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天使”的执著与困惑

　　新华网沈阳12月27日电（“新华视点”记者王炳坤、陈黎明）在102国道辽宁葫芦岛段，长期“活动”着一支民间救助队：三辆汽车、几副担架、数名队员，被年逾花甲的李树文老人带领着风里来雨里去，使许多在交通事故中不幸受伤的人及时得到了救助。

　　11月29日，被人们称作“救命天使”的李树文老人去世，他自费创办的救死扶伤联合会名存实亡。对于债台高筑的继承者们来说，如何将救死扶伤事业继续下去，成了一道难

解的题。

　　无私的救助

　　在挂满锦旗的李树文汽修厂仓库内，一个小黑板上记载着李树文的救助队在

　　8年前，靠着白手起家创下近200万元家业的李树文被诊断出肝硬化晚期和肺心病，时年58岁。躺在病床上的他，想到了平时在修理事故汽车时目睹的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伤员。

　　李树文的汽车修理厂建在葫芦岛市郊的102国道旁。102国道一度是关内进入东北最繁忙的公路线，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过往车辆有2万多台，交通事故发生率也较高。由于偏远路段救护车很难及时赶到或某些严重事故因没有目击者及时报警，伤员难以得到有效救助。曾经几次参与事故救助的李树文还碰到过这样的尴尬：他抱着血流不止的伤员要往医院送，可一连拦了十几辆车也没有人愿意停。

　　自觉来日无多的李树文下定决心，成立一支专门救助交通事故中受伤人员的救助队。病情稍有缓解，他便不顾医生劝阻回到修理厂，把自己的3辆汽车喷上“救死扶伤交通事故义务施救车”的大字，买来担架、氧气袋、止血带等急救物品，聘请了8名救护队员，并安装了专门的求助电话，开始在102国道葫芦岛段及一些周边干道来回巡检。1999年5月，李树文将救助队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立了国内首个“交通事故救死扶伤联合会”，并规定以汽修厂的利润作为开支来源。

　　随着越来越多的事故伤员在救助队的帮助下保住了生命，李树文决定将救助事业进一步做大。2005年3月，当他看到一位青年在湖南湘潭县遭遇

　　艰难的坚持

　　李树文的救助工作开展得并不轻松，曾经多次陷入困境。

　　救援队的车辆运行费、队员工资，加上经常为困难伤员垫付医药费、营养费等，每年开支巨大。由于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汽修厂利润，运转经费一直捉襟见肘。李树文便不断从银行取出自家存款补贴进去，如今上百万元积蓄已经花得一分不剩。

　　老人的二儿子李岩至今记得父亲动员他和大哥卖房子的情景。当时救援队的3辆车停了两辆，剩下的一辆连油钱也成了问题。李树文一咬牙，把老伴和两个儿子叫到身边，硬是要卖掉全家的3套房子。最后儿子儿媳们流着眼泪搬出了家门，至今仍住在汽修厂租来的平房内。

　　从2001年开始，李树文逐渐落到了举债救助的境地。2003年，债台高筑的李树文再无经费来源，救助队也濒于解散。好在他的义举感动了远在河北的一位好心人，2003年6月，已经64岁的李树文在这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带着妻儿外出承包起了一些小工程。挣来的钱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还债，一部分维持救助队运转。救助队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地走了下来。

　　在救助队工作了3年的杨志光感慨道，事故救助异常艰苦，寒冬腊月，露天奔忙的队员们衣服都结成了“冰疙瘩”；深夜巡检，大伙常常一个月都睡不了一个完整觉；过年过节车多人多，要加班加点巡检，在家过不上个团圆节。在救助队开了7年车的李停说，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常常是每次二十、三十地零散领到手里。但是，老会长卖房借债苦苦支撑救助事业的义举，使大伙再苦再累也坚持了下来。

　　尴尬的求助

　　从2000年起，李树文便四处奔波，向社会各界反映救助队面临的困境，寻求帮助。没有想到的是，到处遇到的都是“有心无力”的尴尬。

　　2000年11月，葫芦岛市以政府文件的方式，对救助队给予支持，指定李树文汽修厂为交警部门车辆定点维修厂，以确保救助队的基本开支。但这一文件由于后来与公安部出台的“不能指定专门修理单位”规定相冲突，交警部门难以落实。李树文后来又找过一些政府单位，但是由于扶持民间团体没有相关政策依据，人家也很为难。

　　葫芦岛市委副书记郑宏伟曾对记者表示，葫芦岛市对李树文的奉献精神充分肯定，从行动上也给予了一定扶持，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应该用行政手段继续支持这个典型，还值得研究和探讨。一些人也劝李树文：“办好事要量力而行，不要硬撑下去了，能办就办，不能办就别勉强。要求政府给优惠政策，别人会说政府是‘花钱买典型’。”

　　河北省黄骅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科科长赵凤翔遗憾地告诉记者，李树文的救助分站成立两个多月，就救助了近10起事故的15名伤员，在当地引起了不错的反响。可李树文一病倒，几名救援队员只得去打工谋生，几台施救车也停放在救助队租来的院内，落满了灰尘。

　　未解的难题

　　李树文为妻子李显云留下的临终嘱咐是：“救死扶伤是件好事，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究竟如何“坚持”，却成了一道难题。

　　在李树文曾打算设立救助分站的湖南省湘潭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贺庆德介绍了一个背景：湖南省交警部门去年“大接访”以来接待的案件举报中，约80％跟交通事故赔偿无法到位有关。而各地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救助伤员的工作中，也背上了沉重的资金负担。仅湘潭县交警大队近两年垫付、欠下的医药费就有20多万元，而邻近的湘乡市交警大队，这项亏空则高达60余万元。

　　贺庆德深有感触地说，交通事故救助确实不是某个人、某个公益组织所能够承担的事。

　　事实上，有着同样困惑的并非李树文一人。几年前，大连市民王勇联合十几个年轻人成立了“海上义务救助队”。可这支队伍至今还在受到经费短缺的困扰，救护设备简陋，人员不齐。辽宁抚顺义工杜连伟1992年成立“雷锋家园”，自掏腰包帮助困境中的家庭，却一度让他倾家荡产。辽宁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曾对全省社会公益救助组织进行过专题调查，发现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成员普遍工资较低或无工资，更谈不上

　　辽宁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郭东海认为，民间公益事业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更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健全公益组织自身的“造血”功能。比如与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和慈善家对接，让公益事业获得物质保障。而在对接过程中，政府应该对其进行指导并监督审核其财务制度和档案制度，以提高其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

　　而有人则提出另外的疑问：像在公路边特别是事故高发路段设立救助站这样的工作，难道不应该列入政府的职责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