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学生贿赂香港教授获刑6个月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29日00:20 东南快报

　　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教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由一门课程考试构成的利益联结中，陈静拿出1万港币贿赂任课教师戴晖辉，戴则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至廉政公署。结果，陈静因“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

　　不同的地域标签，使两人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反腐环境和公民意识。

　　内地学生：

　　“理所当然”的行贿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香港，进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旁人眼里，25岁的她到达了其人生上升曲线上的制高点。

　　“一次聊天时，她说自己一直以来——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是非常优秀的，一直觉得自己理所当然是‘Ｎｏ．1’。”陈静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一名同学在校园的一个论坛上回忆。

　　最初来香港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这位同学说，“到了城大之后，周围环境不同了，不但远离家门，而且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厉害，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无法适应这种压力，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

　　据她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同学形容，陈静“似乎有点内向，不怎么表达观点，也很少见她和人长时间聊天”。总体上，她“给人的印象不是很突出，但平时学习特别用功，一直以来成绩也还不错”。

　　12月，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ｉ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将在12月16日考试。任课教师戴晖辉副教授对记者说，这门课是两门博士生必修课之一，有一定难度。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生也说，“4道题目不少人都只会做其中一道。”

　　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在城大，这笔研究生助学金大约是每月港币1．2万元，但学生的学术表现必须符合校方要求的平均积点（ＧＰＡ）。

　　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香港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陈静因“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陈静极有可能依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

　　据戴晖辉表述，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

　　11日，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地答应现身，并提醒戴带上一本空白的答题本供她抄答案。

　　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

　　香港教授：

　　“别无选择”的举报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目前是数学系副教授，专长应用数学及计算数学等。

　　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周定轩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校长张信刚等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

　　“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的犹豫。”戴晖辉说。

　　在廉署要求下，12月12日，戴晖辉发出电邮相约送钱者第二天见面。13日中午，身上装了录音器的戴晖辉抵达钻石山荷里活广场的星巴克咖啡，他说，“到最后一刻才知行贿者是谁。”

　　戴晖辉对记者说，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

　　戴晖辉表示，在内地大学作弊后可能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学校内部通报、处分等，但身在香港，就应该严格遵守香港的法律，维护大学的学术氛围。

　　第三方：

　　廉政公署的“零度容忍”

　　由此案引申，记者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记者：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元，受贿5000元”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

　　记者：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甚至受贿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腐败犯罪主要是侵害财产，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否则，刑事虽重，但经济利益上却一本万利，甚至“牺牲他一个，幸福几代人”。

　　记者：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也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

　　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

　　记者：有舆论认为，廉政公署在此案中有设局“诱捕”的嫌疑。这一做法是否越权？

　　任建明：所谓“诱捕”，是指在嫌疑人犯罪事实未出现之前，通过采取某种行动，诱使其犯罪。而此案中，匿名放钱和发电邮已构成行贿罪，故廉署其后的行动并不越权。

　　记者：这是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以网开一面？

　　王绍光：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社会的规则，涉及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