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看余英时的获奖

　　【作者】朴之

　　 编者按：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获得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已经被热议过一阵了，但该奖的获得究竟是否意味着中国研究进入了世界学术主流？余先生的治史路径在西方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以及该获奖事件对国内史学的启发何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反思。巧合的是，余英时先生在内地出版的文集恰于近日出齐，正好借推荐该套文集的机会，对得奖背后的问题作一认真的思考。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6年12月5日，余英时从美国国会

　　克鲁格奖由全球两千多位大学及高等研究机构负责人、大使、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提名，经过美国国会图书馆内外大量学者评选、专家小组对9名决赛者评议等程序之后，最终由国会图书馆馆长裁定。关于余英时的胜出之处，自应以国会图书馆馆长所言最为权威和直接。翻阅新闻报道，反复出现比林顿的评价是：“余博士的学识极其精深且博大。他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研究的影响涉及众多学科领域、时期和问题，并深刻地研究了有关人性的重大问题和深层真实。”

　　美国的中国研究与余英时的影响

　　但是，国会图书馆之外，走进偌大的汉语学界，比林顿的评价似乎并不能触发关注的兴奋。学者们更愿意抛开他的出发点，去寻找令人激动的标识。对于获奖，余英时认为它告诉人们中国历史研究已经成为西方人文研究主流的一部分。国内的许纪霖也持类似观点：“余英时先生得到国际主流学界的承认，标志着中国研究已不再是一个区域研究，而开始进入世界学术主流。”凡此都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从“进入主流”的欣喜中我们仿佛又看见了“中心－边缘”的荣辱逻辑。但是，若按此因果关系，则首先余英时要能够代表中国研究，然后才谈得上其意义。这却让人有些不踏实。

　　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古典汉学的路数并不发达，而以费正清在哈佛开创的有“新汉学”之称的“中国学”研究为主流，特点是强调运用原始档案、多种语言和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其时段以“晚期中华帝国”以降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其方法为重视社会学、

　　而余英时学术的主体内容是对17至18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和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思想史及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应属中国学主要关注的时段，但其影响却较为有限。其一，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陞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关于中国思想及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还是列文森、狄百瑞、史华慈、柯文、墨子刻、本杰明·艾尔曼乃至史景迁、杜赞奇的征引频率更高，这里面，有汉学传统，有社会史视角，有后现代理论，和余英时不同路。

　　其二，与此相关的，在中国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从费正清、史华慈、列文森到孔飞力、史景迁、柯文，再到罗威廉、玛丽·兰钦等开出一份庞大的师承名单。同时，从杨联陞、萧公权，到余英时、汪荣祖，再到王汎森等，我们却不难发现华人学者自相授受的谱系，这一点只要翻看《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的目录即可获得直观的印象。直系弟子也好，教外别传也罢，余英时的流风所被，主要还是在两岸三地，这恰回应了他坚持中文撰述的初衷。

　　美国华裔学者的两条出路

　　说句大白话，在美国，中国学的华裔学者只有两条出路。以何炳棣、巫鸿为代表的属于“为美（美国学术风尚）所化”一类，已汇入其主流之中，这从何炳棣对人口、社会流动、农业起源等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中可以真切地看出，他也由此可以荣膺美国亚洲学会首位亚裔会长之选。至于余英时这样坚持中文写作、中文思考的学者，只是让我想到“博物馆”这个列文森对儒家传统的著名比喻。他们可以如周质平所说“打破了美国学界视中文著作为次等的偏见和歧视”，但基本限于“既不能要求什么，也不能对现实构成威胁”；他们对美国的中国学有“扶偏纠正”的作用，基本停留在“以备顾问”的地位，并且只是宏观整体层面的有益补充，在具体研究的展开中，并未见有多少实际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各说各话。于是，他们的价值有点“审美”的意义，带着异域文化一分子的体察与风情，与此岸环境亦相容，像博物馆架子上的几件东方奇珍。

　　克鲁格奖是有博物馆取向的。2003年的首位获奖者是波兰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考拉克夫斯基，与余英时同获此奖的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是非裔美国历史学家，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余、富二人的重要共同点如评论所称是“为将美中历史中曾被忽略的一些主要方面引入到他们各自国家的学术主流和共识中发挥了先驱作用”。他们的学术研究或思想评论也是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但是，这“先驱作用”似乎就让华人学者们陶醉了。80年前，傅斯年先生曾高呼“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他还参各国之通例，费尽心思开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艰巨计划，上世纪的忧心忡忡实在太久远了，一样的与民族有关的感情，但时空的转换与观念的转移，直令人有倏忽万里之感。得失之际，有点儿让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