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214版：褚时健走上祭坛的富庙穷方丈

走上祭坛的富庙穷方丈——褚时健

　　褚时健

　　1998年，褚时健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

　　这一年他70岁，已家破人亡，女儿自杀，夫人入狱，儿子远在异邦。

　　这一年，他一手打造的红塔集团利税200亿元人民币，几乎占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是全国第二大纳税大户。

　　一年后，他因贪污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财产20万元。

　　褚时健把自己称为“红塔山上的一棵小草”。他的律师称他为“非常能抓老鼠、偶尔偷吃鱼的好猫”，有的人则称他是“国企变革牺牲者”。

　　褚时健向预审人员说：“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走上祭坛的

　　富庙穷方丈

　　1998年，褚时健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先在昆明，后来到了南京。这一年他70岁，已家破人亡，女儿自杀，夫人入狱，儿子远在异邦。

　　这一年，红塔集团利税200亿元人民币，几乎占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是全国第二大纳税大户(第一为大庆石油管理局)。“红塔山”品牌价值经评估高达386亿元，是中国第一大品牌。有人说，如果这386亿元全换成百元大钞摞起来，高度等于九座珠穆朗玛峰！而其他品牌：玉溪、阿诗玛、红梅还没评估。还有人说，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的前身)是一个印钞厂，那金灿灿的烟丝就是一个个金锭。

　　褚时健正是这九座珠穆朗玛峰之父、“印钞厂”的缔造者，被称为“中国烟王”。在红塔集团的巅峰时期，他于1997年7月被拘留了，1998年9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他的案件进行公审，1999年1月9日，他因贪污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褚时健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他的律师马军称他为“非常能抓老鼠、偶尔偷吃鱼的好猫”，比“不抓老鼠也不吃鱼”和“不抓老鼠专吃鱼”的猫强太多了，媒体的报道中，有的称他是躺在“祭坛”上的“国企变革牺牲者”，很多人认为他的晚节不保是制度造成的悲剧，“激励和约束制度双重失效的结果”。

　　1998年，按官方的说法，是国企改革的攻坚年，后来盛行一时的MBO(管理层收购，国企卖给管理者个人)已经有了端倪。6年以后，“国有资产流失”讨论得风生水起的“郎咸平旋风”中，还有人再次提起他，说要避免悲剧重演，这是后话了。

　　缔造辉煌 “小草”做大红塔山

　　把红塔山叫做“山”其实有点勉强，它是一座相对高度不超过50米的“小土包”，可这其貌不扬的“小土包”却天下闻名。据说，一次地理测验中，一名中学生毫不犹豫地把红塔山与泰山、黄山等并列为中国的名山。而即便后来红塔集团过了巅峰时期，“当我在外面提起玉溪时，每个人的反应几乎只有两种，要么脱口而出‘红塔山’，要么说‘香烟’”，一位在外游学多年的玉溪学生说。

　　褚时健把自己称为“红塔山上的一棵小草”，正是这“一棵小草”的到来使得红塔山天下闻名。

　　褚时健1928年生于玉溪市华宁县，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获“摘帽”。干过糖厂、酒厂、农场、畜牧场、造纸厂，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那时，该厂还是个半机械化半小作坊式的普通卷烟厂，固定资产1065.65万元，生产设备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湮没在云南数千家小烟厂中，默默无闻，苦度生计。

　　上任伊始，褚时健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很快烟厂变了一个样儿。其后，他大笔借债，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据说烟厂的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

　　1986年，褚时健争取到了兼任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烟草专卖局局长的机会，在这之前，卷烟厂只是一个加工车间，收购烤烟和出售卷烟的权力都在烟草公司，定价权则在烟草专卖局。

　　这种“三合一”的体制使玉溪卷烟厂迅速腾飞，褚时健开展了他的“第一车间”工程，直接和烟农打交道，充分保证原料供给，并斥巨资大量储存烤烟，搞烟叶的“自然发酵醇化”，提高烟叶的质量。同时卷烟厂能够和市场紧密结合，并且有了定价权。

　　1988年时，国家放开名烟的零售价，红塔山脱颖而出，迅速占领市场，并在价格上和一些世界名烟分庭抗礼，玉溪卷烟厂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卷烟厂。

　　而这个时候，据后来著名的《现代化陷阱》描述，放眼全国国有企业，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亏损，三分之一暗亏。改革开放进行了十年，国企改革还处于摸索的阶段。

　　这一年，褚时健60岁，他提出了退休，上级部门挽留了他。据说，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视察玉溪卷烟厂之后大喜过望，对褚时健说：领导干部不能搞终身制，但是企业家不同。

　　这一次挽留使褚时健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却也从巅峰跌落。

　　(下转A特Ⅱ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