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她行贿理所当然 为什么他举报别无选择

　　这是人情往来。

　　他们本是师生。学生陈静刚从内地到香港3个月，任课教师戴晖辉已融入香港社会十几年。在一门课程考试前10天，陈静拿出1万港币贿赂戴晖辉买题，戴毫不犹豫将此事举报

至廉政公署。陈静因此被判入狱6个月。

　　这在内地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不同的地域标签，使两人截然的选择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地不同的反腐环境和公民意识。

　　2006年9月，陈静从武汉到香港，进城市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最初来香港的兴奋过后，陈静开始感到压力，她对同学说，周围的人都很厉害，她担心自己做不到最好。

　　12月，陈静迎来了到城大后的第一次挑战——课程“应用分析选论”将在12月16日考试。这门课是博士生两门必修课之一，有一定难度。

　　如果考试不能通过，除了陈静所看重的“面子”受损，另一个现实就是失去奖学金。对内地学生来讲，这笔钱是在香港读书的基本生活成本。

　　在双重压力下，恐惧考试失败的陈静选择了她认为的“捷径”——给任课教师戴晖辉送钱“买考题”。

　　但陈静没想到，自己会触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4(1)(a)条中规定的“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被判即时入狱6个月及充公1万元贿款。

　　仅3个月，陈静就从高峰跌至低谷。除立即要开始服刑外，极有可能依惯例被学校开除学籍，人生也将被记入抹不去的污点。

　　内地学生：“理所当然”的行贿

　　法庭上，陈静的辩护律师表示，“被告因对香港的反贪污法例不熟悉才干犯本案”。

　　据戴晖辉表述，12月6日，他在办公室的信箱发现一个信封，内有1万港元现钞。稍后，他收到一封匿名电邮。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本月16日举行的期终考试试题和答案，送上1万元是为“感谢帮忙”。11日，戴晖辉又收到两封匿名电邮，催促他将试题及答案通过电邮传给她。

　　之后，戴按照廉政公署指示约她（后来证实是陈静）见面交易，陈静毫无防备地答应现身，并提醒戴带上一本空白的答题本供她抄答案。13日中午，陈静接过戴给她的试题、答案和答题簿，正在抄写第一道题答案时，被周围埋伏及假扮顾客的廉署人员拘捕。

　　先汇钱、再等着收货……从整个过程看，陈静是非常熟稔行贿的这套程序的。陈静2006年7月份刚毕业的华中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不愿谈起这个让他们“丢人”的学生。

　　多位城市大学教授表示，没有听说过有学生用钱贿赂教师，城大也没有这种风气，相信只是个别事件。但这一案件也对来港者熟悉和遵守香港的法律、社会规则带来警示。

　　香港教授：别无选择的举报

　　“有报纸说我处在是非漩涡中，实不知‘非’在何处。”戴晖辉说，“我只是在做一个法制社会公民应该做的事，我相信几乎每个香港教授都会这样做。”

　　戴晖辉出生于内地，1984年浙江大学力学系毕业后赴英国、加拿大留学，1995年进香港城市大学任教。

　　收到钱和匿名电邮后，戴晖辉与系主任商量，随后向校方高层汇报。高层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向廉署举报。

　　“我是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没有过一分钟犹豫。”戴晖辉说，“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

　　戴晖辉表示，除举报贿赂，他别无选择，即便师生之间也不会有私下处理的可能。“我到最后一刻才知行贿者是谁。”

　　他说，作为公民，举报犯罪是责任。作为老师，传道授业解惑是职责，却不能代替执法者私下处理一件犯罪行为，而私下处理在香港也是一件犯罪行为。

　　“纵容犯罪，会对法律制度造成极大破坏，结果是全社会受伤害。”戴晖辉说，他也不愿意看到学生入狱，但她已是成年人，应该为此行为负责。

　　■延伸阅读

　　内地和香港反腐有哪些不同

　　由此案引申，记者采访了前任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郭文纬、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副主任任建明。

　　内地：有最低涉案金额

　　香港：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

　　记者：有人认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量刑的思路差异还体现在：香港对贿赂问题“零度容忍”，而内地规定了“行贿10000，受贿5000”的最低涉案金额。

　　郭文纬：关于腐败的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度容忍”，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必须绳之以法。零度容忍几乎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对腐败全民共诛之。在初期，匿名举报占了60%到70%。如今实名举报的人已达75%，而且都自愿配合调查。

　　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其实贪污很少是直接送大钱，通常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过年过节送礼物，然后请吃海鲜，你去，请卡拉OK，你又去，慢慢就堕入贪污里。对于贪污数额很少的情况，香港的量刑比内地重得多，所以香港人一般不敢下水。

　　王绍光：六七十年代，内地有一个很好的词——“防微杜渐”，即便使用公家信纸，都会有问题。现在却不常用了，思路也变了，强调“抓大案要案”，但却陷入“越抓越大、永远抓不完”的怪圈。这一后果从80年代以来对“大案要案”的标准不断上升就可见一斑：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

　　内地：对贿赂处以重罚

　　香港：增大被抓的机会

　　记者：内地对贿赂的处罚不可谓不重，甚至受贿10万元以上就有可能被判死刑，为何效果却不如不用重典的香港？

　　郭文纬：死刑当然有一个阻吓的作用，人家说杀一儆百嘛。但杀一儆万可不可能呢？

　　经验证明，对贪官，阻吓作用不在于死刑，而在于他从高高在上变成阶下囚，他们的整个家庭要蒙羞。如果有一个机制让他所有贪污来的钱和所有的财产充公，让他们一无所有，这个作用已经足够。

　　任建明：内地是重刑事，轻民事和行政，而香港反之。其实，腐败犯罪主要是侵害财产，从利益角度让犯罪者得不偿失，效果更好，否则，刑事虽重，但经济利益上却一本万利，甚至“牺牲他一个，幸福几代人”。

　　内地：行贿者常被同情

　　香港：两者是犯罪共同体

　　记者：陈静作为“行贿”一方，甚至博取了某种同情。这也体现了两地对于“行贿”和“受贿”上的看法不同。

　　任建明：与香港行贿和受贿并重不同，内地一直是“轻行贿”而“重受贿”。受到法律严惩的通常是受贿者，而行贿者却少有受到严惩的。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常常寄希望于行贿者，过度体现了“坦白从宽”的原则。

　　对行贿者“宽宏大量”的深层次原因存在于社会文化意识之中。人们容易认为，与那些高高在上的贪官相比，行贿者往往处在被动情境中，被涂抹上了“弱者”色彩。在一个权力缺乏制度性约束的社会里，甚至将行贿理解为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会风尚，对行贿者的心理认同逐渐形成。

　　事实上，行贿者和受贿者是天然的犯罪共同体，行贿引发受贿，受贿又导致渎职犯罪，构成了一条衍生权力腐败的“犯罪链”。在行贿变得低成本、高收益之时，主动行贿越来越多，腐败链条越来越难以控制。

　　内地：情、理、法的社会

　　香港：法、理、情的社会

　　记者：这是香港高校“买考题”第一案。有人认为，此案发生在师生之间，老师应有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是否可以网开一面？

　　王绍光：类似的学生贿赂确实第一次听说。内地是个“情、理、法”的社会，香港虽然比西方学校更讲“情”，但也要遵循“法、理、情”社会的规则，涉及到这种贿赂事件，不会讲情。

　　任建明：内地讲“教书育人”，老师对学生做思想工作。但大学生一旦过了18岁成为公民，教化作用就很小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而且，老师也有可能管不好，在香港这样的法制社会，弄不好还会让自己离犯罪越来越近。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