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留成：从农民孩子到CEO再到海南省委书记

　　卫留成曾调侃：“咱算啥？咱是乱葬岗上的山药，人参不是人参、树根不是树根。”贫苦的乡村少年成长为海南省省委书记，不变的是草根情怀和平民意识。

　　★采写/《小康》见习记者 陶勇

　　少年逆境奋发

　　1949年，迫于生计的母亲怀着身孕带着卫留成和姐姐离开了河南省上蔡县县城南片的家，投奔姥姥，来到河南省泌阳县羊册镇古城村落户。后来母亲与人称“一把刀子”(理发手艺好)的该村一位王姓的剃头匠结婚。

　　卫留成在古城的新家也很穷，父亲挑一个剃头挑子，在街上给人理发，一次收五分钱，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而父亲喜欢喝酒，有时一天挣的钱还不够喝酒。因此，家里经济依然困难。因为是外来户，他还常常受其他孩子的欺负。

　　尽管生活很艰苦，但这没有阻挡卫留成学习上的勤奋和刻苦。在村小学时，即使天阴下雨其他学生不上学他也坚持上学。他的表现赢得老师周敬民的喜欢，在遇到刮风和下雨时，老师亲自接送他上下学。

　　1960年在阳台上初中时，离家有4公里，卫留成住在学校，周末不回家，坚持在校学习补课。父亲和姐姐轮换给他送红薯、地瓜干，但其间由于粮食的匮乏，他曾多次被饿晕。“他初中高中都是学生会主席，我不如他。”同学孙富生谈到卫早年的艰辛与发奋时说，“他把人家抽剩的香烟盒拆开积攒成一迭后用针线缝上，当笔记本用。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他吃的是红薯粉煮的稀饭，两个班90多名学生，因饥饿只剩10多人坚持学习，其中就有他。后来，他是全校1962年考上泌阳县高中的仅有的5个人之一。”

　　那时，县城离古城村70华里，长途汽车票是六毛五分钱，相当于学校一周的菜钱。因此，汽车无论如何是坐不起的。卫留成每月仅回一次家。由于是农村户口，没有商品粮供应，他常常要挑几十斤的粮食回校，一大早走直到天快黑才到。在遥远艰辛的路途中，他渴盼能够搭上沿途顺路的马车歇歇脚，但是即使“喊了一箩筐赶车的大伯”，人家都不一定捎带他。姐姐去县城给他送吃的也是靠双腿长途跋涉。一次，姐姐带着一袋地瓜干搭汽车给他送去，半道却被司机赶下车，最后姐姐一路哭着走到县城。

　　卫的几位高中同学都称卫富有包容心。一次他们外出，想搭乘马车，就请车夫吃西瓜，可车夫吃完就驱车而去，扔下他们不管；这时，众人气得直骂，惟独他不吭声。高考时，泌阳县不设考区，他们要去唐河县考区考试。搭乘马车途中，刘德法带的墨水瓶漏水，把卫留成的新白布褂子染黑了，这在当时是很不“吉利”的事情，可他却毫不介意地说没事。

　　患难爱情

　　1965年，卫留成考上大学，但其父希望他留在农村干活挣工分。这时，母亲与父亲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不管卫留成是你亲生的还是养的，你都是父亲，这是他的前途，你决定吧！”

　　继父终于决定让卫留成赶赴京城深造，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只47斤的半大猪卖掉，获款27元。随后，继父对他说，“我只有这么多钱了，你都拿去。”

　　上大学后，卫留成每月获得18.5元助学金(按家庭经济情况，最高19.5元)，生活费是够了，但零花钱却没有。在北京他不敢逛街，周末总是借故婉拒同学邀请。

　　1966年，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发生，在那个几乎整个民族都发狂的时代，卫留成却淡然面对。曾当过他们一年班主任的洪有秘老师回忆说：“他是团总支书记，很早就入党了，但‘文革’期间对派性活动不积极，虽然那时经常开会，可他一般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并且那时就注重学英语，用毛主席著作英文版来学习。”

　　同学徐麦红——来自西子湖畔的姑娘，父亲是中学校长，母亲是中学老师，心地十分善良，慢慢看出卫留成不去游玩的原因，便主动关心他。为缓解他经济上的拮据，每月“赞助”他5元钱零花——当然，首先是卫留成逆境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打动了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杭州美女，于是，两人的关系便渐渐友好亲近起来。

　　大学期间，卫留成亲生父亲去世了，他在赶回老家前，写了张有老家地址的字条夹在一本杂志里给徐麦红：“我生父去世了，我要回家奔丧。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确定了，就来我家见我父母。”他想，如果人家不愿意，等工作后就把每月给的5元钱还给她。

　　没想到，徐麦红却前脚赶后脚地赶到河南省泌阳县，当时，县城到老家古城村没有长途车了。徐麦红居然步行70华里赶到古城村。后来，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古城老家。

　　1996年，即将晋升省部级官员的卫留成在中央党校学习，妻子徐麦红却因患癌症住院，而且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家里。那期间，卫留成一有时间就守候在妻子床前。

　　郝月凤见证了这一对夫妻自始至终的恋爱、婚姻过程。她说，“两人关系不一般，感情特别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