次是索马里的一个维修技工在修理一辆大装载车时，用同样的手段又考验了我一次。他将装载车的离合器安装好后，调到了失压位置，造成驾驶员操作时挂不上挡，驾驶员没办法只好来找我。就在我趴在车上检查时，现场的几个索马里维修工围过来看热闹，但我很快调好离合器。当这辆装载车开出维修中心大门后，那几个索马里技工用伊斯兰特有的风俗向我行了礼。”梁帮栋说着笑了。

　　“在1983年3月的一天，我面对第三次考验时，还差一点被难住。那天下午，我正在中心修机器，一位技工来叫我。他说有个机子在施工中坏了，现在要急用，必须马上修好。我到现场一看愣住了，这个机子我在国内从未见过。它的外型像个氧气瓶，大概有一米五高，左右两边还有两个手柄，从施工现场看我推断它是个打夯机。”

　　“我让操作工协助我把机器打开，并轻轻用手转动机子。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发动机点火系统经过长时间的震动，错位并颠倒了。我马上将点火系统取下来做了调整。接着，操作工开始发动，看着打夯机奔奔跳跳的样子，三个索马里技工一下子竖起了大拇指说：‘非扬巴登’(索语很好、了不起的意思)。”梁帮栋爽朗地笑着说，从这以后，索马里技工再没有为难过中国专家。“而且无论在什么场所，只要他们见到我，都亲切地称我为老狼(老梁，发音不准)师傅。”

　　六百中国人耕耘13年，费诺力农场 米飘香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由中国续建原苏联援建的大型费诺力灌区工程的农场部分。中国外经部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由新疆承担援建费诺力灌区工程的农场部分的筹建事宜。自治区革委会在《关于援外任务的通知》中指定由自治区农垦局代表新疆执行这一筹建任务。

　　1978年，中国农垦部派出考察组到达费诺力灌区工程进行农场筹建考察，考察组8人，新疆农垦系统7人。1979年，外经部、农垦部会同水电部、粮食部、城建总局等单位听取和审议考察组的工作报告，同意考察组关于把1977年11月原苏联援建停建费诺力棉花油料农场改建为稻谷农场，并更名为“费诺力稻谷农场”等建议。

　　此后，费诺力稻谷农场中国技术组第一批人员22人在组长陈炳昕率领下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经济参赞处安排下，陈炳昕向索马里农业部解释了农场总体规划初步设计方案，中索两国代表在摩加迪沙签订了《关于建设费诺力稻谷农场的会议纪要》。

　　在中索两国代表在《关于建设费诺力稻谷农场的会议纪要》中约定，建场进度设计为两年准备，6年施工，1年收尾。1982年1月，中方费诺力稻谷农场技术人员到达，在中方工程机械大部分未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依靠农场原有的旧机械开始建设。1990年，因索马里内战严重威胁中国技术组人员的生命安全，生产活动无法进行。根据中国大使馆的通知，执行援建索马里费诺力稻谷农场的全组人员73人于1991年1月10日撤离索马里回国，援建工作中止。

　　在费诺力农场的建设中，先对前苏联援建的第一作业区继续进行施工，且在1987年10月建成移交。第二作业区于1989年10月建成，两区内开发耕地面积3695.3公顷，占全场计划耕地面积的49.3%。

　　在援建费诺力稻谷农场13年中，派往农场中国技术组水利、农业、农机技术人员等628人次，其中兵团各单位派出共598人次。经由农业部借调进入农场中国技术组工作广东珠江华侨农场园艺师袁声和由兵团选派的兵团农学院英语教师谢立群，先后于1985年2月和1989年11月不幸殉职在索马里的土地上。

　　为了保证中国援建农场取得更好的效益，1985年，中国政府无偿向索马里提供了价值132万元人民币的化肥及1107吨的除草剂，有利地支援了索马里的生产建设。这一援建过程在《新疆建设兵团外事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索马里由于气候较热，每年水稻可以种植两季，从1982年到1983年四季水稻种植面积一直保持100公顷左右，到1987年夏季，种植面积扩大到700多公顷。

　　从1982年到1987年，费诺力农场累计种植稻谷4975公顷，总产稻谷两万余吨。主要供应给索马里军队和政府机关。据倪焕新老人说，费诺力农场的稻谷那可真是香喷喷的，索马里人都认费诺力农场的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