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

　　1950年5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实施。

　　对于刚刚崛起于战火之中的新中国来说，清理废墟，荡涤尘埃，百业待举。很多棘手的难题，等待着人民政府去解决 和处理。她何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拿出那么一部关系到五亿中国人民婚姻家庭生活的法律？

　　当时，起草这部《婚姻法》的都是些什么人？在起草这部法律的过程中，发生过什么故事吗？

　　两封来信

　　2001年8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称是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 ，具体内容如下：“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讲了17个小时，边讲边改，17个小时一气 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

　　而两个月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对上一封来信提出了异议。来信内容部分摘录如下：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作为原中央妇委委员、当时参与起草工作的成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起草过 程作出说明，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大约是在1948年秋冬，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和在该村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谈话， 布置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为建国后颁布法律做准备。当时，中央妇委副书记邓颖超同志和大部分妇委委员刚刚从农村开展土地 改革回来，深切了解农村青年男女迫切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党中央的想法与群众的愿望正相吻合，中央妇委的同志很乐意地 接受了这项任务。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央妇委拟定出了婚姻法初稿。大约1949年3月初稿即从西柏坡带进了新解放的北平。建国 后，邓颖超同志把初稿送交党中央。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修改后，由党中央转送中央人民政府。

　　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就是这样。当时王明是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他看过这个稿子是事实，但没有参与起草， 也没有参与讨论，送中央政府之前，有没有提意见，我不了解，但决不是他起草的。

　　罗琼

　　2001年10月22日

　　两封来信，对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仅就两篇文章来看，罗琼是亲自参与者 ，应该说更可信一些。

　　罗琼是原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我国老一代的妇女活动家。她在青年时代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来长 期从事妇女工作，几十年来为妇女解放事业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她进入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简称 中央妇委)，从此成了妇女解放运动决策层的一名成员。自1949年中国妇女“一大”开始，她就在全国妇联工作，并担任 重要职务，直至1989年以78岁高龄离休。罗琼的秘书告诉我，罗琼大姐是在病中写这封信的。为了慎重起见，此信在发 表前，全国妇联办公厅专门呈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后批复：罗琼同志的文章属实。

　　难忘西柏坡

　　当年婚姻法7人起草小组其他6位大姐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王汝琪都已经去世，唯有罗琼大 姐还健在。

　　经多方联系，2002年12月9日上午，年已九旬的罗琼大姐接受了我的采访。　　

　　老人说：“……有关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参与的几位大姐都走了，我要再不说，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就没了 。从这个角度讲，我也有这种责任。”

　　她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缓缓为我们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

　　1948年初秋，西柏坡——这个原先非常不起眼的小山村，当时却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革命的总指挥部。

　　罗琼是一年前，接到中组部的调令，从山东解放区来中央妇委工作的。

　　按照中央的部署，中央妇委委员们都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9月下旬，为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更进一步发动妇女群众为建立新中国贡献更大力量，同时又为妇女自身解放 创造根本条件，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刘少奇与王光美那时刚刚结婚不久，住在西柏坡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问了一些会议的情况后，刘少奇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 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 做些准备工作。”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那只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小册子，说：“ 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1931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的。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中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 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 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 、李培之、罗琼、王汝琪。

　　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对于这些妇女领袖来说，是一场新的考验：起草小组成员中，真正 学过法律的只有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王汝琪。但是，她们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长期做妇女工作，对于广大群众 特别是广大妇女渴望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感受极深。

　　她们派出工作组对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据调查材料表明，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已解放的农村中，婚姻 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占有很大比例。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女方作为原告 提出离婚的占58％～92％。

　　由于刚刚从土改第一线回来，大家相互提供了许多新的情况。

　　邓颖超说，土改在评定成分时，有些农村拿“破鞋”这顶帽子加在一些妇女的头上，或者拿“破鞋”作借口剥夺她们 应得的土地权，甚至把这作为打击妇女的口实，对妇女进行斗争。比如有一个不大的村子，就有80多个妇女被定为“破鞋” ，她们被剥夺了应得的权利，甚至连婚姻自由、选举权、被选举权都被剥夺了。

　　有些同志谈到，一些地方在土改中，以各种方式干涉群众婚姻自由，对提出离婚的妇女不准她们出村，强迫寡妇一律 要嫁给贫雇农光棍，甚至把地富妇女当成胜利果实分配。

　　还有关于军属的离婚问题，有些军属提出离婚，没有经得前方军人的同意，地方政府便批准离婚，影响了军心。

　　当时，起草小组主要的参考资料是刘少奇送的那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工农革命时 ，一直在关注着工农民众的婚姻问题。许多根据地在创建之初便提出了“解除封建婚姻”、“争取婚姻自由”的口号。

　　离婚能自由吗

　　中央妇委驻地在离西柏坡不远的东柏坡。这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七八个人紧挨着围坐在炕上，东柏坡的冬天很是寒冷，窗外寒风呼啸，屋里却讨论得热火朝天……

　　“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问罗琼大姐。

　　罗琼大姐说：“争论最大的是有关离婚自由问题，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9条规定：‘ 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新的婚姻法要不要写进去，大 家争论激烈；有的同志反对离婚自由，一种顾虑认为婚姻是人生大事，怕离婚太自由了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在农村，离婚 自由了，必定要触动到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必然将成为反对派；另外一种顾虑是当时形势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进城了 ，怕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有新爱，把农村的原配抛弃了。”

　　邓颖超作为一名妇女运动领袖，一直在关注着民众的婚姻问题。1930年，时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书记的邓颖 超，在《苏维埃区域的农妇工作》一文中指出：“尤其是当斗争起来以后，农妇中的婚姻问题，童养媳问题，成为普遍的严重 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又很少适当的解决办法，由此引起纠纷与一些农民的反对，是极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对于离婚问 题，她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在全国苏维埃婚姻法未产生以前，对于婚姻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原则的决定。最近的期间，可用 以下各点：一、离婚，必须经双方的同意；二、由一方提出离婚而对方不同意者，得提交苏维埃解决……”

　　结合长期的革命实践，这一次重新起草《婚姻法》，邓颖超态度鲜明，主张写上“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这一条。

　　罗琼大姐说：“当时无论在城市和农村，提出离婚要求的或解除订婚婚约的，主要是妇女。这是由于一部分妇女在家 庭中遭受非人生活，所逼迫出来的不得已的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方坚持离婚可以离婚’实际上是反映了绝大多数 受迫害的妇女的意愿，保护了她们的利益。”

　　由于当时中央妇委人手少，还要承担其他大量工作，《婚姻法》整个起草过程，断断续续，大约花了半年的时间。

　　《婚姻法》诞生

　　1949年3月23日，中央妇委随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一起进京。

　　《婚姻条例》草案，又经过一番修改，1950年1月21日，由中央妇委呈送党中央，并附邓颖超一封亲笔信。

　　中央立即将该婚姻条例草案分别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务院政 务委员会议，各有关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

　　一个星期后，法制委员会便向中央呈报了修改意见。

　　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公布。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王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的经过和起草的理由。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特约撰稿黄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