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香港教授 折射两地反腐环境

　　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教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由一门课程考试构成的利益联结中，陈静拿出1万港币贿赂任课教师戴晖辉，戴则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至廉政公署。不同的地域标签，使两人截然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反腐环境和公民意识。

　　由此案引申，记者近日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

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香港对贿赂的“零度容忍”

　　记者：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受贿5000”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对腐败全民共诛之。在初期，匿名举报占了60%到70%。如今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

　　王绍光：六七十年代，内地有一个很好的词———“防微杜渐”，即便使用公家信纸，都会有问题。现在却不常用了，思路也变了，强调“抓大案要案”，但却陷入“越抓越大、永远抓不完”的怪圈。

　　内地重罚贿赂不如香港？

　　记者：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甚至受贿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郭文纬：贪官应不应该判死刑？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人家说杀一儆百嘛。但杀一儆万可不可能呢？如果贪官觉得那些被杀头的人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是他们的后台不够、他们没有关系，但我的后台很硬，怎么会动到我的头上呢？所以说，怎样才有阻吓的作用，不是说死刑不死刑，而是他们觉得有多大的机会被人抓。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

　　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

　　记者：这是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以网开一面？

　　王绍光：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我来香港中文大学七八年，听到的腐败案不多，有几起都发生在老师房屋补助的问题上。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社会的规则，涉及到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一旦涉案，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任建明：内地讲“教书育人”，老师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但大学生一旦过了18岁成为公民，教化作用就很小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