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526版：生活在别处

A特526版

A特528版

　　生活在别处——广州以北285公里

　　陈旭军的想法是，有意识的弱，克服资本和“精英”的傲慢，只对社区“温柔地改变”。 他改变主意，不再把居民全部搬迁到河对岸，而是保留社区氛围，与新建的酒店同生共息。他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建筑、规划、社会、动植物、艺术等诸多领域的人士前来考察和品头论足。有人说，陈旭军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有人说，这是一个乌托邦。

　　1999年深秋的一个傍晚，30岁的广州白领陈旭军来到海南三亚一片无人沙滩。“天阴沉沉的，乌云正在倾轧，海潮却在上涨……”陈旭军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它令陈旭军热血沸腾。突然，他解除了身上所有的衣束，在头顶与脚下的两股力量纠缠中奔跑起来。

　　无人为他喝彩，他亦不想获得掌声，只知道这是内心驱使使然。“我是一个节制的人，但偶尔也会放一放。”多年以后，陈旭军有意寻找那次度假中的裸奔可能承载的意义，“把所有束缚扔掉，让全身心轻盈起来，对，那是一种自由的释放，我寻找了它很久。”

　　那一年春天，陈旭军脱掉穿了8年的银行灰色西服，扔下副行长的职权，只身南下广州，做一家房地产企业的高级经理。一切都在新奇的尝试中，而广州城的潮湿、混乱、嘈杂、土气和自由开放也被他喜欢，觉得这才是生活应有的本质。他在信心百倍迎接着新生活。

　　可是在一年之后的秋季杭州，那个被媒体称为是中国新兴中产首次集体亮相的罗大佑演唱会上，陈旭军于喧嚣狂欢中突然发现，他似乎找到了自由，青春却已经逝去。他和现场一起泪流满面。

　　事实上，直到数年后走进南岭深山，他才真正拥有自由。这时他又发现，自己原来并未老去。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再到乡村，陈旭军代表了一个听从内心、渴望自由、颠覆主流的中产群体，因为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宽容，他们茁壮成长。

　　现在的陈旭军有一半时间生活在南岭小镇上。通常，他先打理好酒店事务，然后沿着街道和林间小路散步，最后回到山坡上的卧房看书。

　　一天，一只蒙古寒蝉带着阳光敲打房门，嘴里唱着“知…”“知…”。陈旭军把它放在一本昆虫学书本上拍照留念，然后放生。“我曾经就是这只蝉。”小生命触动了他的回忆。

　　1991年，陈旭军从杭州大学金融系毕业，分配到家乡绍兴的一家银行，在综合计划部做一名统计员。上班第一天，人事处长带他到各办公室与同事认识。“这是冯会计。”人事处长指着一位正佝偻着打算盘的人介绍。雄心壮志的年轻人突然生出一丝悲凉：“这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吗？”他下意识想到，有一天，他一定会挣脱这种活法。

　　但受过良好教育的陈旭军懂得“潜伏下来”——“没有办法改变环境，那就改变自己”。他在获悉即将成立一家新的分理处时立即报名，和七八名姑娘一起去拉存款，那在当时是许多正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干的。他成功引起了行领导的注意。后来，他率人筹建了另一家网点，干得有声有色。1996年，27岁的他成为国际业务部主持工作的经理，负责三资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存贷款业务。

　　“那个时候，我也算是一个‘聪明人’，善于为自己创造一个舞台，唯恐领导不知道自己的才能，事业上倒也有一番发展。一名师兄常到我的办公室聊天，蒙他指点，我学到很多如何协调人际关系的‘生存智慧’。”

　　年少得志难免招来人妒。1年后，他办公室内的私人印鉴被他人偷去，盖在许多空白信纸上，寄给上级银行纪检部门，指控陈旭军为许多企业贷款私自担保。“这是一个拙劣的恶意中伤，虽经调查没事，可让我非常难受，对这个体制内的人事和人性很是失望。”

　　陈旭军希望新来的行长能及时站出来，告诉大家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但行长的回答刺伤了他。“他说，这说明你平时不注意人际关系，得罪了人嘛。”

　　在一次中层以上会议上，陈旭军和行长产生了正面冲突。“当时，我在回应旁边一同事的问话，行长说‘陈旭军你不要说话’，我说：‘你和副行长一直在交头接耳，还不停接听手机，都说了半个小时，而我只说了一句话。’”

　　陈旭军越来越不喜欢这名行长，“他是一个开会时能仰头靠在沙发上睡着的人，才能不突出，为人又糟糕。”行长也不喜欢这个有些固执、有些张扬的年轻人，便在1998年把他平调到下面一家支行任副行长。外界的目光依然艳羡，陈旭军却开始想是否应离开了。

　　“我非常讨厌喝酒，58度的茅台一杯就让我睡半天，但应酬不断，实在不能推，就硬着头皮喝，然后跑到

　　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这是一个让人多么压抑和窒息的体制，它不是鼓励你发挥才能，而是教你怎样搞关系、做场面活，年轻人要听话、不冒尖，才显得成熟。”他认为自己已经顶到

　　现在想起来，他更觉得曾经年少轻狂的自己像一只蝉，“眼前只有一棵树，耳中只听得见自己的歌声，浅薄之致。”

　　1999年3月，他只带了一只绿色的旅行箱飞到广州。一个朋友力邀他过来，一起在房地产界打拼。3年前在绍兴一家酒店，陈旭军曾以地主身份请他共进晚餐，且相谈甚欢。最后，朋友目光灼灼地说：“你不应该再待在这里。”3年后，当他终于这样做时，朋友变成了他的老板。第一次工作谈话，陈旭军跟他说：“从今天起，我给你打工了，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如果站在1999年的空中鸟瞰，陈旭军转身离开银行大楼的背影虽然有些单薄，却并不孤独。这一年，吴士宏从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辞职，杨澜离开凤凰卫视，陈天桥从一家国企跳槽到证券公司，后来成为中国网络游戏风云人物……中国人自由流动的身影越来越多。

　　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出现后工业化特征，第三产业兴起，民营经济壮大，以及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变革，体制内单位不再是人们就业的惟一选择。1999年的广州，是中国房地产的焦点城市，大约也是从那时起，中国房地产开始牛气冲天。

　　陈旭军以为他找到了真正需要的。他是这家房地产企业的总经理助理、公关策划总监，他热情地工作，把开发的楼盘打入2000年广州十大明星楼盘之列。他结交各路豪杰，认识了广州城不少有趣的地方。虽然仍免不了有时要喝些酒，说一些场面上的话，甚至还要和刚脱身而出的银行体制打交道——其实就是陪银行官员喝好玩好，以得到资金上的扶持；但相比以前，他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观点，可以每年出国旅行几次，可以很方便地去香港购物和买书。这是个他读高中时就很向往的城市，父亲单位上订阅的《香港风情》杂志曾让他浮想联翩，连粤语歌曲都唱得比同学棒。

　　可是，在那个沙滩黄昏的率性奔跑之后，埋藏在陈旭军内心的那个疑问并未死亡，反而生长不息：“这就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吗？”

　　他渐渐发现，原来并不享受这个工作。在他眼里，他的广州新同行仍和绍兴老同事一样，成就感都集中在“官大、高薪、手下人多”等等这些“主流”标准上，而且，“中国房地产的形象总脱离不了暴发户、奸商、惟利是图、庸俗、毫无创意这些负面词汇。”叛逆的性格有时使他说话刻薄，容易得罪人，老板笑送他外号：“带刺的玫瑰”。

　　2001年下半年，陈旭军有些无所事事，开始陷入迷惘。他用每天6000米长跑和2500米游泳的高强度让自己忘记困难。元旦前后，冷空气来袭，有时泳池里只有他一个人击水。他会盼望着那个爱跳水的老头的出现。“有他在，我会更有勇气面对一切：我还年轻，人家能，我为什么不能？”他在后来的博客里写道。

　　那段时期，他有些沉湎在购物带来的短暂快乐和虚荣里。比如会买2万元一套的西服，虽然极少穿。别人看他175厘米、65公斤的个头，都说穿上西服会显得潇洒俊朗，但他觉得那种正襟危坐的形象与他的内心极其分裂。他喜欢的是帆布鞋、牛仔裤，最好是Diesel牌子，代表着野性不羁。

　　他喜欢竖领的上衣，那样让他似乎更显挺拔。小时候，哥哥在日本留学，常带来一些新衣，他穿得总与身边人不一样。他的内心可能一直都是骄傲的。

　　但现在，从卖场、酒吧或者饭局里出来，独自静处的时候，他有一种慌的感觉：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

　　“我愿意在鲜花和掌声中谢幕，绝不在演出中途黯然退场。”他和老板推心置腹，表达他的立场。

　　2002年，老板在南昆山下两溪交汇处建造一家五星级度假村，他担任项目公司的副总经理。在对待当地村庄的去留问题上，他关于生态旅游与社区关系的一番阐述，让他获得了这方面的话语权。

　　讨论这个度假村名字时，大家都为是叫双溪还是梦溪争执不下，陈旭军却说：当地叫十字水，就叫十字水度假村吧。他乘机再次表达他的理念：生态旅游必须尊重当地文化，而地名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从营销上也有利于客人的寻路，再说，十字水并非敏感之词，唐代刘禹锡有首诗“分畦十字水，接树两般花……”写的就是一派田园风光！

　　接下来组织的潜在客户意见调查支持了陈旭军。他的生态旅游构想也渐次清晰起来。

　　与此同时，包括他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在内的一个社会新阶层也在中国清晰起来。2002年秋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把这个阶层与传统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一起称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一些媒体则开始用“中产阶级”来等同于这个阶层。

　　尽管时至今日，中产这个概念仍然面目模糊，但陈旭军身边的朋友，似乎没有谁反对把他列入这个群体。在中国，“中产”代表的是高收入和有品质的生活，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但他肯定不是“中产”的标准形象。《新周刊》说，“大凡中产者，必然与平庸、循规蹈矩……无聊、缺少个性、压抑等评价密不可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他的著名论述《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里，也用“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激情”来描述这个群体。按照这个定义，陈旭军显然是中产里的另类。

　　如果再用“有房有车，生活在郊区”来考究他的中产身份，那就更加大跌眼镜。他住的是租房，座驾是公司所派，在城里一般打的，觉得那样既方便又环保，而且，从2004年起，有一半时间，他住在广州以北285公里的南岭一个小镇，那里应该不算郊区。

　　一早就下雨了。穿过几条混乱的街道，一辆香槟金别克商务轿车离开广州，开始向北进发。车里是陈旭军和他的几个朋友，他们正经受着城市带来的伤害：一个扁桃体严重发炎；一个坚决不吃肉，正在减肥；一个失眠严重，说才刚躺下就爬起来了。

　　3个半小时后，他们来到南岭国家森林公园门前，一个又叫乳阳林业局的林区小镇，海拔500米，比广州温度低8℃，正是治疗城市疾病的理想之所。而陈旭军不耽于此，作为公园50年经营权的发展商代表，他正在273平方公里的南岭群山中构筑一个巨大的等边三角形。三只角分别是自然保护、社区发展和经济效益。“我要谈好三角恋爱。”陈旭军踌躇满志。

　　1958年，这里斧锯声声，高大原木纷纷倒下，后来封山育林，3万林业大军剩下2000人留守，安静的小镇像是停滞的社会标本。冬日里，人们把手插在裤袋里从河东踱到河西，偶尔打几个招呼。“在一个什么都讲究快速发展的年代，这里却像一个故事，缓慢地，带着岁月印记，娓娓流淌。”陈旭军的作家朋友曾无艳一来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当她走进德国人改造过的老剧院，通过DV看到今年暑期在外国艺术家带领下，130多个孩子像树生长一样舞蹈着，以及他们从溪底掏出鹅卵石在上面描绘的梦想时，她在想：“这里的小孩真幸福，陈旭军真是一个值得感谢的人。”

　　此前，在她家的露台上，她面对众友感叹家乡已不是儿时模样，垃圾满地，孩子们没有得到大自然馈赠的快乐，首次见面的陈旭军打断了她的故事：你究竟想做什么？

　　两个自我感觉都很好、同是魔羯座的人差点吵了起来。陈说曾是“比自己还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曾觉得陈“无趣、闷、生硬、武断且正儿八经”。直到上了南岭，她才知道，自己一直在想的东西，原来有人在做了。

　　至此，两人结为同盟，加上北京一名朋友，准备在南岭和曾无艳的湖南老家做一些公益活动，名字叫“美丽心家园”：给孩子们送上花种和花盆，用相机和画笔记录下花儿生长的过程，同时号召城里更多志愿者加入，以花为媒，与乡村儿童结对帮扶。

　　“没有人拒绝快乐和利益。”这是陈旭军推行南岭社区实验的一条心得。曾无艳相信，有了陈旭军的介入，这个公益活动可以做起来。

　　2004年夏天，陈旭军以南岭中恒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的身份来到南岭，决心颠覆“主流”的开发模式。

　　一条斥资3000万元的生态公路开始在南岭公园内延伸，这牵动着当地官员、百姓和投资老板的心，它意味着广东第一峰、广东最大片原始森林等这些特色旅游项目将迎来大批游客。但是，陈旭军的兴趣不全在这里。

　　他首先在林业局那栋20年历史、3层砖混结构的招待所进行实验。在人们的接连惊奇中，他没有把房子拆去，而是花50万元从香港请来设计师进行旧屋改造设计，再花250万元装修，最后把外墙涂成橙色，还捧来“广东省十大魅力酒店”的奖牌。对这个boutique(设计型)精品酒店——“橙屋”，他听到的最有趣的评价是：“天空中飘着比孙子的孙子还细的雨丝，你的新奇士橙就像幻觉一样出现在山脚。”另一条也好玩：“深山里的精神病院。”

　　“老建筑是时代的产物，即使看上去不那么起眼，甚至有点碍眼，是不是可以像抹去一颗灰尘一样，轻易抹去，在废墟上来画最美的图画呢？”陈旭军说，“如果你认为建筑是有生命的，你就必须持一种尊重。”

　　陈旭军的想法是，有意识的弱，克服资本和“精英”的傲慢，只对社区“温柔地改变”。

　　他把老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留下了。他发现，她们面对客人的微笑是那么羞涩而动人。

　　他尝试让旅游项目带动社区发展。去年国庆节，在公司1万元资助下，退休林业工人冯谷兴的家庭餐馆开张，不管生意多好，都不超过4桌，以免太商业化。陈旭军还思忖着，老黄精通中药可以开个中药铺，老成会做豆腐可以开个豆腐小卖部……

　　在酒店的每个房间床头上，都摆放着一本南岭口述历史小册子《南岭为什么》。几十名镇上老人对林场故事的讲述，引起了客人们的兴趣，而陈旭军对此有着更多的期望。

　　“南岭曾经有过的辉煌与彷徨，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它是受国家产业政策几度变化影响的一个社区样本，我渴望让这个式微的社区在新的社会格局下达到某种程度的复兴。”

　　在失去砍伐这个经济支柱后，镇上养过奶牛、种过蘑菇和板栗，但都形不成主导产业，现在靠17个小水电站度日。“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那般勇气和豪迈已成历史，某种程度上有些靠天吃饭的慵懒。我想从精神上激活社区，凝聚起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他和他的同事走进社区，记录这些普通人的口头历史。“他们很愿意回忆和讲述，都是内心丰富的人，只不过生活的聚焦灯通常不打在他们身上。”

　　这其实也是陈旭军的一种姿态：倾听。当地人的思考与期待，被他看作是项目总体规划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他看上的并不仅仅是自然资源，也包括与自然同生共长的南岭人。于是，他后来改变主意，不再把居民全部搬迁到河对岸，而是保留社区氛围，与新建的酒店同生共息。

　　他还正在收集生产工具、文件、证件、老照片等，筹建社区博物馆，提升社区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自我认同。他争取到2005中法文化年的一个项目落户南岭。他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建筑、规划、社会、动植物、艺术等诸多领域的人士前来考察和品头论足。

　　有人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陈旭军说，他应该是一个实用理想主义者。

　　站在阳光斑斓的橙屋3楼大露台上，他有些青春跃动的神情：“南岭是如此地丰富和独特，很多梦想都可以在这里实践，这是我一辈子待的地方，南岭就是我的命。”

　　而当地人盼望的是外来资本赶紧产生效应，让他们的生活有所变化，至于过程，似乎并不重要。有人则说，陈旭军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有人说，这是一个乌托邦。

　　“无论他的南岭实验最后能否成功，他的理念和为当地付出的那些心血足以博得掌声。”陈旭军的朋友乌丫说。

　　微风，暖阳，13℃。在鸟鸣与跳跃的光影里，陈旭军幸福地醒来。

　　这在广州天河北，他租住的那个临街居所里简直是奢望。他有着中产这个群体共有的一个特征：焦虑，睡眠浅。还好，南岭是他的后花园，可以枕着雨打青瓦的声音入睡。

　　他在橙屋后面山坡上的一排老式工人房中独住一间。墙壁和地板都稍作了修饰，

　　陈旭军在这里继续他多年来的嗜好：看书、听音乐。从今年4月起，他又多了一个乐趣：写博客。他的博客名字叫“南岭”，现有5万多点击率。

　　他把散步途中拍下的花草搬到博客上，然后拟人化地介绍它们的各自精彩。田野里的稻草人、小学操场上经过的两个孩子、停在吉普车上的螳螂，只要他觉得有意思的，都乐意推荐给他的博客粉丝，因为那都是他们关心的南岭故事。

　　陈旭军说，他终于在南岭找到了幸福、自由和快乐。山里的风、雨、雷、电和四季更替，让他觉得那就是人生的变幻。“我曾经比较激进，甚至有些尖酸刻薄，包容性不够，但南岭多物种的生态系统告诉我，共生才更有生命。”陈旭军说，他经常对他的团队讲“度”、“平衡”、“打折”……

　　但南岭没有书店，没有酸奶，没有音乐会，没有可以计算长度的游泳池，没有希腊沙拉，没有那么多相熟有趣的朋友。南岭只是广州的别处。

　　这正如陈旭军眼里的旅行。“一种状态太久，人容易损耗，需要脱离开来，换一种活法，于是我去旅行。”他不喜欢旅游这个词，觉得那更多是一种感观愉悦，而旅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平实却触及心灵。

　　陈旭军爱独自背包去国外旅行。他一般住青年旅馆，有时露营或选择贵一点的设计型酒店。他会去当地的农贸市场溜达，看一场电影或听一场音乐会，逛逛当地的书店和博物馆，尝试所有的交通工具，观察当地生活，了解当地历史。

　　“生活在别处”，不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口号，但随着社会化分工的演变、人性化工作的可能，以及自我意识的更多诉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

　　但走得再远，就像风筝一样，陈旭军心里始终隐隐牵着家乡的父母。因为不满父亲的棍棒教育，他很小就和姐姐相约，以后不准打骂小孩。他总和父亲隔着一条沟壑。但在今年的父母金婚晚宴上，他勇敢地跨出这条沟壑，深深地拥抱了父亲一下。父亲老了——那一刻，他的眼角有些潮润。

　　□采写：本报记者　袁小兵

　　□摄影：本报记者 王昕伟

　　姓名：陈旭军

　　年龄：37岁

　　职业：生态旅游公司总经理

　　居住地：广州/南岭

　　代表阶层：中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