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306-307版：他死后有些改变有些还很远

A特306版：孙志刚的弟弟孙志国在厨房里。他们家在湖北黄冈市开了家餐馆，叫“孙氏酒家”。

A特308版：孙志刚案件审判时，其父拱手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致谢。

　　孙志刚

　　1976年生于湖北黄冈的孙志刚，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染美本科专业。2003年2月就职于广州某公司任美术平面设计师，3月17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3月20日死亡，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同年4-6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8月1日，1982年颁布实

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他死后

　　有些改变了，有些仍 很远

　　1976.7.29-2003.3.20

　　每个去幸福村的人都会先看见孙志刚巨大的墓园，然后才能看到幸福村。

　　3年来，很多东西变了，有些却一直没变，或许，永远都不会变。孙志刚一家人的气色显然好多了。父亲孙禄松穿着一件崭新的黑夹克，刚从朋友家的宴会上赶回来，尽管时光在他身上又夺走了3年岁月，但他并不比获知儿子被夺走的那段时间看上去更苍老。

　　母亲3年前一语不发，现在至少她能挤出一个微笑，虽然一转身，她又走出去忙活手头的家务去了。

　　弟弟孙志国还是沉默而寡言，他愣了一下，然后大声向我打着招呼，让我坐到里间，还叫人倒了一杯热茶。几天里，只有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听见他笑了一次。

　　现在，他们一家在湖北黄冈市中心地带买了一栋四层楼房，开了家餐馆，就叫“孙氏酒家”，还出租了几个房间，每月有一笔固定的房租收入。

　　在那以前，他们世代住在黄冈20多公里外的农村，三间红砖瓦房还是上世纪80年代盖的，“从那以后，志刚读大学，家里一直没存下钱。”

　　2003年春节，孙志刚回家过年，在父母卧室的门口写下一副对联：“山山水水形影随，风风雨雨朝相伴”，横批是“幸福前程”。带着这个梦想，这个农家子弟几天后出门到广东打工，临走前，他搂着爸爸，说：“一切都会好起来。”

　　3年后，这副对联褪了色，惨淡的红底黑字仍然贴在裸露的红砖墙上。在奔往“幸福前程”的路上，孙志刚不幸倒下去了。

　　但追求幸福生活的诉求永远不会改变。

　　学者王怡把2003年定义为“公民权利年”：“2003年可称为一个开始发轫的‘公民权利年’，这样一个公民权利行动看似低调，但最终将比任何其他方式更有可能通向一个众所期望的结果。”

　　3年后，有些改变了，有些仍很遥远。

　　一

　　1976年，孙志刚出生在湖北黄冈幸福村。

　　他的绘画天赋第一次展现出来是在初一。他模仿乡村画师，画了一幅《福寿图》，在角落里歪歪扭扭地记下：“壬申年志刚学画”。

　　此后他完全自学，老师就是一本绘画教材。

　　高二分班，他却不想读美术班了，因为绘画的材料费总是一笔额外的开支，他找到老师，要求退班，老师没有同意，于是在高三毕业那年，他成了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一名新生。

　　为了庆祝幸福村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学生，孙禄松摆了9桌酒席宴请乡邻，甚至村支书都去捧场，酒足饭饱后还放了两场电影。

　　但大学的路很难走。开学要交5000元学费，亲戚吃酒席送的4000元礼金不够，孙禄松又借了2000元。以后每次开学，孙家就向信用社贷款，开始只有3万多，因为还不上，利息越来越多，最后欠了5万元。

　　为了让他有钱上大学，弟弟孙志国初二放弃了读书，到武汉学厨师，开始每月有50元工资，后来有150元工资时，他给家里寄50元或100元，那时，孙志刚还在上高中。

　　即使出生在贫困家庭，孙志刚总是积极乐观。在照片里，他不是微笑就是昂首挺胸，大学毕业后他对辛劳半生却欠了5万元债务的父亲说，他可以工作挣钱了，生活很快就会好起来，他要给父亲买小车，给全家盖新房。

　　在他的遗照、遗像里，只有一幅自画像的色彩是阴郁的，黑白画像贴在深青色的画板上。他长发蓬乱，神情肃穆，仿佛一个殉难者。

　　他喜好争执，对不清楚的问题总要争论到无话可说。他还在大学期间留起了长发和髭须，“有才华，有些偏激，有些固执。”他的弟弟和同学们这样描述他。

　　毫无疑问，大学毕业后，他最迫切的是挣钱。他在武汉没有逗留，直奔广东，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但毕业两年后，孙志刚还是两手空空，他甚至没有交过女朋友。孙禄松说，儿子其实有心仪的女孩，但因为家贫，不能给对方什么承诺。

　　2003年3月14日，孙志刚在广州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等一发工资就给家里寄钱。

　　3天后，他在广州黄村街被收容，当晚因“身体不适”从收容遣送站转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护站，遭受毒打后于3月20日上午死亡。

　　二

　　同一天，2003年3月20日，许志永在北京过30岁生日。

　　一个月后，他看到孙志刚事件新闻，联合好友俞江、滕彪以公民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法律审查的建议书”，要求废除收容，并建立违宪审查渠道。三博士上书引发对孙志刚案更深层讨论。

　　许志永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高考时，许志永以河南省民权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大学法律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最后一年，许志永也去了广州，在《南方周末》做了一个多月的见习记者。

　　“记者与律师是我的两个梦想。”他说，“他们是推动中国进步的两大动力。”为此，他辞掉公务员工作，报考了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许志永在1997年就遇见了孙志刚那样的悲剧。

　　那一年的11月，许志永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来访接待窗口前，看到了成群结队的上访者。就是在那里，他知道了中国有种“收容遣送”制度。2000年夏季的一天，他在那眼看着一个山东菏泽来的妇女因极度焦虑和悲伤发疯了。

　　“她向同样是来上访的一个人要水喝，那人不给，她就开始向结伴而来的另一个妇女抱怨没人理她们，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哭着要回家。然后哭闹着推打接待室里卖纪念品的桌子。她又跑到大门口嚷着要进台里，说要找一位著名的主持人为自己申冤，与门卫扭打在一起。很快，一辆警车开过来把她带走了。”

　　“那个在眼前渐渐精神崩溃的妇女长久震撼着我的心灵。”

　　一个默默无闻小人物的悲剧，只是许志永认识社会的开始。6年后，当他再次看到孙志刚惨死的新闻，不再沉默。

　　6年里，他奔跑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北向南，由西到东。在2001年3月，他跟随上访农民梁桂林到辽宁省铁岭市龙山乡地运所村，了解那里的征地纠纷。两天后，正准备给农民们讲法律，却被带到派出所拘禁了6个小时，之后梁桂林被判处劳教一年。“每当想起他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能做的太少了。”

　　2002年8月，他和同事考察了湖北、河南、安徽等地的一些地方。在湖北一个村庄，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艾滋病人；在安徽砀山县，他们碰到了7名因为税费过重而上访的农民，因为组织上访而被关进看守所。

　　2002年9月，他加盟《中国改革》杂志农村版，设立了星期天接待上访制度。有一段时间上访者很多，以至于派出所专门派来了一辆警车停在楼下。

　　年底，一个记者给许志永发了一篇报道，黑龙江双鸭山市的马继云为了让警察赔他的四轮车，打了13年官司，在最近一次上访中，被法院的两名警察按倒在地，然后塞进警车后备厢内，直接送到看守所关押，双鸭山市有关方面对记者的答复是，马继云“多年缠诉”并“截领导的车”，为此对她“收容教育3个月”。

　　后来，许志永配发了《以个人的牺牲换来法治的进步》的评论：“正是马继云这样普通而又执著的人靠自己的牺牲在推动整个社会法治的进步……靠她一个人来奔走呼号最终将在客观事实上填补法律的一处空白，这种社会责任对于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她付出的牺牲实在是太惨重了！我们有理由向她表示敬意！”

　　2003年，就在许志永越来越关注收容遣送制度，并准备亲身体验收容的时候，孙志刚案经媒体报道引发众怒。与孙志刚相比，马继云还算幸运，因为她虽然耗费了13年光阴，而孙志刚却付出了27岁的生命。

　　三

　　如果没有法学专家的提议，我们想不到孙志刚的死与“违宪”的关系。在孙志刚之前，那一个个无名小人物受到的伤害，如此容易被淡忘。

　　收容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可以轻而易举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尽管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好听的名字：“救济、教育、安置”乞丐流浪人员，“但事实上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歧视和制裁”。

　　许志永和俞江、滕彪以及其他法学家看到，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如此容易受到侵害，他们于是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违宪审查。

　　在学者王怡看来，“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正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领域。

　　但这一切毕竟刚刚开始，对孙禄松和幸福村的人来说，“公民权利”还是一个陌生拗口的词。孙禄松纪念儿子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修一个大墓地，有人指责，墓园修得太大太奢侈了。孙禄松说，志刚的死非比寻常，“他与别人一样吗？他对中国进步做了多大贡献？”

　　墓园用水泥墙围起来，前面有一条人工开挖一米多宽的水渠，渠上有桥，过桥后有4根光秃秃的水泥柱，那是未完工的亭子。左边一棵松柏，右边是孙志刚最喜欢的桂花树，黑色的大理石台座上刻着墓志铭，最后是一座两米多高的墓碑，不用说，这也是黑色大理石的材料。

　　墓园显得有些荒败，杂草一尺多高，墓碑四周的塑料花经过风吹雨打几乎全部褪色，即使墓志铭上的文字也湮没在尘灰里，看不清楚。

　　孙禄松的计划中，那座小小的桥应该叫“救助桥”，那4根水泥柱还没完工的亭子应该叫“改制亭”，但“修了半年多还没修好，就停下了。”于是，整个墓园只有“改制亭”还烂着尾。

　　整个墓园花费12万元，墓碑材料大理石就花掉了5万多元。孙禄松还想盖一座纪念馆，修一座雕像，还要请人写一本传记。

　　“有些想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有人跟我说，志刚的墓园应该修大些，我就加了一大片；有人说志刚是学艺术的，应该给他立一座像，我觉得很好，就想再立一座雕塑；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了志刚几件遗物，我就觉得还不如我们自己盖一个纪念馆。”

　　孙禄松的努力对幸福村的村民来说，有些不可理喻。他们模糊地知道“公民权利”，但不知道那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对幸福村的一个阿婆来说，孙志刚推动的只有孙家的暴富：“他们家的那么多钱都是政府给的。”

　　四

　　在幸福村荒凉的草坡上，孙志刚的墓园确实很突兀。至少，幸福村的人看到的改变是有限的。

　　2004年年底，孙禄松花了32万元在黄冈市中心地带买下了现在住的小楼，“一来怕钱花掉，二来有个养老的保障。”孙禄松已经57岁了，老伴常年生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寄以厚望的大儿子殁了，他必须为自己和小儿子考虑。

　　志国辞去了武汉的工作，回家开了一个小小的酒家。现在，一家三口从农村的瓦房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从种地打工的穷人变成了有房产和生意的有产者，孙禄松也开始有了新朋友。他说，酒家生意全靠回头客的朋友照顾。

　　现在孙家靠政府的赔偿过上了“新”生活，但那阴郁的悲伤和3年前的一样，甚至丝毫没有消减。孙禄松推开孙志刚住过的小屋门，拉开残破的衣柜，掏出一个破烂的书包，抽出两个像框。“这是志刚的遗像，一直不敢拿到新家，怕他妈看见，又要疯了。”

　　到了晚上，孙禄松也呜呜地哭起来：“宁愿去要饭，只要刚儿不死……”他不敢回家哭，怕妻子看见他的伤悲。

　　幸福村的人看见孙家从农村搬进了城市，但没看见自己生活有多少变化。即使是孙志刚的叔叔孙海松，也一直抱怨生活的艰难。

　　他似乎有诉不完的苦。2003年孙志刚在广州遇难时，他正在湖南娄底一家钢铁厂做木匠活，直到去年才领到1000多元工资；两年前，在烟台一家宾馆做

　　在孙家的身边还有那么多伤心人。

　　距幸福村5公里的路口镇上，夏志高的侄儿媳妇今年5月在武汉一家

　　当家属想起来还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医院里，院方却告诉他们，孩子早就死了。39天后，家属终于见到孩子尸体，但他们不能肯定这个“孩子”是否就是他们的孩子，因为尸体被层层包裹着，最终，他们都没看上一眼孩子究竟长得什么样。

　　夏志高听说邻近就有一个很有能耐的人，他找到孙禄松的时候，还青肿着脸，孙禄松也无能为力，他说，应该找找证据。

　　在孙禄松家，有一摞申诉材料。每年都有人从全国各地跑到幸福村去寻找公正，但每次孙禄松都让他们失望而归。“只能告诉他们，要把证据收集够。然后找报社，电视台。”而这，正是他在广州学会的经验。

　　五

　　孙志刚案的半年多后，我去湖南衡阳县采访农民自发成立农会。这里是中国腹地的一个普通内陆小山村，到最近的都市——衡阳市还要坐两个多小时车。

　　临走前给几名农会发起人拍照，一个老人听说要拍照，进屋脱下脏衣服，换了件新白汗衫，汗衫前面印着孙志刚的画像。

　　我问他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说“孙志刚嘛，就是在你们广州被打死的大学生。他废除了收容。”老人60多岁了，是农会的“智囊”之一。

　　当地的农民为了抵制乱收费，每次赶集时租大喇叭架在汽车上，宣读中央和湖南省的农业政策，有时还帮受到“委屈”的农民讨公道。采访的几天，一个农民背着一个鼓囊囊的编织袋跟着我，我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打开掏出来：刑法、民法、宪法、经济法，中央、湖南省的农业收费标准等摊开摆在地上，有五六十本。

　　他们都是普通农民，很多人连小学还没毕业，却捧着一本本法律书研究。他们遭受很多不公正对待，但他们相信自己的问题也能解决。“你看，孙志刚不是把收容都废了嘛。”老人说。那一刻，我深受感动。

　　后来，报道没有作，他们和我还通过几次电话，他们的农会根本成立不了，生活也愈发窘迫。有一次，他们中的一家人因为交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拿我的名片找学校交涉，竟然免掉了那个孩子一学期的费用，特地打电话感谢我。这让我羞愧万分。

　　3年里，我们一直关注着2003年出现的那些让我们欢欣激动的力量。我们看到

　　2003年，我们也看到无数的网络签名活动；看到民间频频向全国人大等机构提交的质疑收容遣送、劳动教养、乙肝歧视、城市房屋拆迁、计算机软件保护等法律合宪性的违宪审查建议书和公开信。

　　2003年，我们看到知名学者、作家逐渐在维权事件和签名活动中频频出现，律师、法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也在个人和弱势群体维权中开始发挥巨大作用。如高耀洁、万延海之于河南艾滋病人群，李昌平之于农民群体，周伟之于乙肝带菌者人群，贺卫方、萧瀚、许志永等人之于2003年一系列个案等。

　　2003年，一个雏形的公共政治空间也开始从网络向平面媒体延伸。全国100多家媒体开辟和扩张了“时评”版面，开始尝试为社会评论提供平台。

　　转瞬3年，有些改变了，但还有更多没有改变。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在孙志刚去世3年后，虽一度出现主张恢复收容的呼声，但终究没有实行。

　　□本报记者 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