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四大症候

　　★采写/《小康》记者 郭芳

　　在舆论的喧嚣中，2006被“炒作”为休闲元年。休闲比任何以往一年都更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一年，人们把休闲当作一件认真的事。休闲产业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国家旅游局

将2006年全国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乡村游”，其口号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 奢华旅游概念被提出，很快，有钱的中国人也可以太空游了……

　　但也在这一年，华为员工胡新宇和广州海珠区女工甘红英的“过劳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还是这一年，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差强人意，制约着休闲的发展，休闲领域的公平问题凸现出来……

　　正如学者王雅林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所说，这一年，中国人们的休闲意识在提高，休闲时间的占有量在增加，但休闲发展的趋势却变得复杂了。

　　症候一：休闲就是消费

　　“你的休闲方式选择受哪些因素的制约？”《小康》调查显示，将近50%的工薪阶层选择收入水平，超过80%的农民同样选择了收入水平。在他们看来，休闲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入水平，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将休闲与消费划上了等号，休闲就是消费。也因为无能力消费多元化的休闲方式，58.6%受访者的人对自己的休闲质量表示不满意或不太满意。

　　调查表明，休闲有被异化的趋势。大部分假日里，城市里的有钱阶级确实以消费、甚至是极端的消费记录下了他们的休闲。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报告显示，大陆每年的奢侈品市场规模约为20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额的12%。未来10年，大陆将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王国。法国的精品企业联盟“科尔贝委员会”更是提出，中国将在2011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在国际顶级奢侈品展上，有30万元一张的床，有999万元一台的跑车，还有8998万元一樽的木雕，60位“荣幸致极”的亿万富豪在一起吃了一顿人均消费4000元的晚宴……

　　拼命挣钱，然后尽情享乐，其实，这并没有因此而真正得到身心的放松和心灵的滋养。

　　休闲不能等同于消费，休闲产业化的社会，消费确实可以换来更多元化的休闲，但仅仅是消费买不到真正的休闲。相反，即使在不作任何消费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获得休闲的满足，比如享受午后的阳光、品味乡村田园的宁静、三五成群的户外交谈等等。

　　林语堂先生曾经如是说：“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正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

　　症候二：休闲贫富悬殊

　　在500位接受《小康》调查的企业家中，仅有13位表示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会较多地考虑价格因素，其他人则表示，一般情况下，价格因素不会影响他们对休闲方式的选择。

　　2006年11日，“国际奢华旅游展”在上海揭幕又闭幕。“奢华旅游”设置的最低门槛是两人一周至少花15万元人民币进行海外旅游，包括2张商务舱来回机票和7天每晚5000多人民币(500多欧元)的酒店。

　　活动的主办人胡润先生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已经有远远超过百万的人群有能力接受这样的豪华旅游计划。住最顶级的酒店，坐豪华的游艇，领略异国文化和风光，享受愉悦、开阔视野、得到启发，胡润认为这将是奢华游最大的收获。如果你足够富有，还可以考虑“奢华旅”推出的两种“太空旅游”项目，根据在太空停留时间不同分别收取2000万美金费用和20万美金费用。

　　在胡润先生看来，奢华旅游的概念在中国是肯定会被接受的，因为中国人愿意到国外游的趋势是很明确的，有100个人到国外去肯定有1、2个人会选择奢华游选择走高端。但热爱旅游的胡润先生自己不一定会选择奢华游，因为“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他说他没有选择奢华游的需求。

　　但在《小康》对农民的调查中，结果却恰好相反，98%的农民回答，在选择休闲方式时，首先会考虑价格因素。

　　农民和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在休闲上的支出极度贫困，休闲方式单调，基本的休闲场所休闲措施短缺。收入上的弱势群体，在商业休闲上必然也表现为弱势群体。

　　但不应该是公益休闲的弱势群体。

　　症候三：政府缺席公益休闲

　　在《小康》调查中，98%的农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休闲活动场所和设施等公共服务产品表示不满意，剩余的2%或者弃权，或者回答不好说。据统计，目前我国平均每46万人口才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全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仅为0.27册，大量县级公共图书馆几乎名存实亡。再如，公共体育设施的匮乏，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仅为0.65平方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4倍多，即使和巴西、印度等国家相比也处于落后地位。而且这些体育场地还畸形集中于城市，在基层农村地区，公共体育设施几近“一片空白”。

　　休闲首先是一个公益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商业问题，因此，政府应当发挥均衡商业休闲与非商业休闲的功能。

　　王雅林教授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表示，“我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一个向多数人提供公共用品的这么一种责任了。在休闲领域，普通公民的休闲问题是公共性很强的领域，但恰恰在这样一个公共性很强的领域，我们的政府逃避了责任。”事实上，在很多国家，政府为大多数普通人的休闲提供了免费的或低消费的公共设施。但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目的，却将本属于纯公益的休闲场所商业化了。

　　王教授举例说，哈尔滨的太阳岛本来是一个公益性休闲场所，现在却变成了高消费的赢利休闲场所，这样收入低的群体就无法享受太阳岛带来的休闲便利了。“过去，哈尔滨人一个家庭不管收入多少，一到周六自带食品到太阳岛上度过一天，本来这是哈尔滨人很好的一个传统休闲方式，但现在实行收费之后，而且收费标准提高之后，多数人就享受不到消费不起了。”王雅林认为，正因为在公共休闲问题上政府逃避了责任，甚至把公共用品商业化，变成少数人享受的场所，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休闲的不公平。

　　症候四：“三座大山”制约休闲

　　根据《小康》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受访者平均每年花在休闲上的支出在5000～2000元左右甚至更低，每年休闲上的支出占总收入的15%以下，所占比例很低。

　　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略有剩余者，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储蓄而非休闲消费。不是不愿意休闲而是因为害怕没有保障，企图以储蓄来预防将来的不测。人们必须要为自己的住房、医疗、教育买单，居高不下的房价、不可思义的医疗价格、昂贵的教育经费，使得住房、医疗、教育问题也因此成为新“三座大山”。

　　法国人在经济上并不是最富有的，但却是最休闲的，这与法国建立的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无关系。中国休闲与法国休闲的距离或许离得比地理上的距离还要遥远。但在未来，休闲将越来越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休闲是最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是人的一种权利，像法国人1936年规定在《带薪假期法》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