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222版：民族情绪激进与理性拉锯

A特222版：民族情绪激进与理性拉锯

　　民族情绪

　　激进与理性拉锯

　　1999年5月8日，北约战机投下5枚精确制导武器，袭击了中国驻南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夫妇在爆炸中遇难。三名记者的鲜血点燃了国人的怒火

。从首都开始，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北约暴行。新一轮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蔓延。

　　“反对霸权”、“打倒美帝”——1999年5月8日，这几个差不多消失了20多年的口号，重新翻飞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沈阳5座城市上空。跟着口号声此起彼伏的，还有学生们盛怒之下投出的砖头和石块。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北约战机投下5枚精确制导武器，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从使馆5楼钻进来的那一枚，穿透钢筋混凝土，一直打进地下室，爆炸后留下一个两米多深的弹坑。废墟中发现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以及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夫妇的3具遗体。如果不是潘占林大使提醒使馆人员上楼休息，这个数字将变成10或者20。

　　美国人关于“误炸”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事实上，中国老百姓也根本不打算接受他们的解释。从报纸上看到有关空袭细节的报道后，年纪稍长一些的中国人立即想起他们年轻时耳熟能详的一句警告：“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年轻人的怒火燃烧得更快，北大学生在“三角地”宣战般打出一条惹火的标语：“不考托(托福)，不考寄(GRE)，一心一意打美帝。”

　　袭击发生的时候，中美之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刚好进入最后关头。国内有人指责美国人得寸进尺，有人批评中方代表过于软弱，甚至有人怀疑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加入WTO。“科索沃事件”使中国人失去了对于克林顿所剩无几的好感和信任，新一轮民族主义情绪迅速提升。

　　今天，民族主义在青年人中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情绪的矛头越来越频繁地指向美国在亚洲的坚定朋友——日本。

　　与此同时，反思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批评说：民族主义在中国今天日渐活跃、发达，未必是一件值得国人庆贺的事情。它恰恰证明了部分国民还处在一种相对落后的、甚至是半封闭的悲情意识极强的状态。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则提醒说：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都很容易走向极端，只有把争取国家独立同自由、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结合起来，才会有真正健康的民族主义。

　　“中国可以说不”

　　相当一部分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曾经在3年之前读过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事实上，即使没有读过，他们也一定在自己忙着准备高考或者刚刚步入大学的时候，听说过这部书的名字。

　　作者在书中发誓“绝不搭乘波音777”，呼吁年轻人焚烧好莱坞电影，鼓吹中国不要美国人的最惠国待遇，而且“将来也不给他们”。“说不”甚至大胆预言美国将在2010年面临经济、社会的崩溃，而中国将取而代之成为全世界的希望。

　　这本书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消息说，它的首版发行量就达到了5万册，并最终创下卖出80万册的纪录。一名读者今天的回忆，可以视作《中国可以说不》当年畅销的原因：“我想它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1993年，当这批读者刚刚步入青春期并且开始焕发政治热情的时候，“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奥失败这两件大事，给他们的民族自豪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当年6月，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决议案，反对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举办2000年奥运会。8月，美国政府怀疑中国货船“银河”号向伊朗——美国人心目中的“流氓国家”——运送化学武器，然而除了建筑材料和固体燃料外，美国人没有在船上发现任何用来制造杀人工具的原料。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后来评论民族主义时说道，民族主义历来是和民族悲情意识结合在一起的。高唱民族主义的国家，或者是因为落后封闭受欺凌而倍觉痛苦，或者是因为战败和达不到期望的国际地位而倍感压抑。而在外国人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因为中国人在东西方的对抗中受到了伤害，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处位置的看法。

　　抗议北约游行

　　《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抒发了中国人积压在内心多年的愤怒。1999年5月8日，他们不过是把这种愤怒变成了现实世界的行动。从首都开始，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走上街头。从燕园发出的班车，塞满了统一穿着“北京大学”T恤衫的年轻人。对于那些动作迟缓以至于只能改乘公交的学生来说，这四个字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沿途免票的优待。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广州。两位老师闻知抗议北约游行后，从家里打的直奔沙面的美国领事馆。出租车司机分文不取，只要求乘客们“帮忙喊一嗓子——打倒美国！”

　　一个北京的大学女生满地找石头，“你力气不够让我来！”她旁边的摄影记者立刻接过砖头。欧美记者个个噤若寒蝉，他们脖子上挂着汉字书写的牌子——“我是俄罗斯人”。

　　那几天，大城市里的“麦当劳”、“肯德鸡”门可罗雀。经营同类商品的中国企业倒是跃跃欲试。武汉一家可乐公司免费向游行队伍发放饮料，它的员工打出标语说：“喝中国可乐，不喝美国可乐。”可惜很多年以后，“中国可乐”仍然没能跻身被“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占领的一线城市。

　　1999年的晚些时候，中国人再次听到“说不”的声音，这次是在电影院里面。在国庆献礼影片《横空出世》当中，李雪健扮演的高级军官，正对镜头诉说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受到美军凝固汽油弹轰炸的惨状。他冲着自己在影片中的好友、由李幼斌扮演的海归博士陆光达吼道：“No，去你妈的美国！”

　　演员李幼斌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火。更多的观众直到6年后电视连续剧《亮剑》开播的时候才熟悉这个人。他扮演的八路军军官李云龙提出了“亮剑精神”：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倒在对手剑下，那叫虽败犹荣。这回，刀锋指向日本人。影评家感叹说，1999年以后，民族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社会文化心理共享的一面旗帜。

　　两个著名愤青

　　伴随着民族主义的迅速崛起，“愤青”这个词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一般来说，当它被使用的时候，说自己是一种标榜，说别人则意味着指责。

　　有人考证说，“愤青”最早来源于德语，本意是无知冲动的青年。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媒体用“愤青”这个词来称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而汉语中的“愤青”已经成为一个异化的概念，并且渐渐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代名词。“愤青”们则以“真正的爱国者”自居，认为“愤青”恰到好处地体现了青年人奋发上进和不向社会落后风俗妥协的精神风貌。实际上，“愤青”的内涵和外延，既清晰又模糊，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身也有重叠的地方。但是确实没有别的词能够指代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的群体。

　　2001年最著名的“愤青”，是一个叫做冯锦华的山西人。这一年的8月14日，在日本工作的冯锦华从网上看到了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当天晚上10点10分，义愤填膺的冯锦华从住处赶到靖国神社，用油漆将“该死”两个字喷涂在神社门前石犬的底座上。

　　被日本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的冯锦华，获得了无数中国“愤青”的拥戴。他现在的身份是“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员”，兼任一家著名爱国网站的总编和超级版主。而那位因为长发飘飘、风度翩翩而备受女选民青睐的小泉纯一郎，则在今年早些时候黯然离开了首相的宝座。批评小泉的人说他不善于处理和东亚邻国的关系，最终将日本带入了受到亚洲各国孤立的境地。他的继任者安倍晋三，几乎是在就任伊始，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曾经力主参拜的新首相，决定暂且慎言靖国神社。

　　另一名“愤青”郭泉在2005年的出场同样和日本有关。2005年1月30日晚上，这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自备破坏工具前往安徽歙县，目标是日本人在一个星期之前修建的王直墓。有史书指控这个生前勾结倭寇的明朝人，里通外国、联手走私，顺带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

　　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郭泉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是原本意义上的愤青，真正意义上的愤青。”他在自己的网络签名上使用了一个非常决绝的表述：“自己不抗日，又对别人抗日说三道四的人，即为汉奸。”

　　“对日新思维”

　　一个是工作在西方世界的科技人才，一个是在中国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教师，冯锦华和郭泉一夜之间以“愤青”的面目登场，证明中国“愤青”绝非一群无知懵懂的鲁莽少年。有人分析说，现在的“愤青”以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居多，这批人生长在中国国力日渐增强的年代，并对中国曾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印象深刻，历史屈辱感和现实成就感交织在一起，由此培养出一种民族自豪情绪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

　　当“愤青”们一夜之间被奉为民族英雄的时候，另外一些中国人开始反思“爱国主义旗帜下的暴行”。评论员马立诚在那篇著名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反问说：“什么时候国人才能摆脱这种非理性的冲动？”这篇2002年末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应该显示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于日本想要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诉求不必大惊小怪。另外，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应该用“新思维”去理解和交好日本。

　　数千家中国网站就“新思维”进行了讨论，但相当多的人不赞成马的观点。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有人也将马文的支持者拉进了“愤青”的队伍，并因此将“愤青”划分为“民族愤青”和“民主愤青”。后者被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社会阅历较丰，希望引进国外先进体制改造中国。隐隐约约的意思是：“民主愤青”比狭隘的“民族愤青”更加理性，他们的建议也更利于富国强兵。

　　网上签名

　　有关“新思维”的争论仍在持续，1999年5月那样的“街头政治”却突然回到现实世界中。与1999年那场示威不同的是，学生们这次绝非仓促应战。游行组织者事先通过社区论坛和QQ聊天群进行了大量宣传，他们甚至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标语和横幅。有人分析说，借助于互联网在舆论动员方面的强大力量，游行示威集结之快、人数之众、主题之明确、组织之隐秘的特点，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

　　2005年4月10日在广州，上万名学生包围了花园酒店。人群对前来接受抗议书的日本领事高呼“道歉！下跪”！两个小时后，意犹未尽的学生们又聚集到繁华的天河城门口。高楼顶端的日本商品广告——从吉之岛，到夏普，再到立邦漆——激怒了他们。一根根竹竿刺破巨大的索尼广告，一个勇敢的男生爬上去，用小刀将这面已经千疮百孔的广告一点点割掉。“抵制日货！”他的同学在下面为他欢呼。

　　警车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很多警察在车门拉开的时候还在整理自己的制服。他们是在家里接到命令之后才赶来的，看样子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记者们也兴奋起来，他们在出租车上完成了唯一的准备——用胶布遮住相机的商标。无论是“佳能”还是“尼康”，这些机器无一例外都是日本货。

　　类似的事情，一个星期之后又发生在上海。2005年4月的前3个周末，中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反 日 游 行示威活动。至于为什么日本会成为此番中国民族主义炮轰的目标，“愤青”们认为“这个问题去问日本比问中国更为恰当”。那年早些时候，日本政府审批通过了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而这样一个“拒绝反思历史问题”的国家还提出了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此次活动的策源地，民族主义于互联网上筹备的“根据地”，在2005年之前就已经存在。2003年，“爱国者同盟网”首先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网上签名活动。一个网名叫做“湖南排长”的参与者认为：接受日本的技术，只会加强日本对华畸形的优越感，而中国也没有必要给日本不景气的经济注入活力。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次活动对高层决策产生了影响，但是日本的竞争对手、另外一个被认为对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彻底反思的国家——德国——在高铁方案中的公众印象排名迅速跃升到了首位。

　　“理智表达”

　　北京的媒体把2003年称为“网络民族主义”发轫之年。2005年，“网络民族主义”的阵地再次巩固。众多游行结束之后回到家里的年轻人没有偃旗息鼓，他们打开电脑再次参与了反对日本“入常”的签名活动。中国政府显然注意到了民族主义的新的动向。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中性地表达说：“我不认为网民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一种反日情绪，而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民众的呼声，需要一定的渠道加以表达和传递”。

　　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这时站出来对“网络民族主义”和“对日新思维”各打五十大板。他说中国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催生了对日言论的“自由化”，可是由于中国人对日本了解仍有限，有关言论的自由发表有可能违背我们的国家利益。

　　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说，今天相当一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出现，说明学校教育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应当避免将爱国问题简单化、概念化，还应当重视对学生世界眼光、民主思想及其人道主义精神的培养与熏陶。过去中国社会过分强调了“斗争哲学”的威力，以至于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年轻网民依旧津津乐道于用暴力，甚至是用战争来解决内外部冲突和国与国的纠纷，并以此来作为评价当今政府处理对外事务能力的一种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国民心态的扭曲。

　　他呼吁说，应当让更多人了解，一个过分自我中心，一味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不惜动辄扬言诉诸武力，不关心他人死活，甚至不在乎自己同胞感受的人，注定了只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会对社会、对人类，有任何建设性的贡献。包括对他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这种态度，也注定了只能是好心帮倒忙，很难真正起到有益的作用。

　　这一次冷眼旁观的美国人倒显得从容镇定。克罗拉多大学的彼得·海斯·格里斯告诉人们不必担心，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不过是选择民族主义这一具有狂欢性质却又能得到政府允许的形式来突出自己的声音。他解释说，就像1999年一些中国人试图把美国驻华大使馆作为报复对象一样，中国的抗议者们是在寻求因果报应，并以此重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合理地位。

　　这个美国人也许说对了。自从2001年年末成功加入WTO之后，中国加快了回到世界文明中心的脚步，也学会了在国际惯例的框架内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摩擦。现在中国政府秉持的观点，正如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所言：一个睿智和真正强大的民族，不应该用激烈的行为处理两国关系，“正义在手却要兵戎相见，这不能看做是一种成功”。

　　□本报记者　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