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A特531版：践行民间的滋味

A特531版

A特532版

　　践行民间的滋味

　　他毫不心疼地放下了亲手创建的组织。他这时发现，光靠他们这些能够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是建立不起公民社会的。他意识到，只有让真正草根的人参与到项目中，草根NGO才名副其实。

　　姓名：邓仪

　　年龄：42岁

　　职业：生态协会副秘书长

　　居住地：北京/阿拉善/贵州

　　代表阶层：NGO行动者

　　没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可以找出，是的，当他从贵州返回北京后的2006年岁末的这个下午，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北京的办公室，他这样感觉多年的经历和往返于贵州、北京、阿拉善交叉的道路。他短平发的头抬起来，微笑在脸上漾着，玻璃窗在眼睛的前方，窗外窗下，光怪陆离。

　　10年前，他还在国家级的贵州省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不过那时，我已经开始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他对那段过往概括为“体制下的”。以一个公职的身份做着民间色彩的事情，是否有些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的感觉持续了多年，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一面“公职”，一面“民间”着。这期间，他两次去高校读书，读的都是与环保有关的专业，他因突出的“民间”环保工作行为，受邀出访美国，获得在中国环保界享有盛誉的地球奖和

　　带着“公职”的身份，他将草海区域的农民组织起发展协会，他是秘书长。“为农民带头，与自己的单位对着干，要利益，呵。”身份的交叉和冲突持续到2005年的某一天，“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保护区在贵州的报纸上刊登了开除我的声明。”虽然已离开单位三年，但直到此刻，他才一下释然了。

　　草海之后，他受自然之友的聘约，为乡村环境教育项目负责人，接受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个项目资助，在贵州古胜村搞起了退耕还林与村民发展项目的探索。2004年4月，一位企业家朋友找到他，由此出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副秘书长。

　　时间褪去了他的另一层肤色，又给了他新的外衣。当古胜和阿拉善的山地和沙漠里出现一个逐渐被当地人熟悉的身影时，“10年，我从公职人员变成了NGO行动者。”是的，他信奉“行动改变生存”，于是，他去践行。

　　行动者邓仪10年行动之后，他和他的组织正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缩影，NGO发展的一个标本。

　　“我童年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与人的接触很少，我那时在山上奔跑，5岁时就能爬上很高的树”，邓仪回忆平生最好的美味，“山上的野果子我吃遍了，樱桃的味道回味至今。”

　　对大自然的热爱让他有了回报，1982年，他如愿进入贵州科学院草海观测站工作。

　　草海位于贵州西部威宁县境内。是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海拔2171.7米，覆盖面积保持在30平方公里以上，以水草繁茂而得名。1985年，草海自然保护区设立，邓仪这年去了贵州大学读环境管理专业，两年后毕业，保护区管理处成立，他进入管理处工作。

　　“我那时觉得保护区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破坏。”但是，周围的农民是靠着草海养家糊口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靠打鱼为生，他们需要林中的木头建房子、烧柴。邓仪拿起了棍棒和拳头。“我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可是为了我理解的环境，要和农民打架。”那是真的打——春天，鱼要产卵，是禁渔期，要和偷鱼的农民打；冬天，林子里的珍稀鸟类又成了农民围追的目标，还是要打架的。

　　一年春天，他和同事乘船搜寻渔网监督禁渔。忽然间传来“啊哈啊哈”的阵阵呐喊，只见湖面上驶来100多条木船，排成一列向他们逼近。1000多个村民站在船上，拿着拳头大小的石头、胳膊粗的棍棒甚至斧头，逐渐把他们包围起来，大有“水泊梁山”的气势。

　　那是一场将邓仪他们和农民的关系恶化到临界点的冲突。

　　和农民对立起来了，这种现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保护区养了我这样一批人，拿着工资，拿着执法证，有的还扛着枪。”但是，草海周围的农民是要吃饭的。当地农民原来有人均3亩的土地，保护区为恢复草海水位，淹掉了大量农田，导致每户农民的土地只有不到1亩。一边要保护，一边要生存，自然是保护的主体，当地的人呢？

　　邓仪开始检讨和反思自己。法律、制度、环境、生存等各种冲突之下，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就在忧虑充斥了邓仪的头脑时，贵州省环保部门引进了国际鹤类基金会和国际渐进计划组织的资金，一种自然保护与社区扶贫结合的国际合作渐进项目在草海尝试，他进入到了这个项目工作。为农民开辟新的脱贫路，草海不再是他们唯一的衣食父母。

　　一些农民被确定为“渐进户”，并得到赠款，另外开辟了生活道路，后来著名的“草海模式”诞生了。“改变了堵和打击的做法后，才发现不是自然出了问题，其实是人出了问题。”廓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后，邓仪发现除去制度和法律，“第三条道路”更为适宜、均衡。

　　草海模式运作时，国际NGO开始进入中国的多个领域寻求合作，发端于草根的中国本土NGO风生水起。早期NGO主要集中在北京、云南、贵州，活动领域集中在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

　　专家邓国胜分析了NGO在中国社会崭露头角的原因时认为，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地方政府和管理机构无力应对众多的社会新型问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国际NGO，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ODA)，对中国NGO的发展推波助澜。

　　1997年，草海保护区利用外来资金设立了村民建设基金，邓仪参与了其中的大量工作，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了，10家为一小组，20家为一大组，“农村发展基金会”就此成立，钱借给农民做生意，期满后偿还本息。

　　此时，邓仪已不再只是保护区的一个工程师，他和农民打成了一片。

　　草海模式成熟之后，曾经对立的人成了朋友，邓仪也因在草海保护中的贡献获得了来自各方的奖项和荣誉，草海，在国际上知名了。他看到了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图景，于是又花了三年时间在贵州大学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2002年9月，他获得了美国WWF国际奖学金。

　　“我可以用那笔钱选择一所美国学校读书”，可是，邓仪却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这样可以省下一些钱。”他用省下的钱，做了一段时间的行者。

　　这位行者把目标锁定在中国的西部几个省份。“我去看那里的NGO项目，看他们是如何做的，我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去学习的。”他和那些省份的NGO项目操作者一起总结成败、得失，他看了100多个项目，看到了经验，也看到了可笑的地方。

　　“有一个组织拿钱让一个缺水的地方修水窖，出了很多钱，可是，拿到钱的农民却只是修了水窖的口，应付组织的检查。”邓仪将之视为值得反思的一个例子，钱有无真正用到地方？项目究竟执行得怎样？起到了多大作用？

　　行走给了他新的思维。此时，草海模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原先的国际合作者撤出了，农民又回归到以前无组织的阶段，项目可持续性遭到破坏。”他将之视为“失败的草海模式”的尸体，在中国西部多省看到一个个“NGO项目尸体”之后：“我要在尸体上长出新的东西”。

　　他又回到了草海，这一次，他走到了农民中间，创立了“草海农民发展协会”。这是2002年的7月，他出任秘书长。这时，他在保护区的身份已经动摇，“铁饭碗”没了。

　　协会成立了，为了找钱，熟悉国际NGO运作模式的邓仪投其所好地设计项目书。“我读了很多NGO管理的书，接触了国际NGO的理念，我知道外国人喜欢什么，要什么。”他让草海的女童用画笔描绘大自然的美丽，这是“环境保护”，接着让手工艺人教女童刺绣这些图画，这是“传统文化保护”。然后用卖绣品的钱送女童上学，这是“社会性别”。

　　这是一套模仿国际NGO运作模式的标准套路。在另一家NGO的协助下，他拿到了钱，草海的农民也用到了钱。

　　那段时间，邓仪把精力几乎全部放在了草海，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希望能够把协会做起来，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协会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几乎照搬国外模式在草海的试验最终没有成功。因学习和其他事务，邓仪有一段事件离开了协会，失去了核心人物，组织崩盘了。

　　“农民们被我忽悠了，离开了我这个接口，与外界接不上轨，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找钱。”他看到了自己亲手制造的“尸体”。其实，农民也把他“忽悠了”。有一次，为体现关心弱势群体的理念，他号召村民选出最穷的“协进户”。评选当天，讨论热烈，几乎打了起来。过了几天他才知道，那笔钱被全村人平分了。原来，民主场面不过是村民的表演，目的是分钱后“有福同享”。

　　中国没有可以遵循的NGO经验，当大批国际NGO进入中国之际，外来的经验占了主流。“一些会说英语的人成了国际NGO在华的买办，好像只要懂得诸如社会性别之类的词语，会按照外国人的意思做项目书，就能找来钱。”可是，找钱之后如何做事呢？农民和知识程度不高的人群是项目的重点，他们又有几个人懂得那些舶来的名词？

　　邓仪退出了草海农民发展协会，他毫不心疼地放下了亲手创建的组织。

　　他这时才发现，光靠他们这些能够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是建立不起公民社会的。“有人一辈子没有做过项目却在北京等大城市和基金会谈论着项目，好像是NGO建立中国公民社会的先锋。”

　　他意识到，只有让真正草根的人参与到项目中，草根NGO才名副其实。

　　“尸体”上是要长出花的，辛勤播种的邓仪这么认为。

　　国外理念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让邓仪思考了一阵儿。

　　就在这时，日本早稻田大学找到了他。“日本的学者对贵州的石漠化问题很关切，我知道他们拥有的资源。”早稻田大学的博士生向虎从日本大使馆申请到了300万日元，他用其中的大部分在贵州黔西县古胜村建了一个苗圃和几个沼气点，剩下的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交给了邓仪，作为古胜项目起步阶段的费用。此时，邓仪的身份是自然之友的乡村教育项目负责人。

　　“在做草海项目时，我有一种责任感，完全是靠个人，而不是靠制度。”邓仪总结出了之前失败的原因，“那时，感觉是我一个人的NGO。”他决定在古胜项目上，个人要“走出去”，而不是“走进来”，为村民建立一套机制，将他个人带进去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由他个人亲手管理资源。

　　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偏远村庄里的世居农民，与他图谋和预想的公民社会“差了好几个世纪”。

　　那个村庄有15个村民组，从未听说过NGO为何物的种田人被组织了起来，每个村民组都选出了代表。“制度是用错误写出来的”，邓仪没有干预很多，完全是村民自己推选负责人，“有一个人很有能力，为集体办事时，购进的树苗比正常的价格高，大家怀疑他吃了黑钱。”即使这样，因为他有能力，大家还是选他做负责人，“村民们意识到，如果有一套机制管理，就可以约束他。”

　　在古胜三年多来的摸索，邓仪认为还是满意的。“我对项目的管理很少，现在基本退出了，村民们自己管理，目前发展得很好。”几年下来，古胜退耕还林2000多亩，农民们也学会了自己出去找资源，“他们自己可以跑到省里的一些厅局，找资金和项目。”

　　合理有效的对接，将与公民社会隔了几个世纪的农民引上了一条可以尝试的新道路。

　　接下来，邓仪想到的是“克隆”古胜模式，于是，古胜村逐渐成了一个培训的学校，一批批来自外省的NGO项目执行者前来学习，这其中有从阿拉善沙漠深处走来的农牧民。

　　2004年初，任志强、张朝阳、马蔚华、张树新等近百名企业家出资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公益环保组织的宗旨是治理中国沙尘暴。项目运作从内蒙古的阿拉善沙漠开始。他们希望通过协助当地牧民自发组织和建立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4月，邓仪出任协会副秘书长，负责在阿拉善地区开展治沙项目。“如果说古胜村是一朵小花，解决了一个小区域内的事情，那么，阿拉善的项目就是一片花。”他抽取了古胜项目中的思想精髓，巧妙移植到了阿拉善。

　　和古胜一样，邓仪只是在一旁看，村民们自己订合约，自己管钱，自己想法子。他最后只在协议上签字。“蛋糕是他们的，便宜也是他们占，怎么分我不管，分错了我也不管。”一个叫富成文的村民曾想法子把协会手里的钱骗下来，申报项目时就瞎报。邓仪建议他们去古胜村看看，接受社区发展方法的培训时，村民们认定这是骗子要拐卖人口，死活不肯去。最后，村委会主任发话：“走吧，大活人还能被卖了？再说万一被卖了，我们是能跑掉的。”

　　在古胜的学习还是收获颇丰，富成文成了项目管理委员会的一员，和村民自发建起了“梭梭林保护区”。

　　由于背后有大笔资金的支持，在阿拉善沙漠上，古胜模式复制很快。“我们已经从阿左旗做到了额济纳旗。”沙尘暴源地的农牧民参与到治沙的行动，他们身后的几千公里的土地将为此受益。

　　草根NGO的注册，是不止一个NGO管理者遇到的难题。“我和我的项目、组织听起来名声很大，但也是没有注册的，可以说，还在‘非法状态’。”汪永晨可以说是环保界和NGO领域的一个著名人物，她的“绿家园”也因参与了多个环保项目而声名远播，但是，也只能无奈地很“暧昧地存在”。

　　“按照民政部的《民间组织管理办法》，能够符合注册条件的草根NGO微乎其微”，一位同样做了10多年NGO工作的人士说，“要么走工商注册的路子，但那在争取项目资金和寻求国际合作时会有一些障碍，甚至给管理部门留下口实。”

　　在运作“草海农民发展协会”时，邓仪为获得合法身份也绞尽脑汁。“我让农民一拨拨找到镇里闹，找保护区闹，到民政局闹，每天去一拨人。”后来，虽然各个管理部门经不住农民们的折腾给予了注册，但也把邓仪搞得身心疲惫。

　　政府就真的不配合吗？在古胜项目运作之前，邓仪先去找了当地的镇政府。“我给他们讲我们只是在村里做环保项目，帮助村民种经济林，建沼气。”镇里的领导明白了他是去做好事的，专门安排了一位镇领导出面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注册的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阿拉善的项目同样得到了政府的理解和肯定。一位负责扶贫的盟委副书记悄悄来到四个项目点观察，与农民交谈，发现农民变得“开朗，大胆，有啥说啥”。随后，他指示30万元政府扶贫资金交给SEE协会来运作，因为“你们的方式是解决阿拉善问题的曙光”。

　　得到政府配套资金支持并保有原先方式的，SEE是中国第一个做到的NGO。

　　“我们不是去给当地政府找碴子，找麻烦的”，邓仪说，有了古胜项目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学会了如何去影响政府，“在阿拉善，我知道找谁能要到好烟抽，找哪个领导可以协调项目上的事情。”与政府关系的熟络，似乎告诉邓仪：作为第三部门的NGO，和作为第一部门的政府，关系并非对立的。

　　邓仪投身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也曾让他在NGO界招来不少非议，许多人提出疑问，邓仪怎么会和“资本家”走到了一起？中国企业家的钱是那么容易掏出来的吗？拿了他们的钱是不是要为他们办事？听他们的安排？要为他们说话？

　　“协会的运作是独立的，他们参与不到项目的具体运作中。”邓仪的角色是项目执行，秘书长杨平的任务是筹资，钱来了，怎么做，做什么事，不是“资本家”说了算，而是协会的具体执行人员安排。

　　邓仪开始也不敢对与“资本家”的合作抱有幻想，双方对环境保护、对NGO的理解存在差异，坐在一起聊天，都是自说自话。

　　王石的一个故事让邓仪悟到了合作之路。王石曾捐助过一个环保组织一笔钱，一年后，王得到了一本制作精美的画册。在一次活动上，王石说，他如果想要本书，资助几个专业摄影师和编辑即可，花钱是为了环境，而不是为了宣传，自此，他中断了捐助。

　　交流消除了双方理念的差异，邓仪也明白了，企业家也想做点实事，企业家也明白了，邓仪是在摸索一条“授之以渔”的路子，而不仅仅是种树种草。

　　从初期的“一个人的NGO”观念，多年的实践告诉他：“好的NGO应该是一个舞台，搭建者不是主角，而是协调各方关系的，是一个好的导演”，他设想，“各方的人都可以上来唱。”

　　邓仪从草海出发，颠簸于北京、贵州、内蒙古，10年不弃，既有教训，又有经验。他已经在设计分享经验的办法。“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每年将有10个项目的NGO培训计划，培训社区干事。”第一批有100多人报名，10个名额也选出来了。“SEE协会将是一所学校，接受过培训的人将为其他的NGO工作。”

　　他和他的本土化NGO理念能否在更多地方落地生根，接受培训的人能否复制他的理念，那也许是又一个过程，10年，甚至更久。

　　□采写：本报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记者 王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