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下的城管何去何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少地方，城管队员与小商贩一直玩着“猫捉耗子”的游戏。让这些小商贩冷不丁地接受城管队员温情的敬礼，一时之间习惯不了，再正常不过。

　　有人说，成都城管部门的“先敬礼后执法”是在作秀。笔者并不怀疑这一做法的良好动机，放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中看，城管部门的这种积极转变与探索，可以说是面对城管治理困境的一种自我突围式的“穷则思变”。

　　一段时间来，不少地方的城管部门在力求一种突破和转变。像成都城管“先敬礼后执法”的做法，走的是温情的人性化路子；北京配备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等装备，走的是强硬执法之路；上海浦东将水务、房地产、城市规划等原来多部门的执法权统一交由城管行使，走的是城管执法权“扩容”之路；海口市将九大行政处罚权交给城管，走的则是集中行使处罚权的路子。

　　然而，就在各地城管部门忙于突破与转变之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就是，一些城管部门本身的执法权面临着合法性的质疑，有的执法机构没有法律法规给出的“准生证”。因而，有的城管队员公然叫嚣：我就是土匪。而在高压管理之下，一些小商贩则把城管人员当成了“敌人”。北京城管人员李志强被无照商贩刺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无论是温情还是强硬，无论是“扩容”还是扩权，笔者认为，都不是虚情和作秀，都是想改变目前城管执法困境的积极尝试。但是，如果城管本身存在的执法合法性这一先天缺陷不解决，种种尝试和努力都可能显得力不从心，也难以达到良好的公共治理初衷与目标。

　　因此，在法治社会的语境之下，如果不厘清城管的身份以及执法权问题，如果不能给广大的小商贩合适的经营场所，不能解决底层群体最基本的生存问题，那么，无论城管部门自身多么努力，城管困境的突破都会很难。即便是诚意十足的敬礼，也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好心没好报”。

　　法治社会下的城管该何去何从，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