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劝降”还是“告密”？

　　当面对一个有倾诉欲望的在逃犯嫌，倾听者该不该报告警方？对待“信任”，是否应该有底线？

　　2006年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道德观察》记者王东红历时3天，劝说潜逃两年半的嫌疑人姜振东投案自首。

　　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把此举说成是“背叛和出卖”。王东红很委屈，认为自己已经做到法律与道德完美结合；警方很生气，认为徐友渔是在散布消极言论；徐友渔则告诉记者，他的评论已经很客气了。

　　新闻事件

　　40小时女记者“劝降”通缉犯

　　从2006年12月18日晚上8点她接到姜振东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起，到12月20日中午12点姜振东向警方自首，王东红，这个30岁的女记者经历了既平静又紧张的40个小时。“平静是因为他很信任我，紧张是因为怕他不信任我。”王东红说。

　　在电话里，王东红知道了姜振东在两年半前把70万元的货款用于赌博，当天晚上输掉了57万元。姜振东卷着剩下的13万元选择了逃跑，现在在天津一个小房子里躲着，父亲病重，想回家。当天晚上，王东红把这件事向制片人作了汇报，得到的指示是“继续跟进”。

　　第二天一早，王东红又接到姜振东的电话，姜提出要王东红陪着一起去自首。王东红与唐山警方取得了联系。下午4点多，姜振东却突然又给王东红打电话，说自首的事想和家人商量商量。12月20日早上7点半，在梅地亚大厦，王东红和摄像师见到了姜振东和他的妈妈、舅舅等5个亲属。按照之前的策划，王东红带着姜振东和家人来到栏目组在14层的会议室。而这时，从唐山赶来的警方也到了，被带到15层。

　　“毕竟姜振东并没有特别明确要自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一个明知有罪的人堂而皇之地放走，所以警方还是要通知的。”编导付彦军说。

　　中午12点，姜振东终于决定向警方自首。王东红说她要和唐山警方联系一下。这时，姜振东的母亲往门外探了个头，突然看到了警察。“她马上就软在地上了。我们跟姜说，你是不是现在就要自首，警察就在旁边。”王东红说。

　　等姜振东的母亲情绪稳定后，栏目组通知了警方。警方将姜带往了唐山。

　　交锋·反方

　　社科专家：这就是“告密文化”

　　徐友渔在评论文章中提到，是根据看到的报道而作的“合理推断”。记者补充了一些之前的报道所没有涉及的细节后，徐友渔仍然坚持认为，记者的“告密”，会破坏在逃人员对社会的信任。记者应继续劝说逃犯主动去自首而不是先通知警方。

　　记者：记者若是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逃犯，也不应该通知警方？

　　徐：要注意，这个逃犯并不是记者自己发现的，而是逃犯自己告诉他的。当一个人把他最大的秘密告诉我的时候，我应该是非常非常感动，这种“信任”应该极大的珍惜。哪怕自己将来会因此获罪，也在所不惜。如果姜振东是个杀人犯，那我支持记者这样做。但他是经济犯罪，难道就一定要这么着急通知警方？我觉得也应该考虑对社会的危害性大小而定。

　　记者：您觉得这位记者应该怎么做？

　　徐：她不应该向单位领导汇报，更不应该通知警方。我认为她应该寻找一些有能力帮她出主意的私人朋友的帮助。至少，她要感到告诉领导和警方是痛苦的，是不道德的。

　　记者：但这位记者是在值班时间接到的打到栏目组的电话，并不是私人电话，也不应该通知领导和警方吗？

　　徐：(沉默片刻)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就算她是在工作，但她并不是机器的零件，首先她是个人，还是应该听从道德的声音。也许我的观点很极端，但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这样做会使很多潜在的逃犯，本来有倾诉的欲望和可能，现在会觉得担心被告发，只好选择继续潜逃。

　　记者：那么您觉得是否应当有一个社会上都认可的规定，来规范这种倾诉？比如说如果倾诉内容涉及犯罪，倾听者必须报告警方？如果这成为类似“米兰达规则”(“你有权保持沉默”)这样的公开守则，是不是这种担心会少？

　　徐：你说的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我觉得，不需要。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难道这个记者脑海中没有一个规则吗？有的，就是我们中国存在已久的“告密文化”。但是这是错的。我觉得，只要凭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基本的道德常识，就可以作出正确的选择，那就是珍惜对方的信任，替对方保密。

　　交锋·正方

　　当事记者：我和他相互信任

　　王东红说，她是姜振东自首情节的证人，因此也跟着一道去唐山做笔录。她和姜振东面对面坐在警车里。

　　“我们一直在聊一些私事。路上很颠簸，我就说你也累了，不然你就靠在那睡会儿，他靠在椅背上睡了，我一会儿也睡着了。其实我们见面不到12个小时，能够睡着，说明我们互相都是非常信任的。我陪他一起去，除了因为我需要去做笔录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在他刚刚自首之后就离开他。给他心理上一个过渡期，让他顺利地进入改造。”

　　疑犯舅舅：我外甥没有被记者骗

　　由于姜振东目前处于刑事拘留阶段，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找到了姜振东的舅舅。在陪同前往的家人眼中，记者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人，他们也毫不吝啬地把信任给了记者。

　　姜振东的舅舅说，当天晚上，他听说姜振东打电话来了，说他在天津，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约好了，第二天要去自首。“我当时可高兴坏了，真的。你说，这么久了，他一直在外面，是死是活谁知道？他毕竟是犯了错的，该坐牢怎么都逃不掉，还不如自首，在牢里也总是能见到一眼。半年前我还和我姐(姜振东的母亲)找过警察，说如果姜振东回来，骗也要把他骗来自首。”

　　“被记者骗？没有啊，我们去之前就知道姜振东是去自首的，东红人也很好，还给姜振东买了一大包日用品。”

　　唐山警方：难道要放走通缉犯！

　　对徐友渔的观点，唐山市古冶区公安分局法制科科长肖元生非常生气。“我最烦的就是这些所谓专家，他们总想说出点怪话来引起大家的注意！”肖元生说。

　　肖元生反复提醒，姜振东涉案金额巨大，是警方已经在网上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不是可抓可不抓的人。

　　“我不管什么哲学什么法律，我是办事的，就只有自己朴素的爱憎。我只知道看到通缉犯就要立刻上报警方！”肖元生说。

　　肖元生拒绝上网看徐友渔的评论文章，他觉得这种质疑毫无道理。“我想问问他首先是什么立场？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立场？还是一个很消极的立场？照他的说法，看到大街上有人犯罪，比如说偷东西，也不能报告警方，我相信这位专家一定会袖手旁观，但他还让别人也一起袖手旁观，太可恶。”肖元生说。据青年周末陈万颖