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314版：SARS有时去治愈 总是去安慰

A特314版：SARS事件

A特316版

　　SARS

　　2003年春夏，一场疫情震动中国、波及全球。“非典”、“SARS”，成为当年传播最广泛的名词。

　　SARS暴发后，2003年4月1日，吴仪副总理在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时，首次

在公开场合提到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紧迫性。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双层帽子、护目镜、两层口罩，这是SARS时期标志性防护装束。本报记者 梁音 摄

　　2003年2月，农历癸未年春节。一场震动中国波及全球的疫情，开始发端。

　　那个春天广泛传播一条消息

　　2月8日，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春节期间，从中山等地传入广州一种怪病，该病潜伏期极短，一天发病，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当天死亡，无药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医务人员也受到了感染。

　　9日开始，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已现抢购端倪。随后，抢购风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药店都人潮涌动。

　　十多年未见的抢购场面在广州这座经济发达的华南中心城市重现，怪病却依然只能是个公开的秘密。

　　2月10日上午，广州市政府、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众多媒体的提问。当日下午，广东省卫生厅也召开情况通报会，时任卫生厅厅长的黄庆道透露：截至2月9日，广东省共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例，死亡5例，其中，医务人员发病105例，无人死亡。

　　报纸很快印发了这条消息，这也是“非典型肺炎”这个后来掀起滔天大浪的名词首次见诸报端。

　　打工仔患上前所未有疾病

　　其实，在序幕拉开之前，非典(本文非典和SARS为同一概念)向人类的进攻已经开始。

　　黄杏初额头发烫，奄奄一息。2002年12月17日晚9时，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医生黄文杰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病人。

　　病人已经发高烧整整7天了。12月5日，河源市紫金县的黄杏初在深圳打工期间发病。12月15日，被送到河源市人民医院。病人的高烧一直不退，其父向广州军区总医院求助。

　　黄杏初开始呼吸困难。“上呼吸机！插管！”黄文杰决定进行机械呼吸。黄杏初不停挣扎，他的身体非常强壮，钢质病床被他踢散了架。黄文杰只好和七八个同事使劲按住他，并迅速将导管插进他的口腔。病人剧烈咳嗽起来，胸腔里一股股带着血腥味的痰液喷溅到天花板上。

　　当时还没有人知道，黄所患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毒感染呼吸道疾病。几个月后，这个在内地被称为“非典”、国际通称的“SARS”，成为当年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名词。

　　香港隔离淘大花园E座

　　3月10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了一条消息：位于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透露，过去几天，有十多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发现该病具有传染性。

　　至3月13日，全港患非典的医务人员增至115人。此后，非典迅速闯入办公楼、学校、公共场所。3月27日清晨6时，九龙湾淘大花园E座的居民从睡梦中醒来，正打算去喝早茶然后返工，但他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出不去了。由于至当日已有213名淘大花园居民被怀疑患有非典，其中107人是E座居民，E座被港府实行了“隔离令”，任何人均不得离开或进入。

　　一箱箱的饮用水和纸巾被运来，电视上开始滚动播放关于淘大花园的一切动向。这些情形一个月后在全国各地上演，“隔离”成了防非典扩散的最好对策。短短半个月，昔日繁华的淘大商场几无顾客，淘大花园几成空城。

　　几天后，一地产商在电视节目中讲到，或许以后建楼都会像跳过第4层一样，避开以E座命名。

　　卫生部长北京市长易人

　　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他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还郑重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他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介绍了北京的疫情：“12个病例，死亡3例。”

　　然而，世卫组织4月10日明确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的非典病例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4月11日，北京被世卫重新定为疫区。

　　4月14日，正在广东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并同医务工作者座谈，用到了一个词——“揪心”。温家宝总理在短短几天内分别下到北京佑安医院等一线阵地，看望医务人员。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非典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然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并没有出现，来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记者席有一小阵私语，高强很快开口说话了：“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北京市此前的疫情统计有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上报病例数字”。当晚，新华社发稿：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几天后，张文康卫生部部长一职被撤，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孟学农辞去市长职务的请求。

　　政府高度重视，防治措施得力，效果在5月初显现出来。5月9日，北京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较高峰期)下降了一半，之后几天一直保持平稳。而作为最早暴发疫情的广州，人们的生活早就恢复了正常。

　　截至5月19日，中国内地非典病例共5236例，死亡289人。

　　濒临崩溃的公共卫生体系

　　SARS之前，我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预定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负责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事后总结说，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等都没有明确规定。没有预案，大大增加广东早期控制SARS疫情的难度。除广东之外，全国很多地区没有及时进入警备状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一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事件的扩展及影响的大小有很大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国着手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几十年来，广泛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在建国后，迅速消灭了天花等烈性传染病，对突发的流行病暴发也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40多岁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的60多岁。

　　但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在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领域开始滑坡，整个体系逐渐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给政策不给钱“。

　　这一过程中，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统计表明，1980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3，到1990年降为1/4。

　　SARS危机发生前，很多地方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了缩减开销，尽量减少了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调查和控制工作，更谈不上抓处置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的培训和演练。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控处理，2002年初，国家对防疫部门进行改革，把“预防”这个公共卫生职能与卫生执法监督分开，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疾病控制中心。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这个仿照美国CDC建立的机构，是卫生部进行疾病控制和监督体制改革的举措。

　　但尽管如此，就是和一些亚洲国家相比，中国对疾病预防和控制的经费，尤其是人均经费仍显不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透露，中国由于工作人员条件所限，目前检测力度仍然不够，因此“不能够及时、准确地报告疫情”。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公共卫生专家也应该反省，我们的声音怎么就传不出自己的圈儿呢？”曾光说。

　　“论传染力，SARS不如麻疹、百日咳、流感；论病死数，更远远不如病毒性肝炎。我们的事先的防范准备工作不足，危机初期接受教训的悟性不够、有效应变不及时”。

　　SARS暴发之后，2003年4月1日，吴仪副总理在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时，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紧迫性。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转折点。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2003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SARS暴发的关键时刻，我们才发现对传染病的防治知识已经生疏了，没有对医务人员及其管理者进行必要的培训。没有控制医院感染的经验，不懂得按照收治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条件选择相对适宜的医院、门诊和药房。中国当时竟然找不到几间适合接受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负压病房。

　　在SARS流行早期，有关部门强调了临床救治研究和病原学研究，但对流行病学调查和预防控制对策研究、重视不够，错失了早期控制的最佳时机。当时，我国的流行病学专家已经找到了广州市医院感染的原因和控制办法，但由于声音不够大，没有及时地对全国预防控制医院感染产生影响。

　　SARS首先在我国发生，在已经获取标本的情况下，我国的疾病控制系统很有机会牵头解开SARS之谜。但由于缺乏应急条件下组织协调科技攻关的机制，没有及时整合国内具有优势的科研机构，也没有开展必要的国际合作，甚至在缺乏起码论证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匆忙公布了不成熟的病因学研究结果，遗憾地使我国错过了首先发现病原体的机会，防治工作也陷于被动。

　　卫生部副部长、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说，经过SARS和其他公共卫生事件的洗礼，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公共卫生工作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绝不单纯是卫生一个部门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政府则是第一责任人。

　　“现在政府应对越来越成熟”

　　今年广州出现登革热疫情。荔湾区龙津路居民刘志刚看到了政府发布的公告，提醒市民登革热出现了多少例。很快，居委和街道的工作人员上门提醒市民要注意防蚊、灭蚊。随后，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督促市民清理家中的积水，派灭蚊药。每天，还有人在大街上灭蚊。

　　2003年6月，广州开始思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我们现在的公共卫生应急指挥机制就是在SARS时建立起来的。”市卫生局应急办主任马坚奋说。广州只要出现传染病疫情就会自动启动应急指挥机制，成立市领导任总指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部，及时作出重要决策。

　　“虽然经历过SARS，大家对传染病都很怕，但现在政府的应对显然是越来越成熟。”在今年防控登革热疫情中，整套指挥机制就按照上面的模式在运转，各方面衔接都很流畅，对所有事件都能及时、迅速、有效地进行处理。

　　在抗击SARS中，广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委员会宣告成立。现在，这个委员会中来自各大医院、科研机构、高校的100多名专家已成为广州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智囊团”。今年的登革热疫情一发生，市政府马上召集应急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开会，共同商讨制定扑灭疫情的办法。

　　2003年之后，广州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一直在增加。今年仅花在应急物资装备上的就有900万元。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预警网络体系，截至2004年，14000多所各级各类县及县以上医院实现了网络直报(占医院总数的93.21%)，8万所乡镇卫生院实现了网络直报(占乡镇卫生院总数的42.77%)。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初步建成，从医疗单位发现传染病病例，到该系统收到疫情报告的时间从原来的平均5天缩短到0.8天。

　　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法制建设的基础初步具备。2003年5月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2004年8月颁布《传染病防治法》；2005年6月颁布《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但目前法制建设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缺少系统性、综合性的法律、法规，法规、规章本身相互交叉、重复甚至抵触；特别是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相配套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滞后。

　　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牢记备受尊敬的医师E.L.Trueau那句镌刻在撒拉纳克湖畔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本报记者 陈实

　　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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